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一公、饒毅以《中國的科研文化》為題，在《科學》雜志上狠批中國的科研文化“浪費資源、腐蝕精神、阻礙創新”，稱“盡管近年來中國科研經費持續以20%的比例增長，但這種增長沒有對中國的科學研究起到應有的促進作用”。文中還力陳我國科研中存在的種種痼疾，如“經費預定給誰基本一目了然”，“做好的研究不如與官員和他們賞識的專家拉關系重要”，“政府官員任命的專家委員會負責編寫年度申請指南，而專家委員會的主席們常聽從官員們的意見”，“將學生當作廉價勞力”等等。

　　此文的中文版本，在中科院《科學時報》頭版同時刊發。不久前《人民日報》再次以“經費體制該改了”為題全文轉發了施、饒的文章。聯系科學界近期爆出的種種丑聞，時下對學術體制以及學術道德的追問已經成為科學界，乃至整個社會的共識。

　　考評制度下的造假    

　　對于國內學術論文造假屢屢曝光，已經不再是新鮮事。今年9月出版的《自然》雜志在“通信”欄目刊登了國內某期刊編輯部主任的來信，標題雖然有些聳人聽聞：《一本中國期刊發現31%的投稿存在剽竊》。但是，由此國內學術論文注水現象，可見一斑。

　　今年《自然》雜志曾對中國井岡山大學論文造假一事報道中，指出中國現有的科研評價體系是造成科研人員普遍造假的主要原因。該文醒目的標題《發表論文，抑或自行滅亡》，道出了國內科研工作者在現有考評制度下，不得不突擊造假的苦衷。

　　目前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普遍以被SCI收錄的論文數量作為圭臬，與待遇獎勵、基金申報等掛鉤。而一篇SCI論文，不僅要研究內容、學術價值達到國際公認的水平，僅投稿過程包括的初審、修回、二審等環節，往往就花費大半年的時間。但是，以SCI為準繩的考評卻每年都要舉行。如此重負之下，論文造假就成了捷徑。

　　SCI這一國際公認的科學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在國內科學界的特定語境下，則變為了“中國式的愚蠢想法”(Stupid Chinese Idea)。

　　科研不該是做“命題作文”

　　今年我國的GDP已經躍居世界第二。而早在去年底，中國的科研投入已經超過日本，僅次于美國，也位居世界第二。

　　這些巨額的科研投入既包括每年固定評審的國家自然基金，也有諸如863、973的國家重大科技專項。但是，巨額的科研投入是否帶來科學水平的飛速提高呢？除了上述注水的論文發表之外，人們聽到的更多是諸如“中國為什么培育不出大師”的錢學森之問，看到的是每年諾貝爾獎頒獎時國人失望的表情。

　　科研基金既是科學研究得以維系的經濟基礎，也在調控科學資源分配上起著導向作用。科研基金分配的決策首先應該遵循科學發展的客觀規律。但是，目前普遍的基金申報模式是：政府根據專家委員會的建議，制定出固定研究方向的項目申報指南，科研工作者再根據申報指南進行基金申報。本應體現科學精神、科學規律的科研基金的申報，成為了政府部門的“命題作文”。而在此過程中，從項目立項、資金分配到成果鑒定，又都離不開“人治”的影子，最終導致科研基金分配可能成為權力、人情的衍生物。

　　中國式的科研文化

　　至于施、饒文章題目所指的中國“科研文化”。相信，有著多年海外求學工作經歷的二人，在北大、清華履新之后，對此應該感觸頗深。

　　中國文化中有著“尊師重道”的光榮傳統，也有著“天、地、君、親、師”狹隘的門戶淵源。2008年，饒毅在北大生命科學學院推行實驗室PI制度(實驗室研究組長負責制)，公開招聘各實驗室負責人，而北大生科院退休教授意見相左。兩人在對學科研究方向、實驗室負責人選等問題上，展開了激烈的交鋒。交鋒的背后，應該是看做兩種科研文化的碰撞。

　　饒毅歷來對研究生老師的“老板”稱呼，深惡痛絕，認為這是傳統文化惡習的現代翻版。聯系到今年教師節教育部提出了“不收禮”的倡議，看似啼笑皆非，卻是國內科研文化中師生關系扭曲的明證。

　　此外，國內科研界還存在重學歷、輕能力的陋習。名牌大學的學歷好比光鮮亮麗的書籍封面，即便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大家也希望有名牌大學的文憑往自己臉上貼金。而饒毅在談及自己學歷時，坦承曾是中國二流學校的畢業生，可恰是這個中國二流學校(江西醫學院)的畢業生，卻兩次拒絕哈佛大學的研究任教的邀請。“英雄不問出處”的道理看似淺顯，但在當前的科學界很少能找到現實注解。倒是關于教授學歷造假的新聞層出不窮。

　　喚起科學家的責任

　　科研基金分配制度不合理，科研文化建設不健康，面對這些現實問題，卻鮮于聽見來自科學界的聲音。其中原因，也許如施、饒文中所言，現行體制的既得利益者拒絕真正意義上的改革；部分反對不健康文化的人，害怕失去未來獲得基金的機會；更多的人則持觀望等待態度，選擇了沉默。施、饒兩位敢于道人所不道，是其勇敢之處。

　　在人們普遍將中國科研問題歸咎于外部環境、現存制度之時，深刻地指出制度背后的文化陋習。言人所未言，又是施、饒兩位的睿智所在。

　　在科學研究中，科學家有求真創新的責任，而面對制度缺陷、文化陋習時，科學家亦須有揚清激濁的良知和勇氣。施、饒兩位的“自揭家丑”，不僅是不甘于被體制同化的冒險義舉，更是旨在喚醒整個科學界對自身的反思。至于候選院士襲擊舉報人一事，科學界除了斯文掃地的慚愧外，更應該做的是“知恥而后勇”，如施、饒二位一般，展開自我救贖的實際行動，這才是破除體制、文化沉疴的希望。文白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