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老師怎么勸說，家長和孩子都不愿回學校

教育部統計資料顯示，1997年全國農村小學數為512993所，2009年為234157所，減少學校數合計278836所，總量減少了一半多，平均每天減少學校數為64所。

撤并的理由當然很充分，也是大勢所趨，如生源的減少、教育資源的合理配置考慮、農村孩子到城鎮上學有利于縮小城鄉教育差距等，然而，從更廣闊更深層次的背景上審視，這一公共政策也引發了許多問題。

首先，每一所學校的減少，往往意味著這所學校周邊學生上學路途的增加，雖然由于計劃生育的影響，農村人口也逐年下降，但下降的只是絕對人數，村莊并沒有消亡。由于農村路況的糟糕和交通工具的落后，由此經常發生交通事故，導致悲劇。

撤并的另一直接后果是，學校集中后，一些中心小學變成了巨無霸，巨型班級里人數多得連課桌椅都擺不開，由此給學校的管理和教育資源的分配等方面帶來巨大難題。

而且，即使發展了農村寄宿制學校，但由于學生人數太多，學校資源不夠，這些學校學生的住宿、吃飯、運動、衛生、安保等條件也都存在短缺問題，幾十甚至上百個學生擠一個房間的現象并不鮮見，有些學校因為提供不了午餐，導致孩子餓肚子，由此也導致免費午餐項目成為了今年蔚為壯觀的民間公益行動。

但問題遠遠不止這些，中國青年報駐云南記者在當地采訪時就發現，因住宿學生增加，教職員工承擔了大量本該由家長承擔的養育教育任務，承受了很大的精神壓力。同時，年齡太小的孩子住校學習，生活也難以自理。

上學路途遙遠，不論寄宿與否，都會使農村家庭教育成本增加，即使在西部偏遠地區，這種增加額度也在千元以上，這也由此導致在農村一些地區出現了較多的輟學現象。

中國青年報駐云南記者發現，就在今年，云南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丘北縣天鮮鄉發白村完小學校5年級的一個班就有10個學生輟學，“無論老師怎么勸說，家長和孩子都不愿回學校。”

撤點并校漠視了受教育者的權益

北京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康健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認為，上述問題還只是容易暴露的表面問題，“甚至稱不上主要問題。”

他認為，撤并村校帶來的親情的斷裂和鄉土認同的迷失，是更值得反省的問題。“一個五六歲的孩子離開父母，來到寄宿制學校，家庭的溫暖、家人的溫情被剝離了，但親情教育是最重要的教育，這會對孩子的成長產生深遠影響。”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也認為，朗朗書聲在很多農村消失，農村越發顯得缺乏生氣。因為讀書聲是鄉村文化的重要的元素，鄉村也會因為有學校而變得完整，同時，鄉村教師作為鄉間的“知識分子”，也扮演著無可替代地推崇知識和傳播文化的角色，但撤點并校卻切割了文化與鄉土之間的聯系。

因此，在2011年，無從是從媒體報道的情況看，還是從學術調查研究結論看，很明顯，撤點并校在某些地區不僅沒有帶來農村教育的欣欣向榮景象，反而導致上學難、輟學增多、公共安全事故頻發等問題。甚至還有研究顯示，縮小城鄉教育之間差距的愿望也未實現，反而有進一步拉大之勢。

有媒體援引美國的經驗稱，美國也曾經掀起過一場轟轟烈烈的“撤點并校”運動，全美國的學區由1961年的36402個下降到1970年的17995個。然而，即使美國在撤點并校中做了充分投入，在校車等教育資源的供給上做了充分準備，但仍有多項研究表明在教學質量、教學投入、學生成長等方面，合并學校不一定有什么裨益，還可能帶來壞處。因此，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美國又開始了一場“小規模學校”運動，讓辦學更加多元化。

熊丙奇認為，在他看來，各地政府之所以十分積極地“撤點并校”，在于想由此減少辦學點、進而減少教育投入，更方便地管理學校，“根本不是什么提高教育質量，為鄉村學生著想”。

他認為，由政府主導的教育決策，如果只顧政府的“利益”，而不尊重教育規律和受教育者權益，就會出現各種形式的漠視受教育者權益事件。只有改變教育決策機制，給受教育者（家長）參與教育管理、決策、監督、評價的權力，才能讓受教育者的權益得到切實維護。

康健教授也認為，撤點并校最大的問題就在于“一刀切”，“事實上應該征求老百姓的意見，他們愿不愿意撤了村小、鄉小？如果他們就愿意在自己村里接受最基本的教育，那么政府就得尊重他們的意見。”

他認為，一些地方政府作規劃時，總喜歡拿一些紙面的數據說話，比如說孩子上學的距離，有時候地圖上直線距離只有兩三公里，而由于地形崎嶇，山路綿延，實際距離可能七八公里。“這些不能停留在紙面上，需要深入實地考察調研”。

康健說，撤點并校政策已經實施10年了，“現在需要做大量的實際效果評估，以評估這個政策是否真的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