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手機、互聯網等通信工具的廣泛應用，不法分子采取撥打電話、編發短信等方式實施的“電信詐騙”犯罪日趨猖獗，他們假冒國家機關、黨政要員、企業高管等各類具有監管職能的人員名義，大面積、高頻率散布虛假詐騙信息，實施“非接觸性”跨區域作案，侵害對象數量巨大、成分復雜，受害人損失嚴重，成為新型突出犯罪問題。

　　記者 王研 昆明報道

　　犯罪群體日益職業化

　　犯罪分子為逃避打擊，往往采取在A地購卡、B地撥打電話、通過C地虛擬號碼轉移到D地，對E地人群實施詐騙，得手后在F地轉賬、G地取款等反偵查手段，整個作案過程多區域活動，大跨度流竄。

　　來自警方的分析表明，近年來電信詐騙犯罪猖獗，最多時一年發案數達六七百起，但同期破案率不高。近年來，電信詐騙的手法不斷翻新、詐騙對象不斷變化，近期主要有以下特點：

　　一是犯罪手段日趨科技化。犯罪分子通過郵件、短信、電匯等現代金融及通信技術實施詐騙、獲取贓款，犯罪過程中不與被害人直接接觸，犯罪的欺騙性、隱蔽性更強。特別是近幾年來，犯罪團伙選用跨省市手機卡異地漫游接打電話，運用短信群發、VOIP電話任意顯號、電腦模擬語音提示技術，利用“一號通”、“小靈通”多重轉接業務，使用境外服務器架設詐騙網站，用多重代理或CDMA無線上網技術維護詐騙網頁，給群眾識別和警方打擊帶來了難度。

　　二是作案方式越來越多樣化，侵害對象也不斷擴大。犯罪分子一方面不斷借鑒外國“先進”犯罪經驗，一方面不斷翻新詐騙內容和作案手法，從假冒黨政要員、企業高管的脅迫型詐騙，到虛構“中獎”、“退費退稅”的利誘型詐騙，再到謊稱親友車禍的避險型詐騙，以及官員受賄、生活越軌的恐嚇型詐騙，花樣不斷翻新，讓人防不勝防。

　　例如，云南最近出現了針對高校學生的電信詐騙案。麗江師專5名學生就先后被騙走8044元，罪犯自稱是麗江市教育局工作人員，稱因教育改革，1985年后出生接受九年義務教育的學生可以領取到部分義務教育學費的返還款，要求這些學生攜帶銀行卡并撥打電話XXXX，在ATM機上按電話中一名女子的提示操作，即可收到由國家教育總部發放的義務教育返還款，該校學生高某某、張某某等5名學生按對方提示操作后錢被轉到其他賬戶。

　　又如，云南一些州市有部分近期內購買新車的車主接到從異地打來的電話，在接通電話后，對方自稱是其所購車廠家的會計，告訴車主：現國家有政策，可以享受購車退稅，并說出車主部分信息及所購汽車的信息，在取得車主信任后，要求車主到ATM機進行操作，通過ATM機轉賬的形式騙取各車主銀行卡上的現金。

　　三是犯罪現場流動化。犯罪分子為逃避打擊，往往采取在A地購卡、B地撥打電話、通過C地虛擬號碼轉移到D地，對E地人群實施詐騙，得手后在F地轉賬、G地取款等反偵查手段，整個作案過程多區域活動，大跨度流竄，犯罪地點不斷變化，往往一個案件的偵查涉及若干個省、區、市。警方偵辦的一些案件中，一個詐騙團伙的電信痕跡顯示，在兩個月的時間內，犯罪分子即沿京廣線流竄往返達四次之多。

　　四是犯罪群體日益職業化。像“11·30”案件中以公司化運作的犯罪集團日益增多，其組織嚴密，分投資人、經理人以及操作人等多個層面，與上級實行單線聯系。一些詐騙集團還設有專門的辦卡組，如果成功詐騙數額較大，就一次性廢掉所有卡再重新辦理。此類犯罪方法最初由臺灣傳播到福建、廣東等地，隨著警方打擊力度加大，其犯罪窩點逐步向西部內陸地區蔓延，福建、廈門，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多個地區都有地域性職業犯罪人群。

　　“偵查難”、“追贓難”導致破案困難

　　由于犯罪分子對大額資金采取多重劃轉的方式，把一個賬戶擴展到幾十個甚至上百個賬戶，而且大部分涉案資金都在中國內地以外的地區、國家取出，導致警方耗費了大量警力和時間后，常常只能查到一張假的或與本案毫無關系的開戶身份證。

　　《經濟參考報》記者了解到，目前電信詐騙犯罪存在發案率高、破案率相對較低的問題。一方面，由于電信詐騙犯罪成本低、回報高，導致此類案件發案率高。目前，個別地區有了印刷“刮刮卡”、販賣銀行卡、手機卡、群發器、替代郵寄、取款等犯罪環節專業服務產業鏈，極大地便利了犯罪分子。而電信詐騙犯罪在法律層面上仍沿用了傳統的詐騙罪標準，由于打擊困難，犯罪分子被查獲的少、被定罪量刑的少、被判重刑的少之又少，因此風險低，作案“回報”卻往往是巨額資金，使犯罪分子不惜鋌而走險。一方面，由于電信詐騙犯罪自身的一些特點及某些外部因素，導致警方破案存在“偵查難”、“追贓難”、“追捕難”、“取證難”、“處理難”等問題，破案率不高。

　　偵查難——由于其跨地區作案特性，大量協查工作需要外地公安機關、銀行、電信部門的密切配合，不僅花費的人力、精力、財力巨大，而且一個環節出問題就難以追查下去。電話多重轉移技術的運用使追蹤一個線索常常要跨越多個省市，只要一個通信關口局篩選不出信息，追蹤就難以繼續，在某起案件中，警方為追溯一個VOIP網絡電話來源輾轉上海、湖北、北京、河北、云南五省、市，花費數萬元，整個過程充滿了不確定因素，一旦出問題就會前功盡棄。

　　追贓難——由于犯罪分子對大額資金采取多重劃轉的方式，把一個賬戶擴展到幾十個甚至上百個賬戶，而且大部分涉案資金都在中國內地以外的地區、國家取出，導致警方耗費了大量警力和時間后，常常只能查到一張假的或與本案毫無關系的開戶身份證。這不僅帶來了人員、經費負擔沉重的問題，同時也拖延了偵查工作的進度，導致一些信息資料因時間過長而無法獲取，證據取得、偵破工作都受到影響。如揭女士的這起案件，是云南警方通過公安部到建設銀行總行才查到了相關情況。

　　同時，由于犯罪分子得手后迅速通過多次劃轉等方式轉賬、取款，還導致贓款難以追回。

　　追捕難——近年來，此類犯罪由最初的主犯直接實施，轉為雇傭招聘懂某地方言的骨干和馬仔，“突擊培訓”后組合操作，有的主犯甚至在大陸區域外幕后遙控，遠程指揮，很難抓捕歸案。

　　改號軟件在終端上顯示官方號碼

　　在VOIP網絡電話管理上，雖然我國電信條例明文規定運營商之間數據交換時必須隨送主叫顯示，但相關部門監管不力，導致部分運營商放縱不法分子在網關上隨意設置虛擬號，實施欺騙性非常強的任意顯號詐騙手段，普通人稍微疏忽就會步入圈套。

　　《經濟參考報》記者了解到，在全國的多起電信詐騙案中，一些機構的正常業務常常被不法分子利用，也給各地警方辦案造成了極大的困難。

　　最明顯的是許多不法分子使用了網絡改號軟件，以便在終端上顯示公安機關等官方號碼。例如在揭女士的這起案件中，揭女士之所以查詢“南通市公安局”的號碼與自己接到的電話號碼顯示一致，其實是犯罪嫌疑人使用了改號軟件。而據記者了解，在VOIP網絡電話管理上，雖然我國電信條例明文規定運營商之間數據交換時必須隨送主叫顯示，但相關部門監管不力，導致部分運營商放縱不法分子在網關上隨意設置虛擬號，實施欺騙性非常強的任意顯號詐騙手段，普通人稍微疏忽就會步入圈套。當前，一號通、VOIP網絡電話已成為犯罪分子發布虛假信息的主要渠道。此外，一些改號軟件5000多元就能輕易買到，而且是正規公司開發的正版軟件。

　　另一方面，商業銀行各自為政，各商業銀行自成體系，數據資源都匯集在總行，對于公安機關急需的資料信息，需逐級上報查詢，而銀行卡犯罪多是跨行、跨省作案(取款)，關系錯綜復雜，如按程序一步一步走，周期長、效率低，使案件錯失調查取證的黃金時段。部分商業銀行錯誤地認為，儲戶是受害人，和自己沒有直接聯系，不及時提供相關信息資料，不主動配合公安機關偵辦案件，延誤戰機，造成了犯罪活動發現難、線索證據收集難、犯罪空間擠壓難的“三難”局面。此外，一些銀行的設施老化、監控失常、監控圖像不清等，導致對偵查工作起到關鍵作用的資料信息失效或失去實際價值。

　　此外，不少銀行為了完成業務量，對銀行卡的辦理管理極不規范，利用假身份證開戶、持他人身份證開戶、利用一張身份證反復開戶現象十分突出。如有的銀行為提高業務量委托給外面的公司辦理，辦儲蓄卡只要身份證復印件，不需要本人持身份證原件，而復印件在人才市場等地都能輕易地得到；一些銀行卡在外面甚至公開買賣，比如有的學生辦一套工農建交銀行的卡，兩三百元就賣給了別人。在警方偵破的一些案件中，僅收繳的銀行卡就多達400余張。而查案時，警方通常先追查銀行賬號，但追查下來很多都是無效賬號，往往導致線索中斷。

　　法律界人士認為，要從根本上遏制電信詐騙犯罪，僅僅靠公安機關“單打獨斗”、事后介入和打擊顯然是不行的。他們從專業角度提出了建議：首先，應當加強警示、宣傳力度。這方面韓國、我國臺灣地區等有一些經驗，這些地方也曾經歷過電信詐騙案的高發階段，其主要經驗是依靠社會各界進行聲勢浩大的公益宣傳，普及防范知識。除了利用廣播、電視、報刊、網絡等媒體，還應當依靠單位、學校、社區等組織宣傳活動，在機場、車站、碼頭或是金融網點等場所，也應當在醒目位置長期設置公安機關確定的警示牌，同時可通過移動通信部門定期發送警示短信。

　　其次是逐步完善和落實金融、通信行業監管法規。手機通信、互聯網的管理規范還有待進一步健全完善，建議通過政府牽頭加強對這些行業的監督，明確其應承擔的義務和應負的法律責任，對違反規定者應堅決處理。

　　“接了倆電話 被騙了2300多萬元”

　　在云南西雙版納做了多年玉石生意、已經小有名氣的揭女士，怎么也沒料到，在生意場上摸爬滾打多年，卻因為接了兩個電話就被騙走了2300多萬元。引起公安部關注的這起巨額電信詐騙案告破后，牽出了一個跨國、跨地區特大電信詐騙集團，其組織之嚴密、人員之眾多、分工之細致、手段之“高明”，令人驚奇。

　　一先，一后，神秘電話騙走2300萬元

　　2010年10月16日中午1點多，在西雙版納州做玉石生意的揭女士突然接到了一個電話，號碼她并不熟悉。電話里，一名陌生男性自稱是廣東省清遠市公安局的警察，并詳細地說出了她的身份證號碼、手機號碼及車輛信息等。此人接下來的話讓她大吃一驚：“你涉嫌一起巨額洗錢案，我們正在查。要想洗清嫌疑，你得開個中國銀行的賬戶，然后把所有存款轉進去，便于我們核查。”這名“警察”還一再叮囑揭女士“要保密，不能跟任何人說，連你老公也不能告訴，更不能查賬戶余額，不然你的嫌疑就洗不清了。”

　　看到對方對自己的情況如此了解，揭女士開始相信他真是警察，加上錢是轉入自己的賬戶，應該不會有什么危險。于是，她按對方要求當天就到中國銀行開了一個新賬戶，同時開通了網銀功能。從10月16日至28日，揭正霞分20次將1759.46萬元人民幣存入新開戶的中國銀行賬戶。

　　此后，揭女士又接到了電話，對方以“調查資金是否涉及洗錢案”為名向她索取了中國銀行的賬號、密碼以及動態口令。至10月30日，揭女士存入中國銀行的資金中有1759.38萬元全部被犯罪嫌疑人轉走。

　　10月29日，揭女士又接到了一個類似的電話，電話那頭的人自稱是南通市公安局民警。此人以洗錢案移交辦理為由，讓她在指定的八個建設銀行賬戶中存入“保證金”共計552.3萬元。這一次，揭女士感到有些奇怪，于是按手機上顯示的號碼打114進行查詢，結果確實是南通市公安局的電話。于是，她又照辦了。結果至11月2日，八個建設銀行賬戶的資金全部被轉走。

　　數天后，揭女士發現自己賬戶上的錢全部被轉走，共有2311.68萬元。直到此時，這名生意場上精明強干的女商人才意識到自己是真被騙了，于是，11月2日23時許，她連夜向景洪市公安局報案。

　　罕見，巨額，公安部專案指揮部破案

　　數額如此巨大的電信詐騙案，在云南尚屬首起，在全國也不多見，云南省公安廳為此組成了“11.02”專案組，全力開展偵破工作。隨著偵破工作的一步步深入，一個跨地區、跨國犯罪集團逐漸浮出水面。

　　與此同時，公安部對國內近期同類案件進行了串并分析：就在揭女士一案發生后，北京一市民也被騙走了1300多萬元，前后兩個月里，類似案件頻繁發生，全國共有21個省份的400多名群眾被騙，金額高達1.4億元。

　　公安部決定將全國多個省、市有串并案條件的單個案件集中起來，成立“11·30”專案指揮部，統一調配警力，統一部署案件偵破工作。2010年12月27日，在公安部“11·30”專案指揮部的統一指揮下，云南等9個省、市及我國臺灣、公安部赴菲律賓工作組等同時開展統一行動，一舉摧毀了這一由臺灣人為首組織的跨國、跨地區特大電信詐騙集團。

　　集團化，智能化，跨國犯罪集團令人震驚

　　昆明市公安局刑偵支隊三大隊陶建軍參與了破案工作。他介紹，這起案件中浮現出的跨國犯罪集團，其運作手法嫻熟、組織嚴密、管理規范，如果從事的不是犯罪行為，簡直就是一個國際化的集團公司。他介紹了這起案件的犯罪集團的一些特點。

　　特點之一是在管理方面。詐騙集團對詐騙資金的管理、統計、核算等非常嚴格規范，其撥打電話，通訊線路支撐、維護，贓款轉移、取出等各部分設計和操作上既聯系又相對獨立，一旦某一環節出現問題，其它環節能迅速與其切斷關系。

　　特點之二是在資金轉移方面。詐騙集團的動作迅速，常常采取分解或層層轉移等方法逃避打擊：有的跨地區轉賬六七次，有的把資金分解成幾萬元后用ATM機取款。此外，以前的案件中罪犯都在國內取款，現在罪犯不計成本，在中國內地以外的地區、國家取款，給公安機關破案造成極大困難。

　　特點之三是跨國跨地區。陶建軍說，電信詐騙案有很多都是跨國跨地區詐騙，窩點設立在國外或境外。如在“11·30”專案中，犯罪窩點主要在菲律賓，撥打詐騙電話也主要在菲律賓，但提取贓款的地點又涉及臺灣、香港、澳門及福建、廣東、江蘇等地。

　　特點之四是智能化。為了讓詐騙更容易成功，罪犯會事先研究根據詐騙對象的不同，研究其心理。比如打算騙中國人，就要請中國人加入詐騙集團，研究中國人的習慣、風俗，決定說什么話、怎么騙。陶建軍說：“我們曾破獲一起案件，是臺灣人雇傭馬來西亞人在昆明設窩點，專門騙馬來西亞人”。

　　特點之五是組織嚴密。詐騙集團分工細致，分為幾個小組。第一組負責打電話，有的“掃號段”，有的則獲得個人資料后有針對性地撥打。如果對方質疑，就謊稱“我幫你轉到公安局或檢察院”。第二組人員則冒充警察或其他身份，有些罪犯甚至制造了逼真的背景音樂，受害人在電話里能聽到對講機中喊“某某派出所”的聲音。釣上“餌”后第三組負責加固，提供賬號或者轉賬方式。

　　電信詐騙12種常用手法

　　電話欠費型。

　　冒充電信工作人員向事主撥打電話告知其電話欠費，謊稱事主身份信息可能被冒用捆綁登記了欠費電話，并聲稱幫助事主聯系報案。由此展開騙局。

　　透支消費型

　　通過手機短信稱手機用戶銀行卡在某地刷卡消費若干元。在用戶回電后，假冒銀行及公安局謊稱該銀行卡可能被復制盜用。

　　通知退費型

　　冒充稅務局、郵電局、銀行等部門工作人員，謊稱要進行退稅、退多收款活動。

　　虛假中獎型

　　以公司慶典或新產品促銷抽獎為由，通知受害人中了大獎。

　　低價購物型

　　不法分子發送出售二手車等虛假信息，要求欲購者交定金、托運費等費用。

　　編造事故型

　　以醫生或警察名義謊稱被騙人親屬生病或車禍住院搶救，甚至謊稱遭到綁架，騙其匯錢到指定賬戶實施詐騙。

　　發布賬戶型

　　群發短信大量發送“請把錢直接存到某銀行賬號”等內容。

　　彩票透碼型

　　謊稱可提供準確的中獎或內部信息，只需向指定賬戶匯入錢款即可。

　　熟人借款型。

　　通過網絡電話任意顯號或進行QQ聊天，冒充熟人向受害者借錢。

　　騙取話費型。

　　撥打“一聲響”電話，一旦回撥該號碼，就產生高額的話費。

　　冒充領導型。

　　假冒領導、秘書或部門工作人員等身份打電話給基層單位負責人，以推銷書籍、紀念幣、劃撥款項、配車、幫助解決經費困難等為由，讓受騙單位支付訂購款、配套費、手續費等。

　　招工信息型

　　以高薪招聘“公關先生”、“特別陪護”等為幌子，要求受害人到指定酒店面試。然后聲稱向指定賬戶匯入一定培訓、服裝等費用后即可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