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論壇：不公平、不合理格式條款的主要類型與適用建議
2023-06-25 點擊：次
格式條款是當事人為了重復使用而預先擬定，并在訂立合同時未與對方協商的條款。因經營者往往與不同消費者在相同交易場景下進行同種交易，故經營者經常使用格式條款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法律對格式條款效力的確認，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消費者的締約自由，但不可忽視的是，其必須以交易公平為底線。目前，一部分經營者通過不公平、不合理的格式條款侵害消費者合法權益的違法違規行為依然突出，此種非對等合同關系的成立，則通常以經營者處于優勢締約地位為前提。而監管部門在執法過程中，除要依照《民法典》以及《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有關規范正確處理之外，尚需結合《合同違法行為監督處理辦法》的相關規定統一執法思想，對相關違法行為進行類型化區分，爭取全方位、多元性地解決利用涉及格式條款的違法行為。
一、違法案例
案例1：根據上海市閔行區市場監督管理局行政處罰決定書(滬市監閔處[2020]122020001348號)顯示，執法人員對上海米兜文化有限公司進行現場檢查，發現該公司前臺張貼的“入園須知”及“價目表”標注的“未遵循店員指示和安全提示，發生事故、受傷、物品遺失等，我店概不負責”與“卡片為特殊商品，一經售賣，不退不換”等格式合同條款內容侵害了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案例2：根據北京市大興區市場監督管理局行政處罰決定書(京興市監工罰(2020)5427號)顯示，當事人在從事房地產經紀業務的經營活動時與消費者訂立格式合同條款，合同名稱為《河馬公舍租賃服務合同》。在該合同“一、房屋使用”中訂立有“1.3非經服務提供方同意，使用人不得將該房屋轉租給其它任何第三方，也不得允許其他任何第三方以任何形式使用該房屋。否則服務提供方有權單方解除本合同，并且使用人交納的租金、押金及服務費等均不予退還”的格式條款。
案例3：根據上海市黃浦區市場監督管理局行政處罰決定書(滬市監黃處〔2021〕012021000274號)顯示，執法人員發現當事人于2020年11月起在上海市黃浦區淮海中路99號五樓L515室與消費者訂立的《風險告知和豁免確認書》其中包括：“作為參與課程和使用器材的條件，我在此(2)在法律允許的最大程度內，豁免、不追究并補償FlowCycle及其他因我參與課程或使用器材遭受的主張、訴訟、法律程序、損失、費用及其他所有責任。”、“我已經閱讀本風險告知和豁免確認書，并且完全了解其條款，我了解我完全放棄針對FlowCycle的任何主張和權利，包括訴訟”的格式條款內容。
二、違法類型及法律分析
上述案例屬于不公平、不合理格式條款的典型違法情形。根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26條第2款規定，經營者不得以格式條款、通知、聲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費者權利、減輕或者免除經營者責任、加重消費者責任等對消費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規定，不得利用格式條款并借助技術手段強制交易。又據同條第3款規定，格式條款、通知、聲明、店堂告示等含有前款所列內容的，其內容無效。本條作為《民法典》第497條之特別規定，屬于格式條款內容的效力審查制度。其規范意旨在于防止經營者通過利用格式條款濫用強勢締約地位，侵害消費者合法權益。依據上述立法目的，并結合監管執法實情，《合同違法行為監督處理辦法》進一步將不公平、不合理的格式條款區分成了經營者免除自身責任型、經營者加重消費者責任型，以及經營者排除消費者權利等情形，分別由第9條、第10條以及第11條進行規定。
雙方當事人根據其真實且自由之意愿訂立合同后，該合同雙方當事人均具有法律約束力，雙方當事人應當按照合同約定全面履行合同義務。若格式條款提供方提供的合同內容有違誠信原則、公平原則等合同法理念，將會有損格式條款接受方的合法權益。如案例1中的“概不負責”等，根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18條規定，經營者除應當保證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務符合保障人身、財產安全的要求之外，還需對經營場所盡到安全保障義務。該義務為法定義務，經營者不能通過格式條款等形式，將其排除適用，否則將會構成減輕或者免除經營者責任的違法類型，并招致侵害消費者安全保障權該條款無效的法律后果。同時，《合同違法行為監督處理辦法》第9條列舉了經營者不得免除的具體責任類型，案例1中的“發生事故、受傷、物品遺失”顯然屬于該條列舉的“造成消費者人身傷害的責任”與“因故意或者重大過失造成消費者財產損失的責任”，故亦可根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26條第2款及第3款認定其無效。另外，案例2中的“均不予退還”等情形顯然屬于對消費者解除權的限制。當合同目的不能實現，當事人在法律規定的特定情形下或者出現約定情形時，可通過解除合同，擺脫合同的束縛。如果合同的解除是因一方當事人違約造成的，那么守約方可以請求違約方支付違約金或者損害賠償金，但具體金額應當參照實際損失進行確定。已支付租金、押金及服務費等該退還的應當退還，不予退還的格式條款符合《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26條第二款規定的加重消費者責任的情形，同時也屬于《合同違法行為監督處理辦法》第10條所列舉的加重消費者“其他依照法律法規不應由消費者承擔的責任”的情形。最后，案例3中的“放棄任何訴權”的情形，當消費者權益遭受侵害之后，其有權根據個人主觀意愿選擇適合的方式進行維權。通過格式條款限制消費提起訴訟的權利違反法律的強制性規定，其既屬于《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26條第二款規定的排除或者限制消費者權利的情形，也屬于《合同違法行為監督處理辦法》第11條所列舉的排除消費者“就格式條款爭議提起訴訟的權利”的情形，故該格式條款的法律效果無效。
三、對策建議
格式條款的利用確實能為經營者節約交易成本，符合效率原則。但是，由于格式條款顛覆了合同自愿協商的理念，極易被具有強勢締約地位的經營者濫用，侵害弱勢群體權利，并招致顯失公平的后果，有違“契約即正義”理念。因此，為了保護弱者權利，追求實質平等，構建和諧社會，對于不公平、不合理格式條款的規制，具有極為重要的現實意義。從形式上看，我國立法主要從權利與責任的角度對格式條款進行規制，這便要求執法機關在個案中準確把握消費者享有的權利及經營者所負擔責任，在維護消費者合法權益的同時，也要充分尊重經營者正常的經營需求。而由于權利、責任皆過于原則化，《合同違法行為監督處理辦法》對濫用格式條款情形的類型化規定，即旨在為執法機關提供更加明確的具體標準。但隨著商業活動的高速發展，對濫用格式條款情形類型化的規定仍有可能出現紕漏。故為確保對消費者權益保護的周延性，在描述權利與責任邊界時，立法應強調通過以不公平、不合理為其界定標準，使對格式條款的規制問題轉變為價值衡量的問題。具體而言，即以個案中經營者使用格式條款是否構成顯失公平作為判斷不公平、不合理的依據。其背后貫徹的，仍是保護消費活動中處于弱勢地位的消費者的合法權益，以維護公平、自由的交易秩序，促進市場經濟良性發展的立法宗旨與價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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