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數十個民企老板因無法償還高利貸出逃，民間借貸危機愈演愈烈。

　　編者按：

　　無論從哪種角度看，溫州對中國經濟都具有風向標意義。這個素有經商傳統、因屢屢逐利于潮頭而毀譽參半之地，由炒房、炒礦到炒錢，在中國經濟畫出了一條不規則的拋物線。其由輝煌至低迷的過程，不只說明了資本的殘酷性，也將民間資本渴求資金與發展的困境展露無遺。

　　是什么原因使得高利貸這種古老而血腥的獲利方式在現代經濟繁華之地大行其道？一方面中小企業為了發展“求資若渴”，一方面國有銀行惜貸如金。與此同時，又有相當的民間資本投資無門，當這種供給與需求無法通過正當渠道匹配在一起之際，遂通過高利貸這種方式扭曲在一起，也由此衍生出一批中小企業“敗走麥城”的悲劇。

　　而這也無形中將現行的宏觀政策置于更加微妙的境地。畢竟收緊的流動性所產生的效應已經在樓市上逐步顯現。這種時候，放一放可能前功盡棄。但如果一味地收緊缺乏變通，是否又將把中國中小企業置于更加危險的境地？須知中小企業是中國經濟活力的源泉。

　　如今，浙江企業主欠債“跑路”現象已然引起中央重視，溫家寶總理節日期間親臨浙江調研，浙江省政府隨即召開四級政府會議要求幫扶中小企業脫困。這一切，對于提振中小企業信心無疑是必要而且及時的。然而，僅有這些尚且不夠。如果沒有金融體制的創新，民營企業以及民營資本面臨的困局難以根本改變。

　　事實上，在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大企業與中小企業之間，銀行厚此薄彼非只一日。這一沉疴陋習久積未改，其深層原因在于現在金融體制的僵化、保守。而金融體制的改革在國際金融危機之后一直處于停滯狀態。以美國為代表的金融體系，在危機中暴露出的千瘡百孔，至今仍讓人心有余悸。然而，這不能成為不改革、不開放的理由。

　　所有這一切的變局都在呼吁金融體制的變革。應以解決中小企業資金困境為契機，大力推動金融業的改革與開放。

　　節日的溫州，無論是街頭巷尾，還是本地網上論壇中，民企老板的“跑路”依然是人們熱議的話題。

　　就在此前的9月20日，在溫州有著“眼鏡大王”之稱的浙江信泰集團董事長胡福林的出走，在溫州業界引起的震動不亞于一場地震。

　　作為溫州眼鏡行業的龍頭企業，去年信泰集團光眼鏡的產值就達2.72億元，今年1~8月產值1.25億元。

　　1964年出生的胡福林，是溫州市第十屆人大代表，曾擔任浙江省眼鏡行業協會副會長，并獲得溫商十大創新人物、溫籍十大杰出國際商人、2006全球華商百業領軍人物等稱號。

　　而事實上，胡福林的“跑路”，只是將溫州老板的“跑路”出走現象推上頂峰。自今年4月以來，有著民間資本“晴雨表”之稱的溫州，正經歷著一場罕見的民間金融“風暴潮”。

一份“溫州大老板大逃亡名單”

　　胡福林只是最近“跑路”的溫州企業老板之一。實際上，自今年4月開始，溫州企業主“跑路”的報道已開始見諸報端，之后呈現出蔓延和擴散的趨勢：

　　4月份，溫州龍灣的江南皮革有限公司董事長黃鶴失蹤；同月，溫州波特曼咖啡老板嚴勤為出走，相關門店停止經營；位于樂清的三旗集團董事長陳福財，因資金鏈出現問題出走。

　　不久之后，天石電子老板葉建樂、巨邦鞋業老板王和霞、恒茂鞋業老板虞正林、錦潮電器老板戴列竣、耐當勞鞋材公司老板戴志雄、落之神鞋業老板吳偉華、蝶夢兒鞋廠老板黃杰等先后“跑路”。

　　進入9月，“跑路”出走大潮進一步顯現。先是當地頗有名氣的家電老板鄭珠菊攜款潛逃，“落跑”半月之后，被警方追捕歸案。之后，往年只發一箱方便面當做中秋福利的溫州奧米流體設備科技有限公司，送包括5名保安在內的全體員工到雁蕩度假，可當他們歡天喜地游玩歸來，發現公司40多臺總價值上千萬元的精密加工設備全部不翼而飛，董事長和總經理等高管集體失蹤；

　　9月15日，浙江祥源鋼業、溫州寶康不銹鋼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長吳保忠失去聯系；9月19日，開業兩年的溫州福燕兄弟實業有限公司倒閉，房產易主，老板失蹤……

　　當地最熱論壇“七零三”羅列了一份“溫州大老板大逃亡名單”，冗長的名單列出了超過30位“跑路”的企業老板。

　　而據不完全統計，在“重災”的龍灣永強，僅8月份就發生了20多起老板“跑路”。從9月12日~22日，溫州有7家企業老板被卷入失蹤漩渦，而9月22日一天溫州就有9個老板跑路。

　　就在中國青年報記者在溫州采訪期間，溫州正得利鞋業的老板又因債務問題從市區順錦大廈22樓跳下身亡。

“如果不介入民間借貸，情況也許也會好一些”

　　溫州老板集體跑路，被指向的原因大多相同——企業資金鏈斷裂。

　　以信泰集團為例。信泰集團成立于1993年，是目前溫州最大的眼鏡生產廠商之一，其主要經營范圍包括：眼鏡的研發、制造、加工以及銷售；品牌代理、零售連鎖；能源開發、物業管理以及進出口貿易等。坐落于婁橋工業園區的新工業園，占地120畝，總面積16萬平方米，僅總部就有員工3000人左右。

　　信泰集團擁有的自主品牌“海豚眼鏡”，是溫州眼鏡行業第一個“中國馳名商標”，也是中國市場上銷量最大的太陽鏡品牌。十幾家子公司遍布在香港、上海、深圳、溫州等地。

　　2008年，隨著世界光伏產業的興起，信泰集團也開始進軍光伏產業領域，并設立了新能源事業部，其旗下包括浙江中硅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賽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溫州中硅科技有限公司等，主要生產太陽能單晶硅、太陽能多晶硅、太陽能電池、太陽能組件系統、太陽能系統工程等光伏產品。

　　但由于涉獵業務過多、擴張過快，信泰數億元的產值根本無法滿足其擴張的需求，最終陷入資金鏈斷裂的“絕境”。據稱，其真實的欠款高達20多億元，其中民間高利貸12億元，光月息就高達2000多萬元；還有8億元銀行貸款，每月月息也需500多萬元。

　　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說，目前溫州民間借貸的利率水平已超過歷史最高值，一般月息是2分~6分，有的甚至高達1角5分，年利率達180%。一企業老板說，大多數中小企業的實業毛利潤不會超過10%，一般在3%～5%，高利率的民間借貸很容易就把企業逼上絕路。

　　據稱，溫州“跑路”的企業老板涉及的資金大都達到幾千萬、數億元的規模，有的規模甚至在10億元以上，而這背后都牽扯到利息高昂的“民間借貸”。

　　事發前，49歲的鄭珠菊是溫州市龍灣區“百樂家電”的法人代表，曾拿下格力電氣在溫州市龍灣區的總代理，此外兼營西門子、索尼、海爾、松下、TCL、LG、海信、美的、康佳等品牌電器。據悉，鄭珠菊共欠債權人的現金借款、銀行承兌匯票等高達2.8億元，其中現金1.8億元，銀行承兌匯票1億元左右。

　　同樣，溫州鐵通電器合金實業有限公司的股東之一范某出走，估計涉及上千萬元民間借貸；位于樂清的浙江天石電子公司老板葉某出走，據傳其欠下7000萬元巨債無法償還；溫州龍灣區海濱街道的巨邦鞋業有限公司老板王某出走，據傳其參股一家擔保公司，涉及資金約1億元。

　　“‘跑路’的老板或多或少都參與了民間借貸。”溫州工業園區一位分管經濟的官員認為，溫州人鄉土觀念重、好面子，“跑路”等于自毀后半生信用，不是走投無路，這些人不一定會跑。“如果不介入民間借貸，情況也許也會好一些。”

企業資金鏈危機的連鎖效應

　　讓人擔憂的是，由于擔保公司的錢基本都是從民間借款而來的，借款一般是普通家庭把錢交給中間人，中間人再交給公司，形成層層往上交的金字塔形式，一個老板的“跑路”，很可能讓成百上千戶普通家庭的借款血本無歸。

　　與此同時，由于企業間在借貸時往往相互擔保，一家發生破產倒閉勢必危及互保企業，所謂“一倒一大片”，形成多米諾效應。

　　據了解，信泰集團董事長跑路后，10余家企業因此受到牽連甚至倒閉。當地頗有規模的寶業皮革因高利貸無法償還、老板不知去向后，工廠大門口被當地法院先后貼上10張催繳欠款的傳單，其擔保企業大華皮革受到牽連，不久同樣破產倒閉。同樣在龍灣永強，溫州巨邦鞋業有限公司老板突然失蹤，因其涉足一家非法擔保公司，而擔保公司老板出逃，巨邦公司受到牽累，涉及的資金約有五六千萬元。記者趕往巨邦鞋業廠房門口，發現其大門緊鎖，空無一人，其門口被法院貼上了數張通告。

　　溫州市信用擔保行業協會會長郭炳鈔說，目前溫州經濟遭遇的資金鏈危機“形勢非常嚴峻”。據其稱，該協會內部至少已經有兩家擔保公司因為客戶企業資金鏈斷裂倒閉而受到牽連。

　　而更嚴重的影響，在于破產倒閉逃跑躲債事件本身所具有的示范效應及其造成的恐慌，其危害遠遠大于事件的本身。溫州市金融辦主任張震宇就表示，現階段的關鍵問題不僅是經濟，還有信心的問題。

　　同時，老板逃跑事件不僅拖累了大批資金鏈上的企業，對地方經濟造成重創，也帶來社會問題。胡福林負債20多億元出逃后，信泰上千員工集體討要工資。

　　除了不斷的跑路事件，溫州涉及民間追債的突發性訴訟也在大幅增加。據龍灣法院的最新統計數據，今年1月份以來該區民間借貸糾紛案件達692件，立案標的總額10億元。其中9月份短短20天就有民間借貸糾紛案件190起，標的額近3億元。而去年一年，該法院立案的民間借貸糾紛案件標的總額也只有3.6億元。

　　“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溫州民間借貸危機給社會穩定造成相當大的壓力。”溫州一官員說。

　　本報溫州10月9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