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民族創造力和凝聚力的重要源泉，傳遞著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已經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日益增強，文化貿易已經成為新的貿易增長點，尤其是在“一帶一路”倡議下，文化貿易的重要性不斷凸顯，在“民心相通”的建設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中國與東盟已步入“鉆石十年”的合作，與東盟國家的文化貿易往來，不僅能夠給我國帶來經濟利益，更能夠提升我國的國際影響力和號召力。

一、帶動中國與東盟貿易結構升級，助推中國外貿高質量發展

中國與東盟走過“黃金十年”，已經邁進“鉆石十年”發展階段。2013年10月，在文萊舉行的第16次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上提出中國—東盟“2+7合作框架”�！�2”指兩點政治共識，即深化戰略互信，

拓展睦鄰友好；聚焦經濟發展，擴大互利共贏。“7”指政治、經貿、互聯互通、金融、海上、安全、人文等七個重點合作領域。C同年12月召開的第27屆東盟峰會上通過《東盟經濟共同體藍圖2025》，更是成為促進中國—東盟經貿合作邁進“鉆石十年”的愿景規劃。雙方經貿合作還進一步機制化，形成了如亞太經合組織（APEC）等諸多合作機制。雙方貿易總額呈現逐年攀升的態勢，數據顯示，中國和東盟的雙邊貿易額從2010年的2928億美元增長至2019年的6415億美元。疫情持續沖擊，世界經濟復蘇前景黯淡，外部貿易需求大幅萎縮，中國和東盟克服疫情影響，經貿合作逆勢增長。2020年，東盟歷史性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形成了中國與東盟互為頭號貿易伙伴的發展格局。

然而，在中國東盟貿易量強勢增長，合作領域不斷擴大的態勢下，中國與東盟貿易格局出現新的特點，主要體現在：一是中國—東盟貿易商品結構競爭型趨勢有所強化。例如，近年來，隨著中國土地成本上漲，勞動力“紅利”逐步消失，勞動密集型產業逐步向東南亞各國轉移，如印尼、越南等。受產品附加值低、人力成本上升的影響，中國已不再具有明顯優勢，在機電產品、化工產品等領域，雙方的競爭格局加劇。二是中國—東盟國別結構呈現不均衡的態勢。受東盟內部經濟發展差異的影響，中國與東盟的貿易國別結構呈不均衡的態勢。從商品貿易來看，中國與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尼貿易往來頻繁，幾乎占到了貿易總額的八成左右�！耙粠б宦贰背�議實施以來，中國與越南、緬甸、文萊等國的貿易額呈現快速上升的態勢，中國與新加坡、印尼等國的貿易量依舊較大，不均衡態勢有所改變，但依然存在。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簽署，為未來中國—東盟經貿合作帶來更大更多機遇。雙方經貿關系勢必會進入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因此，在未來如何進一步降低雙方重要貿易商品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性，增強在雙邊市場上的互補性，不斷開發市場潛力，提高合作水平，已經成為中國與東盟各國亟須解決的問題。

推動中國外貿高質量發展是推動中國由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轉變的時代命題中最為核心的問題，是“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下推動國際大循環的客觀要求，也是驅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力量。推動外貿高質量發展的基本要求之一是構建更加優化的外貿發展結構。構建更加優化的外貿結構，需要從三方面入手：一是貿易方式持續優化。關鍵路徑是降低收益率較低的加工貿易比重，提高收益率較高的一般貿易比重，以此實現貿易方式結構的不斷優化。二是進出口商品結構的優化。商品結構是外貿發展結構的基本構造，推動外貿高質量發展要實現進出口商品持續向著高端產品升級優化，以高附加值、高技術含量、高收益產品的進出口為貿易的主要增長點，從貿易的基本構成元素上實現質量提升，帶動貿易收益和貿易條件持續改善。三是產業結構的優化。產業是貿易之源，是貿易的基礎。中國貿易結構失衡的一個主要表現是服務貿易占比較低、結構不合理。服務貿易是貿易強國建設的關鍵與核心，日益成為貿易強國的本質特征與核心衡量指標。中國外貿高質量發展，需要建成“貨物貿易強國”和“服務貿易強國”，成為驅動中國外貿在全球市場中強勢發展的雙引擎。

推動中國與東盟文化貿易高質量發展，可以通過提升文化產品出口的技術含量，提升中國與東盟文化貿易地位和份額，優化中國國內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出口省區市分布，優化中國與東盟文化貿易結構。此外，通過推動對外文化貿易與大數據、互聯網深度融合，創新對外文化貿易模式，進一步拓展中國與東盟文化貿易的實體空間和虛擬空間，整合線上、線下文化貿易，發揮文化制造業比較優勢，實現中國與東盟文化貿易中傳統文化行業和新興文化行業均衡發展，推動新興文化行業實現快速發展。因此，推動中國與東盟文化貿易高質量發展，有助于中國轉變外貿增長方式，推動中國外貿高質量發展。

二、促進中國與東盟區域經濟增長

實現中國與東盟文化貿易高質量發展，可以成為推動區域經濟增長新引擎。美國是當今世界文化服務貿易最發達的國家，其發展模式代表了國際文化服務貿易發展的潮流和趨向，美國的文化產業發展非常成熟，其每年的文化產業增加值超過國內GDP25%，超越了美國的汽車、航空業，是美國的支柱性產業。美國文化貿易總額增長發展迅猛，占全美國的總貿易出口額的15％，僅次于美國航空、能源相關的貿易額度，而且每年的增長率也都超過了美國經濟的增長率。中國也高度重視發展對外文化貿易，目前對外文化貿易已成為中國經濟新增長點。因為中國經濟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伴隨著互聯網經濟時代的到來，文化貿易具有資源能耗低、高附加值和高回報率的特點，文化貿易可以作為中國貿易總額增長的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因素�？梢酝ㄟ^提高文化產品的科技含量，以低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為宗旨，推動文化貿易的可持續發展，推動經濟增長。文化貿易發展主要依賴的是文化創意等知識資源，而非海洋、礦產、森林等自然資源。創意的投入為文化產品帶來了較高的附加值和直接收益，直接收益衍生品收入要高很多。例如，美國電影總收益的20%來自影片銷售，而80%來自電影后續開發，如旅游、玩具、主題公園等。在中國深度參與經濟全球化和持續推進貿易自由化的背景下，2019年中國對外文化貿易增長態勢平穩，文化貿易商品結構逐步優化，文化服務質量和國際競爭力不斷提升，為未來中國文化更好地“走出去”和對外文化貿易持續發展提供了重要基礎。然而，中國對外文化貿易在進出口結構、區域和國別等方面發展不均衡。具體體現在中國對外文化貿易主要集中在發達國家和地區，排名前十位的主要出口國家和地區分別為美國、中國香港、英國、荷蘭、日本、德國、加拿大、印度、新加坡和澳大利亞。這些國家和地區占中國對外文化貿易出口總額的66.22%，美國為中國最主要的文化貿易出口對象國。同時，排名前十位的主要進口對象國和地區分別為德國、日本、越南、美國、意大利、法國、瑞士、新加坡、中國臺灣和英國，中國從這些國家和地區進口的文化商品占中國文化商品進口總額的比重為61.77%，其中德國是中國對外文化貿易進口的主要對象國。越南和新加坡占據著中國主要進出口國家前列，中國對東盟文化貿易出口增長高于別的地區。因此，中國與東盟文化貿易發展潛力巨大。推動中國與東盟文化貿易高質量發展，將會對中國與東盟區域增長發揮重要作用，不僅為中國和東盟國家的創新經濟貢獻新的理念，而且還會對中國與東盟國家的就業和國內生產總值增長提供重要助推力。

推動中國與東盟文化貿易高質量發展，可以極大地促進中國與東盟國家相關文化產業蓬勃發展。1943年，美國社會心理學家馬斯洛提出了著名的需求層次理論。需求層次理論把人的需要劃分為五個層次：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社會的需要（友愛和歸屬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實現的需要。E關于文化貿易的需求可以用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來分析，在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經濟生活互聯網化的同時，人們滿足基本生存與安全的需求之后，轉為追求更高層次的精神需求，這使得人們在貨物和服務的選擇當中，對于個性化、情感化的體驗要求越來越多，所以不管是傳統的貿易產品還是現階段的新興的智能化貿易產品都會有更多的文化因素融入。在美國發展文化貿易的過程中，隨著國際市場的不斷擴大和貿易量的劇增，國內文化生產的社會化程度和生產效率不斷提高，各種文化生產要素不斷優化組合，從而帶動了美國文化產業結構不斷地提升，產量不斷地擴大。依托國際市場的價值規律、供求規律和競爭規律，其文化產業在不斷的優化中逐步邁入成熟和可持續發展的軌道。以美國電影的音像出版及影視出版成為美國主要的出口行業的百年發展歷史為例，文化貿易帶動相關產業效果明顯。此外，文化貿易與文化產業的發展均可以產生巨大的溢出效應，從而整體提升一國的對外競爭力和培育競爭新優勢。一方面，文化貿易和文化產業的發展能夠直接或間接地為其他行業帶來文化創意與設計理念，從而提升其他相關行業的附加值。另一方面，各行業的產品可以通過文化產品的宣傳與品牌來拓展全球市場空間。中國之所以成為全球工廠，得益于中國具備豐富的人力資源和較強的文化基礎，發展文化貿易有先天優勢，因此，推動中國與東盟文化貿易高質量發展，不僅能優化中國國內其他相關產品的貿易結構，尤其是中國自主設計的相關文化產品，通過文化的滲透，廣泛傳播到東盟國家，能夠帶動中國與東盟相關文化產業鏈的發展。

推動中國與東盟文化貿易高質量發展，可以延長文化產業價值鏈，以優勢產業帶動相對弱勢產業的互動發展，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增強文化產業的整體實力，通過出臺的支持性政策，鼓勵國內中小文化企業依據各自優勢，主動嵌入中國與東盟文化產業價值鏈，擴大中小企業與東盟市場的積極交流，提升中小文化企業的自主創新程度。

三、增強中華文化軟實力，提升中國的國際形象

“軟實力”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提出，它主要指一國文化與意識形態的吸引力，是通過吸引而非強制的方式達到期望的結果的能力。A它通過讓他人信服地追隨你，或讓他人遵循某種將會促其采取你所期望的行為的規范和制度來發揮作用。在約瑟夫·奈看來，軟實力包括三個來源：文化、政治觀念以及外交政策。軟實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信息的說服力。如果一個國家可以使它的立場在其他國家眼里具有吸引力，或者一個國家強化那種鼓勵其他國家以尋求共存的方式來界定它們的利益的國際制度，那么它就無須擴展那些傳統的經濟實力或軍事實力。軟實力是一種吸引力，是吸引別的國家不自覺地產生對本國認同的實力，相比硬實力，軟實力不會引起他國的猜疑與擔心，并能為一個國家的發展創造良好的國際輿論環境。當今世界，全球各國展開的競爭，更重視圍繞對文化資源占有、創造與傳播能力等軟實力的競爭。冷戰結束后，各國更加認識到軟實力在國家實力中的重要性，并注重從軟實力的角度去制定國家發展戰略。

文化軟實力是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軟實力是一個國家的文化體現出來的凝聚力、吸引力、影響力。文化在國家內部形成的民族凝聚力和對世界他國形成的吸引力，構成了國家的文化軟實力。它提升了國家的綜合實力和國際競爭力。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國家文化軟實力建設。2016年12月，習近平主持召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三十次會議指出，軟力量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助推器。要加強總體謀劃和統籌協調，堅持陸海統籌、內外統籌、政企統籌，加強理論研究和話語體系建設，推進輿論宣傳和輿論引導工作，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有力理論支撐、輿論支持、文化條件。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社會文明程度達到新的高度，國家文化軟實力顯著增強，中華文化影響更加廣泛深入”是一個重要指標。中華文明歷史悠久、源遠流長，56個民族構成多樣性的文化基礎；14億人口，創造光輝燦爛的文明寶庫。如此豐富的文化資源，有助于推動文化貿易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能夠在全世界宣傳中國的文化生活及社會理念，樹立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形象，讓更多國家的人民對中國道路、中國智慧產生更多的理解與認同。

中國在崛起的同時，應該以文明型國家姿態與當代其他文明平等對話，各美其美，和而不同，幫助實現“一帶一路”倡議中的民心相通。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勇于面向世界，盡快形成與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國際地位相鞏固的文化軟實力。文化貿易的特點是，它將市場化作為導向，是國外民眾內在文化需求的結果，更容易被認同和接納，通過“潤物細無聲”的方式向外傳播國家的文化價值理念，達到提高文化影響力的效果。因此，推動中國與東盟文化貿易高質量發展，將中華文化更多傳播到東盟國家，要以自身擁有的豐富的文化資源為基礎，使中國文化貿易在全球文化產業中占據更多主動和優勢。

四、助推國家實施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持續蔓延，加速國際秩序百年大變局，中美兩大國全方位的戰略性博弈加劇，中國發展的內外部條件出現深刻變化，國際外循環受限受阻，外部環境倒逼中國加快構建“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戰略的提出，成為今后中長期內中國新一輪更高層次改革開放的戰略規劃。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是以開放促進改革，今后中長期內的中國經濟發展的核心動力是“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即以國內大循環帶動國際外循環，以內部市場經濟高質量發展為高水平對外開放創造前提條件，使中國市場更具吸引力，也應以國際外循環的高水平發展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邁向更高水平。

“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意味著中國需要在國際環境面臨諸多風險和不確定性的背景下進行技術調整、改革，實施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因為只有通過實施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方能在新的國際形勢下真正發揮出內外循環“相互促進”的效果。實施高水平的對外開放，需要在規則、體制和制度安排上以改革為中心，主要努力方向是與更有市場經濟規則的高水平接軌。推動中國與東盟文化貿易高質量發展，有助于提高國家文化開放水平，提升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主要體現在：一是重視對東盟國家進口貿易，通過釋放國內巨大的文化市場消費潛力吸引東盟國家優質文化資源，提高國內文化產品和服務的多元化水平，滿足國內民眾旺盛的文化需求，通過引進東盟的文化資源倒逼國內企業提升產品和服務質量；二是通過努力開拓東盟市場，中國文化企業進入東盟國家市場前要深入調研，以市場為導向，加深對象國民眾對中國文化的了解和認識，培育對中國文化產品和服務的消費需求，因地制宜實施差異化海外營銷策略，形成更加合理的多層次貿易格局；三是發揮好中國（北京）自由貿易試驗區牽引集成作用，主要是因為中國（北京）自貿試驗區開放程度高、改革自主權大、牽引集成功能強，這可以成為充分釋放中國文化貿易開放潛力、培育中國與東盟文化貿易開放合作新優勢的抓手。在“引進來”時要注重質量，充分發揮外資的技術、人才和知識溢出效應，高質量發展優勢產業，滿足高品質文化消費需求。在“走出去”方面，采取并購東盟企業或在東盟國家新建研發中心，接近國際文化創新前沿，注重推動創新驅動發展，強化知識產權運用保護，促進國內文化企業自主創新，提升自身在價值鏈中的位置。

作者：楊耀源，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專業博士，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政黨外交學院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