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系統是專家系統。產品的召回是需要做評估的，比如風險評估、安全評估，這些評估靠專家。建立一個專家體系，由專家委員會來討論決定產品的危險性在哪兒，該不該召回，范圍有多大，幫助政府做決策，提供咨詢，提供服務。

第三個系統是建立產品的檢驗機構。判斷缺陷最過硬的還得用檢驗、儀器、指標和數據，一些大的汽車檢驗中心有碰撞試驗，毀壞性試驗，發動機剎車試驗，這個需要專門的檢驗體系和機構，同時要保證機構的公正性，最好是由第三方來做，這樣才有公信力。

第四個是行政或者程序召回的管理系統。誰來主管，接到信息誰來處理，專家誰來召集，用什么方式來開會，怎么判斷，什么樣的程序，關鍵有個制度、機制，該召回的一定要召回，而且包括召回的后處理也都很重要，有的東西召回能修、能換，有的東西比如三鹿奶粉召回以后就應該銷毀。有后處理的規定，同時要有監督，要執行到位，嚴格執法，比如對不能遵守法律法規的也加強監督和執法，要有一套體系。

所以，這四大體系我覺得是搞好召回工作的必要條件，這里面都需要財政資金的投入，人員的投入，特定機構的設立，行政機關、技術機構、事業單位包括社會的方方面面的參與，也包括媒體的關注和支持，理解和宣傳，這樣才能使召回健康有序，能夠有效發揮制度的作用。

召回不同于“三包”

日報：召回行為對市場和消費者有什么樣的意義？

劉兆彬：召回的管理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通過對缺陷產品的認定，對安全健康以及其他方面加強管理，通過對這些有缺陷的產品采取收回、修理、更換、退貨，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保障消費者的安全，維護社會公共安全。

在召回的過程中，政府應當發揮作用，盡管在召回的案例中，美國、日本，絕大多數的召回都是企業的自主召回或者叫主動召回，但主動召回的過程也有社會調查、政府調查這些內容，大多數我們看到的都是企業的主動召回，只有極少數是政府責令和強制召回，但即使是這樣，政府在召回的管理過程中，也不應當缺位，只有這樣才能保證這個制度有效實施，否則完全由一個企業自主自愿的行為，恐怕難以達到保證消費者合法權益的效果。

目前，召回的行為90%甚至95%以上是企業主動召回的，由政府強制責令召回的不多，這是從現在各國以及我們國家召回的實際情況來看。

召回制度與一般的“三包”、產品的修退換是有區別的。“三包”是企業對消費者的承諾，也是按照產品質量法，是企業一個法定的義務，但是“三包”往往都是個案，個別問題，比如一個電視機有問題，在“三包”期限內，可以去按照企業的承諾修退換，但是召回應當說是一個政府制定的對消費者進行救濟的一個措施，有的把它叫做“后市場管理”，它的核心是圍繞著安全，消費者的生命健康安全為出發點，召回主要是一種普遍的，或是批次批量的產品出了問題才叫召回，“三包”可能不涉及安全，但是召回不是，一定是涉及到安全，另外它是一個普遍的，對于產品來說是批量的，批次的行為。

還有，召回可能由于設計制造過程中有不合理的危險，是指不符合國家的強制標準，叫缺陷產品。如果企業不主動召回，政府可以強制責令其召回，發揮監督的作用。但是家用電器的“三包”規定，政府也可以發布一些政策，但可能還是屬于一種民事行為，屬于個別消費者和個別廠商之間的質量糾紛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