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假茅臺”市場：防偽膠帽150元一個

　　“被寄生”的茅臺酒

　　在茅臺鎮，小酒廠之間形成龐大的流通市場，幾乎每一家都標榜自己和茅臺酒一脈相承、同宗同源。在這種“合圍”之勢下，假茅臺的泛濫不絕或許只是冰山一角，其中龐雜而隱秘的寄生關系才是問題的死結

　　5月11日傍晚，位于貴州省西北部的山地小城、有“中國酒都”之稱的仁懷市，開始出現雷暴天氣，電閃雷鳴和狂風驟雨一直持續到深夜。

　　而對于當地的支柱性產業——白酒產業，此刻，另一場風暴還在持續，中心是“假茅臺酒”。同一天，貴州茅臺酒股份有限公司在官方網站上發布“嚴正聲明”稱：“近來，媒體和網絡上出現《貴州茅臺員工被指偷竊商標造假茅臺酒》一文。關于文中‘茅臺員工盜竊商標造假茅臺酒’的說法，長期以來，公司對包括商標在內的各類企業財產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從未發生過此類現象。”

　　風暴的源頭要追溯至4月27日，在央視的《真假茅臺調查》節目中，記者通過暗訪發現，在茅臺酒的故鄉——茅臺鎮，距離茅臺公司百米之遙著名的白酒一條街上，許多店里都在出售各種檔次的假茅臺。其中仁懷河谷臺酒業經理在暗訪中曾聲稱，其茅臺包裝標簽都是從茅臺酒廠內部工作人員手里獲得。

　　此消息遂使得各界對制售假茅臺現象的關注如酒糟般發酵，進而引發了一個巨大的“氣旋”，將監管部門、白酒廠商、茅臺集團甚至這里每一個和白酒產業有關的人都裹挾其中。

　　監管弱局

　　央視的曝光給仁懷帶來震動。仁懷市委宣傳部提供給《中國新聞周刊》的一份《仁懷市公安局關于茅臺鎮白酒一條街部分商鋪涉嫌假冒注冊商標案件偵查情況的報告》顯示，節目播出后第二天上午，該市公安局隨即成立“4·27”專案組，抓獲了報道中出現的老酒王、商橋、河谷臺、醬花村4家商鋪的4名犯罪嫌疑人，同時制定了為期一年的“雷霆行動——打假風暴”專項行動方案。

　　工商局也在第一時間展開執法，對商橋、醬花村、河谷臺3家酒業公司進行查封。并從4月28日開始，進行了4天的突擊整治。

　　“運動式檢查”收效甚微。仁懷市工商局給《中國新聞周刊》提供的一份整治結果情況說明顯示，檢查中僅發現貴州茅臺酒1瓶、茅臺王子酒2瓶、茅臺迎賓酒2瓶，但經茅臺酒廠打假辦現場鑒定，這5瓶茅臺酒都是真酒。

　　《中國新聞周刊》采訪發現，白酒一條街上密密麻麻分布著近百家白酒經銷戶，其中隨處可見掛牌的酒業公司和出售散酒的零售小店。在上述檢查過后，這里的許多店面都少人問津，甚至不少店主選擇了關門避避風頭。

　　茅鎮源酒業公司的銷售經理張廷剛一遍又一遍地強調：“我們只做自己的品牌，都是正規經營。”

　　“現在這里查得很嚴，工商、稅務、衛生、生產許可等各種手續都會查，我們也不想去做假酒，做好自己的散酒和品牌就行。”他的妻子堅定地為自己正名。

　　對此售假事件，仁懷市工商局在給《中國新聞周刊》的書面回復中承認監管工作力度不夠：茅臺鎮內有127戶白酒經營戶，其中78戶在白酒一條街，分布“面廣線長”，工商人少年齡老化，開展市場巡查工作跟不上實際監管需要。

　　并表示，打假面臨的最大困難在于：假茅臺酒的整個制造和銷售環節都非常隱蔽，并且在全國各地、分散地從事地下生產和交易，因此，難免在市場上有酒類經銷商在銷售正規酒的同時，暗地銷售假茅臺酒。他們還認為，白酒一條街基本上全是銷售酒的門市，沒有庫房和包裝酒的場地和設施設備，極少數的假酒和侵權酒是從其他地方轉入。

　　《中國新聞周刊》調查發現，與全國各地高調的各種茅臺專賣店相比，整個仁懷市看不到除正規專賣店以外的店鋪，在各種煙酒商店和飯店柜臺里，也很少看見53度飛天茅臺，僅有價格低端的茅臺王子酒和茅臺迎賓酒出售。

　　當地“嚴打”致使假酒生產和銷售出現兩個趨勢：在被曝光之前，白酒一條街上的許多酒業公司以散酒或自己的品牌為幌子，暗中制售假茅臺，而現在已經難覓蹤跡。另一個趨勢是，更多的造假者轉向了外地。

　　在網上一個名為“茅臺—白酒買賣鑒定群”里活躍著很多提供各種高仿名酒的人，每天都在群里發布許多供貨信息。其中，網名為“恒昌酒業”的人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做的都是各種高檔白酒的高仿酒，包括新款飛天茅臺、公斤裝茅臺、五星茅臺，10年、15年、30年茅臺以及各種特供酒。

　　這位自稱黃森的人透露，高仿茅臺也分真包裝和完全假包裝兩種。真包裝從酒瓶、外包裝到瓶蓋的防偽膠帽都是真的，用茅臺王子酒灌裝其中，成本最高，500元一瓶。所有包裝都是從酒店回收的，瓶蓋的防偽膠帽是酒店服務員用牙簽戳下、完整地保留下來。這樣的帽子150元一個，而完全仿造的帽子只需要50元一個。完全假包裝的茅臺酒，是用茅臺迎賓酒灌裝，6瓶的價格只需1000元。

　　“一般人辨認不出來，因為茅臺酒每一批的口感并非百分之百一樣。”黃森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從事假酒銷售已經五年，2009年一年賣高仿可達500多件，而現在已經很少做假包裝的了，“太危險！”

　　不過，黃森稱，他并不在貴州，而是在北京。“我做茅臺15年的時候，有時用董酒15年，有時用茅臺鎮的3年老酒。”

　　當《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提出面談，對方表示“沒有必要”，因為可以貨到付款。據《中國新聞周刊》了解，目前采取網上銷售假茅臺等假名酒的人不在少數。貴州省公安廳經偵總隊一位長期從事茅臺打假的負責人此前接受媒體采訪時介紹，假冒茅臺酒犯罪呈現成員本土化，運輸、銷售現代化，造假規模產業化等新特征。采取訂單式生產，快產快出，銷售手段日益隱蔽，多采用單線聯系、人貨分離、現金交易、物流公司送貨等方式，有些還用QQ、網上銀行等進行交易，使執法部門很難追根溯源。今年以來，貴州民航、鐵路公安機關已查獲假冒茅臺酒2萬瓶左右。

　　漩渦中的茅臺

　　缺貨一直是茅臺的“特色”，而假茅臺充斥市場對許多人來說已成定見。

　　早前有媒體報道，2009年茅臺酒廠的年產量為2萬噸，而2010年全國茅臺酒消費量高達20萬噸，市場上90%的茅臺酒為假酒。針對這一說法，茅臺公司名譽董事長季克良在今年的中共貴州省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回應說，根據近3年茅臺自己的統計及官方的打假數據，查獲假酒大概在300噸左右，而現在茅臺一年白酒銷量為3萬噸左右，假酒占到銷量的1%左右。考慮到沒有抓到的以及其他的一些因素的話，市場上的假茅臺所占比例絕對不會超過5%。

　　不過，這次發生在家門口的假茅臺事件卻將火燒到了茅臺公司身上。一位在茅臺公司烤酒車間工作的工人李軍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屢禁不絕的假茅臺也讓公司很頭疼。“在上世紀90年代初，茅臺開始漲價，全國的經銷商來鎮上都買不到酒，有些小酒廠就用茅臺瓶子灌裝自己的基酒(才生產出來的，未勾兌過的基礎酒)賣給他們。”

　　每年7～8月，是茅臺酒廠丟糟的時間，一些小酒廠愿意買來做“翻沙酒”，或者做自己的母糟，提高下一輪次酒的品質。但是茅臺酒廠統一把這些廢糟賣給飼料工廠，烤干后喂豬，在廢糟運往仁懷的路上還要安排人監視，防止有人私自賣糟。即使破損的酒壇子也不能流出工廠，一定要打成碎片。

　　“廠里也在查，但因為造假者手法隱蔽很難查到，如果查到一瓶假茅臺，就會直接封店。”李軍說。

　　至于是否真如央視報道中所提茅臺內部人員偷竊商標造假，《中國新聞周刊》致函茅臺集團打假辦公室，在多次溝通協調后，該辦工作人員最終表示：該公司目前正處于風口浪尖，涉及敏感話題，要等集團領導同意后才能發布消息。截至發稿時止，其并未做出任何回應。

　　長期以來，作為一線品牌的茅臺酒因其特殊的銷售渠道和公款消費較多的特點，正常的銷售渠道和供應量等信息始終是個秘密。據《北京晚報》今年初報道，中投顧問食品行業研究員周思然表示，在茅臺的整個銷售渠道中，70%～80%的茅臺產量用于特供、團購及部分企事業單位、經銷商的供應，只有20%～30%的供應量才通過專賣店等渠道到達終端市場。

　　在上述聊天群中，一位自稱“代辦茅臺專賣店”的人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手里有一張100件(每件12瓶)的真茅臺酒的提貨單，每瓶價格是1440元，可以陪同去廠里提貨，下周還有一張500件的單子。“我只是幫領導跑腿干活的，一瓶只賺10塊錢，大頭都是領導的。領導是經常在電視上露面的，北京的。”他還表示，能幫助辦理茅臺專賣店，而茅臺專賣店在很多地方已經停止申請和審批了。

　　當地政府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按照53度飛天茅臺酒2011年619元的出廠價，100件茅臺的提貨單保守估計也能賺100萬元，當然中間存在各種利益分成。“做五糧液需要資金、做茅臺需要關系是行業常識。”

　　小酒廠的合圍

　　面對市場上出現的假酒，茅臺公司每年投入重金予以打擊，但在強大利益誘惑下涌起的制假潮，讓該公司應接不暇。更重要的是，茅臺龐大的職工網、親源關系，使得打假更是難上加難。中國酒業創新聯盟副秘書長趙禹在此前接受《證券日報》采訪時表示，“茅臺鎮假茅臺之所以大量存在，除了一些人受利益驅使所致，其中也有當地監管部門執法不力的原因，更與當地許多人與茅臺酒廠有著千絲萬縷的人際關系有關。”

　　李軍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茅臺鎮目前的幾百家小酒廠、作坊中，70%為茅臺內部員工或曾經的老員工所建。而且彼此關系密切，大多沾親帶故。眾多本地小酒廠、作坊打著茅臺的擦邊球，給查處帶來難度。

　　另一個扯不清的原因是，茅臺鎮釀造的酒，95%以上都是醬香型，大至茅臺，小至無名作坊，都有著相似的釀造工藝。同一批原料要經過9次蒸煮、8次晾曬、加曲、上堆發酵、入池發酵、7次取酒的工藝流程。區別在于，茅臺酒的功夫更深，技術拿捏得更準確，勾兌水平更佳，而且存放時間至少5年。

　　由于工藝緊跟茅臺，環境水土相似，小酒廠的酒也基本能保證品質。一部分小酒廠有自己的品牌，灌裝后向外地發貨；另一部分只生產散酒，由經銷商灌裝，沒有固定品牌銷售。而這些銷往全國各地的散酒往往成為假茅臺酒的酒源。

　　“貼牌”生產也是當地眾多小酒廠的另一個經營之道。在1986年就已建廠、在當地已有一定規模的紅四渡酒廠即是如此。

　　均為茅臺公司工人的李軍和宋權，由于和該酒廠廠長有親戚關系，就帶領《中國新聞周刊》對其進行參觀。在酒廠辦公室的展柜上，除紅四渡品牌的各種系列酒外，還陳列著中國紅、貴禾、財歡酒、爽爽小國酒、帝藏貴酒等各種品牌的酒瓶和包裝，而所有品牌包裝都印上了“貴州紅四渡酒廠”字樣，使用的均為紅四渡酒廠的生產標準、衛生許可證和生產許可證。

　　“這些都是外地經銷商自己設立的品牌，選中廠里的一款散酒后，設計好品牌和包裝，直接就在廠里灌裝發貨。”宋權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種“貼牌”產品就相當于是“紅四渡”的子品牌，但可以完全歸經銷商永久使用。

　　“貼牌”生產的另一個好處是，可以大大降低成本。經營茅臺葡萄酒的陳進給記者算了一筆賬：如果經營品牌酒，以售價在200元左右的酒來看，包裝、酒水加上物流，成本在80元左右。而如果是“貼牌”酒，成本可以降低一半，僅為40元左右。

　　李軍和宋權告訴記者，盡管茅臺酒廠收入不錯，工資加各項獎金，年收入可達十多萬元，但是“太辛苦了，夏天只穿個大褲衩，車間里高溫悶熱，累一天下來飯都不想吃。”

　　他們正在籌建自己的小酒廠，有16個窖坑，投產以后專門給各大酒廠供應“基酒”。“紅四渡這樣的酒廠自己生產的基酒都不夠，需要從其他小酒廠大量收購基酒。就算不賣基酒，也可以存放起來，過幾年一定升值，只是積壓的資金比較多。”宋權說。

　　據《中國新聞周刊》調查，在茅臺鎮，小酒廠之間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流通市場。由于勾酒需要不同年份、輪次的基酒，小酒廠之間可以互相串貨。雖然沒有一家小酒廠在體量、品質和知名度上可以與茅臺酒相抗衡，但幾乎每一家都標榜自己和茅臺酒一脈相承、同宗同源。在這種“合圍”之勢下，假茅臺的泛濫不絕或許只是冰山一角，其中龐雜而隱秘的寄生關系才是問題的死結。

　　(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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