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萬里行機動暗訪組記者王黎明

　　圖／中國質量報記者高伯海

　　打工第七日致殘

　　“啊!”隨著一聲慘叫，于浩的左臂被卷進了機器里。待他明白過來，左臂已經從他身上消失。“我的胳膊呢?”面對兒子的哭鬧聲，一直守在病床前的父親于成國強忍淚水：“孩子，沒事。”

　　因為學習成績差，念到初二，不到15歲的干浩再也不愿意去學校了。遭到父親于成國的一頓打后，于浩再也沒走進校門。

　　由于擔心孩子在家里學壞，于成國想給兒子找個有熟人看管著的地方打工。2005年春節前，于成國的弟弟于成剛從北京打工回來，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弟弟。于成剛隨即找到了他所在工廠——北京偉利佳化纖棉有限公司的負責人張振銀，他倆不但同在一個工廠，而且還是老鄉，于成剛所在的天津薊縣東塔莊鎮北王莊與張振銀所在的張莊只有3里地之隔。

　　張振銀很痛快答應了于成剛的請求，答應帶于浩去廠里上班。

　　2005年2月17日，張振銀、于成剛、于浩和張勤四人一同來到北京偉利佳化纖棉公司。當天下午，張振銀對于浩進行簡單的交代后，于浩就開始了工作。于浩對于張振銀當時的交代還記憶猶新：“他讓我在一個本上寫上姓名和住址，然后交代了句‘干活時要注意點安全’。”張振銀告訴干浩，在試用期3個月期間，月工資400元，對于正式工資，試用期過后再講。

　　此后6天，于浩與其他工友一起一直干些雜活，直至2月23日正式上班。這天，于浩被分到生產車間，負責往機器里送原料。剛走出校門的于浩對于新的環境和生活既陌生又興奮，干起活來格外賣力。可他哪里知道，厄運馬上就要降臨到他頭上。

　　對于1990年9月28日出生，不足15歲的于浩來說，上午半天的體力勞動，讓他有

　　些吃不消。當他拖著疲憊的身體下午又出現在車間后不久，厄運降臨了。在往機器里送原料時，一不小心自己的左臂連同原料一同滑進了機器里，“啊!”一聲慘叫驚呆了一旁的工友高海濤、小豹、于成剛等人。工友們趕緊關掉電源，把于浩從機器里拽了出來，而他的左臂早已血肉模糊，慘不忍睹。

　　位于北京市朝陽區十八里店的北京偉利佳化纖棉有限公司，是北京卡森帝諾服裝有限公司的一個分廠，于浩出事后，偉利佳公司把情況緊急向總公司進行了匯報。

　　很快，總公司總經理徐常忠、總公司生產部經理趙萬利、偉利佳廠長張振銀等將于浩送到了附近的垂楊柳醫院，醫生察看病情后告知：需要緊急手術，但這里做不了，得趕緊去大醫院。

　　他們隨即趕到北京積水潭醫院，醫生診斷為：左上肢挫滅傷、血管神經損傷、皮膚剝脫傷、多發骨折，需截肢手術。在場的人都不敢簽字，于是于成剛撥通了于浩爸爸于成國的電話。此時，得到消息的于成國正緊急從天津趕往北京，“你必須對大夫講，花多少錢也要保住這條胳膊!”電話那頭，于成國態度異常堅決。眾人解釋不通，醫生接過了電話，才做通了于成國的工作。

　　正當醫生準備手術時，醫院傳來消息：沒有床位了。沒辦法，干浩只得再次轉院，又來到武警二院。

　　當晚6點，于成國趕到北京，等待他的是“左上臂清創截肢術”簽字單，看了看神志不清、渾身是血的兒子，于顫抖著簽了字。

　　晚上8點40分，手術開始，2小時后，手術結束。

　　“我的胳膊呢?”清醒后的于浩發出了第一聲問話。因為擔心兒子想不開，于成國強忍淚水安慰兒子道：“孩子，沒事。”

　　父親其實最清楚失去一個胳膊對于一個不滿1 5歲的孩子意味著什么：生活不能自理、成家困難，更重要的是，甚至會摧毀孩子對生活的信心。

　　可這一切，他還不能告訴于浩，畢竟于浩還是個孩子。

　　只是個孩子的于浩就這樣失去了自己的左臂：不到合法工作年齡就來到工廠打工；工廠在未核實于浩的年齡并沒有進行崗前培訓的情況下，就給安排到生產車間，直至悲劇發生。

　　根據國務院《禁止使用童工規定》的有關規定：包括國家機關、社會團體、企業事業單位、民辦非企業單位、個體工商戶在內的用人單位，均不得招用不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也就是童工；用人單位招用人員時，必須核查被招用人員的身份證；對不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一律不得錄用。用人單位錄用人員的錄用登記、核查材料應當妥善保管。

　　很顯然，北京偉利佳化纖棉有限公司的做法與國務院《禁止使用童工規定》明顯相背離。

　　法律是最后的依靠

　　在支付了27400元醫療費和19000元假肢定金后，企業再也不愿拿出一分錢了，更讓干成國氣憤的是，企業開始不承認與于浩有勞動關系，“你只要承認于浩是來我這玩的，賠錢的事好商量。”老板直言道。私下協商解決的大門被企業關閉之后，于家只能依靠法律為他們作主了，他們期待著法律給他們一個公正的結果。

　　于成國告訴記者，在于浩剛出事時，企業對于病情的治療還是很積極配合的，“到假肢廠交定金開始，企業的態度明顯就變了”。

　　3月25日，住院一月有余的于浩出院了。當天下午，徐常忠、于成國等人帶著于浩來到德林義肢矯形器北京公司定做假肢。登記兒子年齡時，于成國隨口說出了“16歲”，這時站在一旁的徐常忠趕緊對于成國說道“不對吧，是18歲吧?”“他是16歲!”于成國肯定地回答。實際上，1990年9月28日出生的于浩還不滿15歲，而按照于成國所在農村老家的習慣，人的年齡都按虛歲計算，這也是于成國為何說兒子16歲的原因。

　　假肢廠的登記表中，于浩的年齡最終寫為16歲。

　　于成國的堅持讓企業感到了壓力——使用不滿16歲的童工是違法行為。企業對于于浩的真實年齡清楚嗎?于浩當初來工廠打工是廠長張振銀帶來的，而張振銀與于浩的天津老家只相距二三里，對于彼此家里的情況都非常清楚。另外，在于成剛給張振銀介紹于浩時，就已經把于浩的真實年齡告訴了他。顯然，廠長張振銀是知道于浩真實年齡的。無奈之下，于成國找到了周明并與他有了三次接觸。

　　第一次。“孩子在我這出的事，我就得管。讓孩子學點東西，學成了還在我這干，我一直都管他。”周明對于成國說道。“孩子我養著，我要求一次性解決。”干成國隨即向周明提出了一次性賠償于浩50萬元的要求。“你要50萬有什么用呀，人一生50萬哪夠用?”周明堅持要養著于浩，而對于一次性賠償，他沒有給出正面答復。雙方不歡而散。

　　第二次。干成國、于成剛兩人找到了周明。還未等于成國說話，周明指著于成剛大聲呵斥道：“你帶這么大點孩子來，你不是害我嗎?”說完，周摔門而去。

　　第三次。4月2 2日，于成國再次找到周明。“你要錢可以，但你得承認孩子是上這來玩的，不是上班，還要立字據。”于當即反駁了周：“如果孩子是上這來玩弄傷的，我們一分錢不要都可以。”

　　與此同時，廠長張振銀找到于成國夫婦：“只要你們給我寫個于浩今年17歲的字據，什么事情都好辦。”

　　“五一”前，于成國撥通了周明的手機：“周總，假肢做好了，你看余款怎樣解決?”“你還向我要錢，徐常忠的錢都貼進去了。”周明的態度異常強硬。

　　“他們現在一不承認于浩曾在廠里干過活，還把以前廠里支付的費用說成是徐常忠個人出的錢，他這不是胡說八道嗎?”看來，通過私下協商解決于浩傷殘賠償金的可能性是徹底沒戲了，于成國把最后的希望寄托于法律的公正。

　　其實，法律留給于成國的時間也不多了。根據國家有關法律規定，勞動仲裁必須在出院之日起60日內提起。而5月25日，即是終止日。

　　得到這個信息后，于成國一家三口5月10日來到北京市朝陽區勞動局。精神緊張再加上連日的悲痛，說話本來不利索的于成國還沒把情況說完，勞動局監察大隊的工作人員便打斷了他的話：“你來這不是為了跟企業要錢嗎?你得找仲裁，我們只是處罰企業，和你沒關系。”而到了仲裁工作人員處，同樣是不等于成國把話說完，對方即仍出話來：“你得去找安全生產管理局。”于成國又連忙跑到北京市朝陽區安全生產管理局，工作人員聽完于成國的敘述后說：“我們也是針對企業的，你要索賠還得找仲裁。”就這樣，工作人員的幾句話，已讓于成國這個外地農民在北京城里轉了半個圈。

　　問路、趕公交車、排隊、向工作人員敘述悲痛的一幕幕，一家三口早已疲憊的身心再次經受考驗。

　　5月13日，干成國終于把申請工傷認定的手續辦完，現在就等15日后出結果了。

　　有關法律人士告訴記者，通過法律途徑解決童工傷殘糾紛，通常要經過傷殘認定、勞動仲裁或法院起訴等程序，這個過程往往需要1年以上的時間，甚至更長。

　　母親的憂慮

　　怕孩子母親盧月梅經受不住打擊，直到于浩出院后，于成國才向盧月梅告知兒子的真實情況。“當時我就受不了了，咋覺得那天這冷呢，我哭呀哭，我要見我的孩子。”說到這，她早已淚流滿面。記者看到，她那雙腿抖動得厲害。于浩是夫婦倆的獨生子，更是母親的心頭肉。

　　農歷正月十五的下午，天津薊縣東塔莊鎮北王莊像其他村莊一樣還沉浸在春節的喜慶之中。盧月梅收拾完屋子正和鄰居們拉家常，“叮呤呤，”家里的電話驟然響起。接聽電話的丈夫于成國表情凝重一言不發。“嘛事呀?”盧月梅不由得問道，“沒事，孩子的手碰著了，不嚴重。”至于詳情，丈夫不愿多說一句，就急忙趕往北京去了。

　　為了避免盧月梅起疑心，弟弟特意打來電話安慰：“我們見到于浩了，就是機器碰著手指頭了，過幾天就好。”即使這樣，自從丈夫去北京后，盧月梅整天茶飯不思一心想去北京看兒子。“他才14歲呀，萬一出點意外，我可怎么活呀!”由于擔心盧月梅經受不住打擊，于成國等人決定暫時不告訴她實情，當她提出要去北京看于浩時，于成國就以“路不好走、孩子一個星期就好了”等借口穩住妻子。

　　3月25日，于浩出院。待把于浩安頓在假肢廠后，于成國等人回到天津準備把實情告訴妻子。4月9日下午，于浩的姥姥給盧月梅捎信：“有點事，來一趟。”“我一進屋就覺得不對，因為他爸還有他老舅都在呢?”盧月梅向記者回憶起當時的情形。

　　“他爸，你咋回來了，孩子呢?”不得已，于成國告訴了妻子實情。盧月梅哭了一個下午：她埋怨丈夫為何不早告訴她實情，她擔心孩子受不了那么大的罪。當晚，談到孩子的情況，夫婦倆又抱頭痛哭，一夜未眠。

　　第二天，夫婦倆來到北京，在假肢廠，盧月梅見到了兒子。看到兒子空蕩蕩的左臂衣袖，她無論如何也接受不了，抱著兒子大聲痛哭。“走時挺好的一個人，怎么胳膊說沒有就沒有了呢?”4月16日，記者第一次見到于浩一家人時，他們正在假肢廠的病房里。母親盧月梅拿了塊熱毛巾正小心地擦拭著于浩的傷口，于浩稚嫩的臉顯得黃而瘦，見到記者后，怯生生地叫了聲“叔叔”后就再也不肯說話。

　　于浩已深感失去左臂對自己生活的影響。他告訴記者，現在穿褲子對自己都是一件很難的事情。母親盧月梅告訴記者，家在農村，那都是體力活，于浩現在自己照顧自己都困難，更別提干活了。夫妻倆除了擔心兒子生活自理能力外，更擔心身殘對孩子心理的影響。

　　實際上，肢體的殘疾已經影響到了于浩的性格，他母親告訴記者：“以前這孩子根本不怕生人，跟誰都能聊到一塊，可現在就不行了，特不愛說話。”孩子的細微變化母親都看在眼里，更急在心里。“如果孩子因為身殘而導致性格孤僻或者自卑，那孩子的下半生更難了。”這是夫妻倆最擔心的地方。

　　“現在最主要的是要給孩子一個好的環境。”母親盧月梅的話還沒說完，醫生這時進來叫于浩練習假肢的使用，“假肢已經做好了，可哪有錢交剩余的款呀?”母親頓時又擔憂起來。據假肢廠工作人員介紹，于浩的假肢已經做好，但還差4萬多元的尾款沒交，所以做好的假肢也不能安在于浩身上。對于靠種地謀生的于成國夫婦倆來說，4萬多元無疑是個天文數字。

　　“那有什么辦法呀?”盧月梅自言自語道，“現在我們只能等勞動仲裁或法院給孩子要些傷殘費，否則孩子真的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