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死，也要死在講臺上”

　　然而，老天在徐其軍的人生道路上設了一個不小的障礙。2002年，滿心歡喜準備結婚的徐其軍卻得到了一個壞消息——因長期勞累過度，他患上了腎衰竭，加上未能及時治療，已并發尿毒癥，需要做換腎手術。更為棘手的是，由于先天基因特殊，要找到匹配的腎源難上加難。

　　“當時醫生告訴我還剩三四年時間，我絕望了。自己一個人反鎖在屋里，把這些年來的讀書筆記、文學作品提綱、發表的文稿、獲獎證書都燒了，那時候真的是萬念俱灰……”陷入回憶的徐其軍眼圈紅了，厚厚的鏡片上起了一層霧氣，“后來……”他背過臉去，忍了好久才正聲，“后來覺得躺在家里等死也是這么長時間，倒不如好好教好這三四年的書，我不能讓學生剛學英語就因為我的病而耽誤了，我就是死，也要死在講臺上。”

　　忍痛與未婚妻解除了婚約，向父母隱瞞了病情，徐其軍裝作若無其事，回到講臺上。為了控制病情，他每天需要服用7種藥物，復查的結果卻一次比一次糟糕：聽力、視力、記憶力開始下降，頭發不斷脫落，每天早晨都會嘔吐……從家里到學校，步履蹣跚的他需要將近一個小時，放學回家后，早已累得腰酸背痛上不了床。盡管如此，他和其他5名老師一樣，一周上19節課，三年級的英文和五年級的英語，一節都沒有耽誤過。

　　學生章連明對這樣一個場景記憶猶新：那天語文課上，她發現徐老師弓著背，右手扶著腰，用左手在黑板上寫字，跟往常有些不一樣，只寫了幾個字襯衫就濕透了。等轉過身來，她看見徐老師臉色煞白，剛講了幾句，他就不得不一只手撐著講臺，另一只手抵著腰，大口大口地喘氣，突然間一頭栽下了講臺。

　　那一次病發讓徐其軍不得不住院治療。手術前，醫生讓其選擇血透還是腹膜透析。相較而言血透的效果會好一些，副作用也小，但是要經常去醫院，而腹膜透析可以在家里做，但容易感染。徐其軍果斷地選擇了后者，為此他還學會了透析，每次透析時將兩公斤的藥水注入體內，休息一會，就拔掉針管去上課，上完課，再把代謝出的血水放出來。這種非常人能忍受的痛苦，徐其軍每天要做兩次，這一做就是九年。

　　“我想快點好起來，盡早回去給孩子們上課”

　　2011年3月，醫院通知徐其軍有合適的腎源，并為其成功進行了換腎手術。手術后的他，身體消瘦，面色灰暗，由于藥物的副作用，臉上滿是痘痘，但是精神很好。徐其軍的妹妹告訴記者，醫生讓他至少要休息半年才能去學校，可是他一刻也不想閑著，“有時候在家練練字，但是手抖得厲害，他擔心自己給孩子們上課時拿不起粉筆來。”

　　在妹妹家養病，徐其軍“身在曹營心在漢”。今年4月23日，得知教過的幾個學生要參加初三英語考試，徐其軍偷偷地乘車來到竹鎮民族中學給學生們鼓勁。他的學生章寧說，“當時徐老師戴著大大的口罩，挨個兒跟我們講解注意事項，進入考場時還沖我們做了一個要自信的手勢，”章寧的眼淚撲簌撲簌地落下來，“徐老師總是這樣，一心只想著我們這些學生……”她掏出手機，翻出一條徐老師發給她的短信：“面對中考要淡定，方能處事不驚，這樣才能成功”。

　　當記者問起徐其軍現在的愿望，他這樣回答，“我想快點好起來，盡早回去給孩子們上課。”樸實的話語卻充滿濃濃的感情，“畢業那會兒覺得自己作為一名老師能改變很多事，現在看來，我能真正做好一個合格的小學教師就不錯了。”聽了他的話，記者不由眼圈兒一熱：“徐老師您做到這樣不僅僅是‘合格’,更應該是‘優秀’。” 徐其軍搖搖頭，特別強調了“合格”兩個字，“一個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我只能傾我所能做到最好。像我們這邊山里的孩子，父母大都在外打工，本身學習條件就不如城里的孩子，我能做的就是給他們多一點關心，多一點呵護，讓他們學到更多的知識。”

　　“許身孺子平生愿，三尺講臺寫春秋”，也許正是這樣的信念，讓徐其軍用生命譜寫出一曲感人肺腑的教師之歌。(記者 鄭晉鳴 通訊員 張金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