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商報記者面前，20出頭的陸蕭蕭說，“我也知道賣山寨貨不對，但是一個售價200元的皮包，竟讓我賠償上萬元。”幾句話不到，她又開始落淚。

　　陸蕭蕭何許人也？10天前，LV以商標權侵權為由，先后將小商戶，以及重慶新港城（香港）購物廣場有限公司（下簡稱“香港城”）告上法庭，兩個案子共索賠60萬元。昨日，商報記者輾轉聯系到了黃濤、楊茜和陸蕭蕭，他們都是本次被LV在香港城查出銷售山寨品的商戶。

　　黃濤說，“為什么銷售價共計四千多元的商品，就索賠30萬元？如果我們實在湊不到錢，又將面臨怎樣的命運？”

　　患“皮具恐懼癥”的少女

　　2005年，高中畢業后的陸蕭蕭從老家中梁山只身來到重慶打工，幾個月后，在老家務農的父母湊了約2萬元錢，讓她在香港城租了個柜臺，主營小飾品。

　　“我每月辛苦經營大約能賺到5000元左右，我還打算明年能用攢下的錢，再租一個柜臺。”陸蕭蕭告訴商報記者。

　　當然，她如此打算的前提是沒有遇到10天以前的那場官司。

　　就在大約10天前，國際知名奢侈品品牌LV委托北京羅杰律師事務所的律師，將香港城商戶以售假為由，告上法庭。

　　據LV方面的代理律師告訴商報記者，他們以假扮顧客的方式，從香港城內的商戶處購買到了總價格在4500元左右的假冒LV皮具。以此為證據，決定通過司法渠道向法院起訴總額60萬元的賠償款。其中30萬元賠償款針對其中一個售假較真的商戶，剩余30萬元賠償款針對商場管理方重慶新港城（香港）購物廣場有限公司以及其他售假的商戶。

　　而在約4500元的總共16件皮具中，陸蕭蕭擁有的柜臺“貢獻”的是一款售價200元的錢包。

　　“剛開始，我并沒有覺得事情有多嚴重，一方面我的主營商品不是皮具，這個錢包還是應熟客的要求，進貨的時候順便帶回來的；另一方面其價格并不高，而且我已經意識到了錯誤主動道歉，承諾以后不再賣了。”陸蕭蕭說，但她沒想到的是，自己賣了一個包就讓LV公司“受到這么大的損害”。

　　“我感覺自己甚至患上了‘皮具恐懼癥’，一看到皮具我就害怕，你看看我柜臺上，所有皮具都已經被我處理掉了。”陸蕭蕭指了指她身后的商品柜臺。

　　訴訟牽扯下的命運轉折

　　比起陸蕭蕭而言，同樣是LV本次狀告對象的原香港城商戶黃濤，則需要承擔更為嚴重的后果。

　　“在收到LV公司給商場的警告信后不久，我就收到了來自商場管理方的解除合同通知書。”據黃濤回憶，盡管在此之前，商場管理方已經連續多次通過開會、公開告示、多種形式的培訓等方式告知他們商戶不能販賣山寨商品，“但當時確實存在一絲僥幸心理，覺得一些時尚都市滿大街都是這種商品，既然有市場需要，就在進貨時讓批發商發幾個來試試，應該不會有什么問題。”

　　他沒想到的是，作為第一批入駐香港城的商戶，盡管過去7年，他一直跟香港城合作非常愉快，但遇到這樣的事情，作為商場管理方，香港城方面還是堅決將他“請”出香港城。

　　“離開香港城后，我一直在尋找各種商場和合適的經營場所，但管理好、人氣高的商場，入場成本太高，進場要求也高；而入場費用較低的商場，要么人氣低，要么購物環境和管理較差，這么久了就一直沒有找到適合我去經營的商場。從我內心還是希望想入駐香港城，但我知道已經沒有機會了。實在不行，只能擺地攤當‘游擊隊’了。”黃濤告訴商報記者。

　　據商報記者了解，在去年收到LV的代表律師的警告函后不久，商場管理方已經將大部分涉事商戶“清理”出了商場。

　　繼續留在香港城的商戶中，楊茜目前已經將商品業態轉型，而60歲的下崗工人張向則因涉案，氣急之下住進了醫院。

　　“之前確實是我們疏忽，并未意識到這一行為可能帶來的后果，現在我們也知錯了，唯一希望爭取到的就是一個改過的機會，而不是被一竿子打死。”黃濤說。

　　在黃濤們看來，作為一個小商戶，他們此前做夢都沒有想到過，遙遠如LV一般的國際奢侈品巨頭，會將維權的大錘砸向他們，“直到這一切真實發生，才感到追悔莫及。”楊茜說。

　　鏈接

　　LV曾起訴“秀水街” 索賠50萬獲賠2萬

　　事實上，早在2005年，LV公司就曾為同樣事由，向北京市二中院起訴當地著名的時尚購物廣場“秀水街”。同時被起訴的還有商戶潘某。

　　而商報記者查閱北京二中院公示的判決書顯示，LV公司接連兩次以公證形式向潘某購買帶有LV商標的女包。北京二中院審理后認為，潘某和“秀水街”構成共同侵權，但LV公司索賠50萬金額過高，根據案情，酌情判決兩被告各賠1萬元。

　　討論

　　商場管理方的權責邊界

　　在這樣一場“螞蟻對大象”的爭議中，商場管理方究竟應當承擔怎樣的責任，又該付出怎樣的代價？

　　“作為香港城的經營管理者，為了防止商場內出現侵權商品，我們不僅為經營者規定了嚴厲的違約責任，要求他們簽署書面承諾，而且設置了相應的檢查機構，采取了相應的檢查措施，對他們進行相關的培訓，甚至主動邀請相關部門對商場進行檢查。我認為，我們已經盡到了合理的注意義務，制定和落實了相關的管理制度和職責，不應當承擔侵權責任。”重慶新港城（香港）購物廣場有限公司相關負責人日前在接受商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而按照其給商報記者提供的文本原件顯示，香港城每個商戶在進場時，商場管理方除了要跟他們簽署正常的“租賃協議”外，還會專門與經營者就保護知識產權的問題簽署一份“補充協議”，并約定了各自的違約責任，與此同時，雙方還會簽署一份“誠信經營、優質服務承諾書”，要求商戶承諾不在市場內銷售假冒偽劣及侵權商品。

　　“在這樣的案件當中，商場方確實處于很尷尬的地位，他們跟商戶存在的是相對平等的租賃關系，如遇到商場內有商戶占道、不規范經營等行為，商場存在管理義務，但對于商戶所售貨品的真假、優劣、價格等，通常情況下，商場并無權干預商戶的經營自由。”重慶志同律師事務所合伙人陳浩認為，畢竟，消費者是直接與商戶發生關系，而商場是游離在交易之外的。

　　在他看來，LV此舉，是把打假的義務強加給商場方。盡管我國的相關法律法規及相關司法案例確立了市場經營者對市場內業戶的侵權行為承擔相應責任，但是，任何權利、義務及責任都是有合理界限的。“作為市場經營者的管理義務同樣也不是無限的，而是應在其合理的注意義務內承擔相應的責任。除非LV發現售假之后，告知商場方，而商場方在知情的情況下，并未進行阻止，才需要承擔相應的管理責任，一旦有證據顯示商場方曾對不法商戶進行過干預，針對商場方的賠償訴求就很難成立。

　　“這就好比物管公司跟租戶的關系，物管公司有義務告知租戶不要從事違法犯罪行為，而一旦租戶作出了不法行為，從法律上講，很難去追究物管方的責任。”一不愿具名的重慶法律界資深人士告訴商報記者。

　　“依據過往案例，法官不可能完全采信LV方面提出的賠償金額，我們現在也只是基于司法層面的討論，而商場方的管理義務的邊界在哪里、商戶的賠償金額如何判定，最后還是要取決于法官的綜合多方面的因素后所作的自由裁量。”多名資深律師在就此案接受商報記者采訪時坦言。

　　縱深

　　賠償金額標價怎么算

　　“盡管涉及到的售假數額不算很大，但考慮到LV作為一個國際奢侈品牌，這樣的行為已經對該品牌的品牌形象造成了嚴重的損害，所以才會就共計4000多元的商品，提出共計60萬元的賠償金額。”LV方面代理該案的律師告訴商報記者，“綜合各項因素考慮，60萬元的賠償標的是合情合理的。”

　　“對于此類侵權案件的賠償金額判定，主要是考慮兩方面的因素，一是商戶出售商品獲取的利潤有多大，二是對于侵權對象造成的實際損失有多大。”重慶志同律師事務所合伙人陳浩昨日在接受商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在他看來，就此案而言，根據LV方面提供的證據顯示，商戶方通過售假獲取的利益并不大，那么LV索賠的主要依據應該是來自于對品牌造成的影響，“但這種影響從客觀上講，很難舉證，在無從舉證的情況下，LV提出的這個數字，顯然高于商戶應承擔的金額。”他說。

　　“我國商標法及相關司法解釋對于山寨侵權確實存在法條規定，但賠償金額的判定則主要是根據商戶獲利程度和品牌持有者的損失程度，而這兩方面的情況都很難在證據上體現出來，這從客觀上導致，過往類似案例的判決，在售假規模和情節都不是特別嚴重的情況下，賠償金額都不會超過商戶售假產品的總價值。”中豪律師集團資深律師馬海生昨日告訴商報記者，盡管對于LV這樣的知名奢侈品品牌而言，法院最終基于對品牌形象方面的考慮，判決的實際賠償金額可能會適當高于售價產品的總價值，但絕對不可能達到幾十萬之巨。

　　“LV要價60萬元明顯是為了‘殺雞儆猴’。”重慶森達律師事務所資深律師葛斌向商報記者表示，“這已超出了司法討論的范疇。”

　　編后

　　悲情并不等同同情

　　LV的殺威棒前，售假者的眼淚在飛。但是，悲情并不等同于同情。

　　這個故事的悲情色彩也自有邏輯——售假4500元左右，被索賠60萬元，對于月收入可能只有數千元左右的小商戶，數十萬元的賠償，可能是經濟上的滅頂之災。問題在于，我們不鼓勵售假行為，也義正詞嚴地反對售假。的確，只有徹底地絞殺售假的環境，依靠有關部門的監督，以及消費者本身的意識覺醒，我們才能減少悲情。（應采訪人要求，文中涉及商戶名字均使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