據2001年環境監測數據，全國每天約有1億噸污水直接排入水體。全國七大水系中一半以上河段水質受到污染。35個重點湖泊中，有17個被嚴重污染，全國的水體不適于灌溉。90%以上的城市水域污染嚴重，50%以上城鎮的水源不符合飲用水標準，40%的水源已不能飲用，南方城市總缺水量的60%-70%是由于水源污染造成的。

　　2005年，中國地質調查局《中國地下水資源與環境調查成果報告》顯示，全國185個城市的253個主要地下水開采地段中，污染趨勢加重的占25%,污染趨勢減輕的占18%,保持基本穩定的占。淮河流域淺層地下水面狀污染有所加重，有毒有機污染物在地下水中有一定程度地檢出。

　　迄今這種情況并沒有根本好轉。據環保部《2009年全國水環境質量狀況》的報告，全國203條河流408個地表水國控監測斷面中，Ⅰ-Ⅲ類、Ⅳ-Ⅴ類和劣Ⅴ類水質的斷面比例分別為57.3%、和18.4%。松花江、淮河為輕度污染，黃河、遼河為中度污染，主要污染指標為高錳酸鹽指數和氨氮等。

　　現實中，高污染換來高發展甚至沒能換來高發展的事例并不鮮見。記者了解到，目前我國很多固定資產投資項目論證中節水內容偏少，一些地區不考慮水資源的承載能力，盲目、肆意發展，造成了當下有河皆干、有水皆污的惡果。

　　美國專家桑得拉·潑斯特在他的著作《最后的綠洲》里說：運用今天的技術和方法，農業可以減少10%至50%的需水，工業可以減少40%至90%的需水，城市可以減少1/3用水，這些都可以毫不影響經濟發展和生活質量。

　　但這一說法在中國并沒有成為現實。對大多數公民和企業來說，如果沒有切身體會到“水”疼痛，也許水危機總是顯得遙遠。一個小例子是，據統計，僅北京市一年的洗車耗水量，就相當于一個多昆明湖或6個北海的蓄水量。

　　多年來，在政府的大力宣傳下，中國民間對水的保護和節約意識已初步上位，但從意識落實到具體行動，尚有較大差距。

　　通常，人們只會在“世界水日”和“世界用水周”這種特殊的日子才會重點關注一下水問題。

　　而在以色列，節水被普遍認為是富國之道；在韓國，愛水可以和愛國劃等號；在新加坡，有定期的全國停水一到兩天的“水危機”演習；在日本，“六一”兒童節同時被定為“節水日”……

    政府將水資源問題提到新高度

處理廠

 　　水質問題關系國計民生。毋庸諱言，水危機已成為中國可持續發展最大的敵人。

　　“從現在的發展趨勢來看，我們的還要增加，每年還要7%，有的地方，11%的速度增長……那么我們的水系，幾條大江，大河，還要接受新發展的污染，老污染沒有去掉，新污染已經來了。所以我認為沒有三十年到五十年，這個水資源全部改善是不可能的，整個水的情況看起來還不是太樂觀。”清華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系教授王占生認為。

　　值得關注的是，“十二五”規劃中，水資源問題再次被提到了頗高的位置。

　　2011 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提出，“實行最嚴格的水資源管理制度”。

　　而對于水污染和環境惡化，2000年至今的十余年間，從留有余地到開誠布公，中國官方高層的說法也在悄然發生變化。

　　2000年，中國環境公報顯示，“環境污染惡化趨勢得到基本控制”。

　　2005年，溫家寶總理提出，“讓人們喝上干凈的水，呼吸更多的新鮮空氣，有更好的生活和工作環境”。

　　2009 年，環保部的一位副部長老調重彈，“中國環境污染惡化趨勢得到了基本的控制”。

　　2010年兩會上，官方的說法再次改變：“局部得到控制，整體的環境還在惡化”。

　　“10年前的2000年，就說‘環境污染惡化趨勢得到基本控制’，到了年的時候，還是說中國環境污染惡化趨勢得到了基本的控制。2000年到2009年十年時間了還在控制？”在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環境與健康所水質安全監測室主任鄂學禮看來，這是當時留有余地的一種說法。

　　他分析，2005年總理說的“讓人們喝上干凈的水”那句話，表達了中國政府改善民生的決心——大多人理解政府是好政府，要為人民辦實事。但西方媒體的理解是反的，他們理解現在中國人喝的水不干凈，空氣不新鮮，工作環境和生活環境不好。“我們覺得這里面也有這層含義，否則就不需要再改善了。”

　　不過，對于2010年兩會上的提法，他持肯定的態度。“去年兩會上提的是‘局部得到控制，整體的環境還在惡化’，我覺得這個是比較客觀的，”鄂學禮表示，“這是政府在不斷地改善自己的工作作風，說出了實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