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班有30多人，當時是‘二班’。他(指犯罪嫌疑人——記者注)告訴我們還有一個‘一班’，當時已經畢業了。這就讓大家相信，他這個項目是辦了一定時間的。”范蓉梅說，“開學第一天結束后，大家吃飯聯誼，現場來了一個女孩子，被介紹說是作為‘一班’的學員代表，和大家一起交流，并說‘一班’的學員已經如何如何了。”
但后來，范蓉梅和她的同學對課程質量有所懷疑，希望犯罪嫌疑人提供“一班”的名單，要找“一班”的人核對相關事實時，“他們連一個學員也拿不出來”。
“后來我們才知道，根本沒有‘一班’。”范蓉梅說。
“他們既沒有教室，也沒有任何一個屬于他們學院的老師”
“我參加這個項目課程班只是看重它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師資，其授課的內容和質量是有保證的。”范蓉梅向中國青年報記者解釋了自己報名的初衷，“我是對他們開設的課程感興趣。而且他們說，課程都是由哥院的人和中國像清華、北大這些學校的老師上的，也有一些其他高校的，比如經貿大學的老師。”
在相關洋高校的招生宣傳材料中，除了“權威認證”外，“師資陣容”也是犯罪嫌疑人希望說服潛在客戶報名的重點內容之一。
例如，在休斯頓大學的招生簡章中，“師資陣容”“主要來自北大、休斯頓大學、清華及從海外聘請的講席/特聘教授；業內專家；由國內外著名經濟學家、跨國公司總裁、政府要員以及國際知名管理學大師組成的外聘教授等”，周國平、張維迎、吳敬璉、李稻葵等人的名字均在其列；但中國青年報記者在警方從犯罪嫌疑人處查獲的講課費收據中發現，在招生簡章中聲稱的35名中方師資團隊成員中，只有1人在2009年8月給學員上過兩次課。
“他們(指犯罪嫌疑人——記者注)完全是根據能請到什么樣的老師，再來開設相應的課程。而不是根據課程的設置，制定相應的教學大綱，再去邀請相關領域的老師。”范蓉梅說，“后來我們知道，他們既沒有教室，也沒有任何一個屬于他們學院的老師，就是授課的時候外請老師過來，然后給人家一定的授課費。如果不去上課，你其實都無法知道這些情況。”
記者在犯罪嫌疑人發給美國理工大學2010級學員的上課通知單上發現，除了一次在海南三亞的授課之外，其余的課程授課地點均在北京大學內的英杰交流中心、北京大學西南門外的北大資源賓館和北京大學東門旁的博雅會議中心。但這些授課地點都是犯罪嫌疑人臨時租用的。
甚至，犯罪嫌疑人設立公司的最初辦公地點是在居民樓里。
“我們同學在一起聊的時候我才知道，當時這家公司的辦公地點是在一棟住宅樓的兩居室里，而不是在辦公樓里。后來我們畢業一年多后，他們才搬到較好的辦公樓里，買了房買了車，還讓大家一起去聯誼。”范蓉梅回憶說，“后來我一想也對，一年多的無本生意，他們進賬近千萬元呢。”
她給記者算了一筆賬：“請北大、清華的老師來講課，大概兩天的課就是兩三萬元；租房也就是幾千元，十二節課也就二三十萬元的成本，但他收過去的學費得多少錢啊？”
范蓉梅個人交的學費近10萬元，但這還不是最多的。記者從饒明黨處獲悉，檢察機關了解到的情況是，和范蓉梅一起被騙的共有13人，最少的交了4.4萬元，最多的達12萬元。
而據范蓉梅介紹，在她報案時，哥倫比亞國際學院已經招到了“八班”或“九班”了，每班30多人，“而且相關的費用支付是沒有發票的，這還涉及逃稅問題”。
犯罪嫌疑人余某所在公司的一位員工在今年年初撰寫的年終總結中提到：“我明年的工作計劃是完成招收學員20名，銷售金額200萬以上，爭取把休大(即休斯頓大學——記者注)招滿30人……”
而在犯罪嫌疑人武某與合作方在去年3月簽訂的合作協議中，雙方關于費用分配的條款是，工商管理碩士(MBA)每生1.5萬元歸合作方，其余歸犯罪嫌疑人；工商管理博士(DBA)每生3萬元歸合作方，其余歸犯罪嫌疑人。
即算離報案已過去將近1年，但范蓉梅仍不時收到關于洋高校學歷班的廣告短信。“我都把它當做垃圾短信，看過直接就刪了。”范蓉梅說。本報北京6月28日電
“多數學員有一份受教育的誠心”
本報記者 來揚
“我們去公安機關報案，提的要求并不是說想把這錢追回來，而是希望揭穿騙術，采取一定的措施，讓更多的人不要再上當受騙，讓那些有熱情繼續深造的學員，能夠從國家認可的正規渠道獲取相應的教育資源。”遭遇假洋文憑騙局受害者范蓉梅(化名)如是說。
她不認同此前“受害人自身素質有問題”的評論。她表示，盡管確實有一部分學員是“奔著證書來的”，但多數來受教育的學員“真的是有一份受教育的誠心，也很認真”。
據案件承辦人饒明黨介紹，在涉案的339名受害人中，八成是企業副總經理以上級別的高管人員。在中國青年報記者看到的幾份洋高校班級同學錄中，外地企業高管的比例占了半數以上。
據范蓉梅介紹，她在聽課中認識的學員，除了企業高管外，還有一些政府工作人員和剛碩士畢業不久的年輕人。
而和她同班的30多人中，有相當一部分學員來自外地。“遠的有福建的、廣西的，他們每次來上課都坐飛機往返，還要在北京住幾天，成本是非常高的。”范蓉梅說。
“在企業當高管的這些學員，大多數不可能有時間再去脫產深造。”范蓉梅分析，他們自身有進一步深造的需求，愿意花錢去參加相應課程的學習。“至于學位，其實我們不十分看重。當然，如果有相關的學位，對我們來說何嘗不好呢？”
“這么一批接受繼續教育熱情這么高的人被騙子騙慘了，現在好多媒體的報道和評論還讓這批人灰頭土臉的，大家的這種情感你也應該理解，不愿意承認(被騙的事實)。”范蓉梅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
她表示，自己和幾個同學向公安機關報案，是希望能借此凈化教育培訓市場的環境，“把那些以合法外衣掩飾非法目的的公司徹底清除出教育培訓市場”，“如果他們的違法成本不高的話，還會有人去效仿”。
“假洋文憑騙局暴露了我國教育培訓市場上存在的漏洞，我希望公眾能從我們的被騙經歷中吸取教訓。”范蓉梅說。
本報北京6月28日電
凈化教育培訓市場的三劑藥方
本報記者 來揚
案件承辦人饒明黨為治理假洋文憑騙局開出了三劑藥方。
“一是加大打擊教育培訓違法犯罪的力度，規范各類教育培訓機構資質審查，加強運行監管，凈化市場環境。二是通過網絡、報紙等媒體，運用典型案例開展法制宣傳教育，增強防范意識。三是加強重點高校周邊及校內樓宇場所出租的管理，有效防止犯罪分子誤導公眾，實施詐騙犯罪。”饒明黨說。
在雅力國際教育海外合作總監張南看來，要凈化目前國內的教育培訓市場，教育主管部門需要增加作為監管機構的監督力度，從源頭上杜絕欺詐性國際合作課程的存在。社會公眾也應該增加自身的法律意識和辨別真偽的能力，在自身知識層面不夠豐富或者不能對項目課程真偽性進行辨別的時候，及時向權威機構求證。
“媒體在為教育培訓類產品作推廣宣傳的時候，也需要進行必要的審核。主流網絡平臺更應承擔起相應的社會責任，不能為了經濟利益發布不符合事實的虛假廣告。”張南補充說。
“我認為中國應該有一個公益性的網站，對這類民間辦學機構的真實資料進行審核，并對外公布，澄清什么樣的教育機構是正規合法的。”假洋文憑騙局受害者范蓉梅(化名)說。
本報北京6月28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