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何不買國產奶粉

 

　　三聚氰胺事件以來，至今國產問題奶粉依舊前仆后繼地涌現，中國消費者開始全面拋棄國產奶粉。新國標低下、監管示范、打擊力度缺乏……而幾乎所有問題案例的根源都是人為操作不當。

　　記者_周至美 實習生_劉娟 上海報道

　　2013年3月1日，在醞釀了近一個月后，香港對內地民眾的“限制令”正式實施。限制令規定，離港人士每天可攜帶不超過兩罐、總凈重不超過1.8公斤的奶粉，違例者一旦定罪，最高罰款50萬港元及監禁兩年。

　　新規施行僅五天，已有87名港人和內地人被拘，此舉令內地人頗為沮喪，亦激起不少抗議之聲。然抗議之余，更多是對內地奶粉質量和信心的擔憂。

　　廣東乳業協會理事長王丁棉坦言：“作為奶業界人士，確實感到羞恥和臉紅”。

　　在隨后召開的全國“兩會”上，奶粉問題成為熱門話題。 全國政協委員、國家工商總局局長周伯華表示，食品安全涉及到的環節很多，需要生產企業、政府監管部門和消費者的共同努力。

　　喪失的良心和信心

　　意欲堵死奶粉代購渠道的香港限制令，讓國內奶粉與國外進口奶粉的質量和信譽鴻溝一覽無余。周伯華在“兩會”上提及內地市民對一罐奶粉都缺乏信心的時候，幾欲落淚。

　　香港藝人、全國政協委員汪明荃認為，更嚴重的問題是內地為何對自己的產品沒有信心，怎么恢復國人的信心。

　　近年來，內地家長不斷從海外采購奶粉，香港自由行以來，赴港購買奶粉成為首選。加上之前內地孕婦赴港產子風潮，一時間，內地人在香港被視為“蝗蟲”。大批內地人在海外采購奶粉的狂潮，讓一些歐美等國家也開始對中國內地居民實施限購。最近一年，新西蘭、澳大利亞、德國、荷蘭等國超市也對嬰兒奶粉貼出中文限購提示。美國方面，一些在美華人成了中國大陸親友購買奶粉的重要源頭，華人整箱整箱地買奶粉，Target、Walmart等賣場推出5至12盒的限制令。

　　內地居民爭搶洋奶粉的事實折射出國產奶粉在國人心目中的地位。2011年央視《每周質量報告》調查發現，仍有7成中國民眾不敢買國產奶。香港此次限購后，首次報道三鹿奶粉問題的記者簡光洲認為：“當下最重要的問題是信心重建”。

　　面對重拾消費者信心，伊利董事長潘剛在兩會上表態支持消費者對產品質量提出高要求。蒙牛方面則在2012年通過“工廠開放日”等，“希望通過這樣的活動能夠逐漸改善目前公眾對中國乳業的認識”。

　　“毒奶粉”前赴后繼

　　限制令戳到了國內企業的痛處，而近年來連綿不絕的“毒奶粉”事件傷透了民眾的心。

　　問題在2004年就已現端倪。在安徽阜陽劣質奶粉事件中，“大頭娃娃”第一次把“奶粉安全”問題拉入公眾視線。

　　2008年9月，在一場恢宏的北京奧運會后，“三鹿奶粉事件”爆發，一個擁有半個世紀悠久歷史的民族品牌三鹿大廈崩塌，數十萬兒童因此蒙受困擾。

　　事件發生后，國務院對奶品全行業整頓，質檢總局宣布停止實行食品類生產企業國家免檢。此事的問責力度空前，三鹿集團原董事長田文華被判無期徒刑，事件主犯張玉軍、耿金平被執行死刑；因此事監管不力，原國家質檢總局局長李長江引咎辭職，原石家莊市委書記吳顯國、市長冀純堂被免職，另有多名相關負責人被處分。

　　然而，頑疾并未根除，問題奶粉仍然前赴后繼，以至于2011年4月18日，溫家寶痛批有些企業“道德滑坡嚴重”。

　　復旦大學學生吳恒在2012年建立了“擲出窗外”網站，專門搜集近年來爆發的食品安全問題報道。據該網站的統計，近三年中，關于奶粉問題的報道涉及大約30篇，超過十家國內外奶粉品牌“中招”。

　　據該網站統計，除三聚氰胺外，2012年的毒奶粉里又增添了新名單：如2012年6月某知名品牌奶粉被檢出汞含量異常； 2012年7月南山奶粉被檢出強致癌物“黃曲霉毒素M1”超標。雖沒有“三聚氰胺”的影響力，還是挑戰了公眾的想象力，且多為國產嬰幼兒奶粉。

　　“橘生淮北則為枳”，外國品牌亦未幸免。國產(或分裝)的雅培、雀巢奶粉也曾被發現有問題，荷蘭美素奶粉則多次被發現其中有蟲子和異物。

　　吳恒認為，幾乎所有案例的根源都是人為操作不當，出問題的原因或是利益驅動，或是操作失誤。“錯不在牛，在人。”

　　奶源地之困

　　“奶源地的無序競爭是一個關鍵原因。”簡光洲說，“2003年前后，奶企高速發展，奶源地爭搶導致競爭無序。惡性競爭必然導致假奶粉的問題出現。”

　　三聚氰胺事件后，國內奶企紛紛把建立自己的奶源地作為戰略發展目標。近年來，國內興起了牧場建設熱潮，蒙牛、現代牧業、伊利等企業大興牧場。

　　對此，王丁棉提醒說，大興牧場的會使物流成本增加，飼料保存、牲畜疾病以及廢料處理等都會增加成本。

　　奶源地直接影響著奶品質量的各項標準。中國在2011年10月20日開始實施的新標準修改了黃曲霉素等限量指標和檢測方法。饒是如此，2012年7月，南山奶粉仍在抽檢中被發現含強致癌物黃曲霉素M1，其嬰幼兒配方乳粉許可證則在兩個月后才被湖南省質量技術監督局注銷。

　　業內人士認為，標準相對于內地以外的發達地區還是比較低。在牛奶新國標中，生乳的蛋白質含量和菌落總數的兩項標準均低于發達國家標準。王丁棉說，標準低的根本原因是大企業綁架了這些標準，因為降低標準可以降低奶企的收購成本。

　　監管失范

　　2013年兩會上，伊利董事長潘剛亦對監管提出意見，提出加大處罰力度。周伯華也提到，“加大對違法企業的懲處力度顯然很有必要”。國家質檢總局副局長楊剛也沒有回避監管責任，“產品質量問題，企業是主體，政府有監管責任。”

　　2012年10月，南山奶粉回應媒體稱，(許可證)注銷是企業主動申請的，只是注銷“濕法工藝”許可證，而今后嬰幼兒奶粉將以“干法工藝”在該公司另一家工廠生產。

　　“國內對于這種影響惡劣的食品安全事件處罰力度還是沒有跟上。”王丁棉說，“這次南山奶粉事件，明顯就是政府在給企業一個臺階。”而在國外，企業出現質量安全問題的代價很高，往往會面臨巨額懲罰。

　　三鹿奶粉事件當年在政府的高壓問責下，迅即解決。然而，就在2013年1月22日，《長江日報》披露，因三鹿奶粉事件被免職的原石家莊市委書記吳顯國、市長冀純堂已于2011年底復出，李長江在引咎辭職一年后即擔任全國“掃黃打非”工作小組專職副組長，2009年3月被記過處分的原河北省農業廳廳長劉大群則在八個月后當選河北省邢臺市市長，另有兩名受處分的官員也已復出。

　　高調免職、低調復出，幾乎已成慣例。廣東衛視就此采訪路人，不少人表示“心寒”、“沒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