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為“孿生兄弟”，境遇為何如此懸殊？
一位曾經的民辦教師認為，很多鄉村醫生沒有考慮或者有意回避一個問題：“包產到戶后，赤腳醫生轉變成鄉村醫生，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的身份已經悄悄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與民辦教師不同，鄉村醫生已經‘市場化’了，靠‘手藝’來養活自己，而且有個別醫生賺得還不少。而民辦教師呢？不可能靠收孩子的學費來養活自己吧？”
“大家各干各的，掙一塊花一塊，掙不到就只能靠地里刨食。”徐玉倫也說，為了多賺錢，有個別的鄉村醫生也變了味，“啥病都能看，啥病都有‘祖傳秘方’，開始學會忽悠人了。”
但是，鄉村醫生依然承擔著很多公共衛生服務的職能。2003年，非典期間，戴廟鄉醫院召集開會，徐玉倫接到了一個任務：為回鄉務工人員測量體溫。
“當時鄉醫院只給了一件白大褂，一個口罩，如果傳染的話，首先是我，但是人命關天。”徐玉倫沒有退卻，因為他認為這是他的職責。
徐玉倫忙了三個月，非典結束后，他去醫院要錢，醫院讓他去村委會要，村委會則稱沒有這方面的開支，結果他沒有得到一分錢的酬勞。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時候他們防瘧疾、滅蚊子還有工分，現在遇到了類似的情況，徐玉倫卻不知道該找誰要錢。
“赤腳醫生”老了渴望“穿上鞋”
去年9月份，徐玉倫寫了一份《干了一輩子農村醫生老來無人管》的文章，“寫好之后我專門找了個大學生看了看，內容沒犯什么錯誤吧，犯錯誤的事情我不干。”他把這篇文章郵寄到北京一家報社，卻如泥牛入海。
從2008年開始，戴廟鄉的一些老鄉村醫生就推薦他為代表，為大家奔走呼吁養老問題。
他不想被戴上“越級上訪”的帽子，因此從鄉醫院開始，縣、市、省衛生部門逐級反映。
“苦我吃了，貢獻也做了，該說的我一定要說。說不說是我的事，辦不辦是你的事。”他說話很大膽，但是他辦事很謹慎，擔心犯錯誤毀了自己一輩子的清白。
馬文芳的出現讓徐玉倫看到了希望。馬文芳認為，要解決鄉村醫生的后顧之憂，國家應盡快出臺鄉村醫生養老保險指導意見，明確鄉村醫生身份，將鄉村醫生的人事關系納入鄉鎮衛生院管理，提供一定工作經費和人員工資，保障工作人員基本生活。同時逐步建立鄉村醫生養老保險、聘用與退休制度，切實解決鄉村醫生老有所養的問題，這樣才能筑牢農村三級衛生服務網絡的網底。
今年4月初，有媒體報道，山東省政府將采取以政府購買服務等方式多渠道加大對鄉村醫生的補助力度，安排一定比例的基礎公共衛生服務工作由村衛生室承擔，對所需經費，按照政府購買服務、績效考核、以考定補的原則，從基本公共衛生服務人均經費中按不超過30%的比例統籌安排。
去年11月份，徐玉倫去了一趟北京，去找他的一位初中同學，目的就是看看這位同學能不能幫他解決老有所養的問題，“以前的同學都比他混得強”，徐玉倫的老伴插了一句。
那是他第一次去北京，經過天安門時，他駐足，盯著毛主席像，仿佛看到了自己年輕時背著藥箱，意氣風發地走在鄉間小路上，村民們熱情地揮著手向他打招呼……
文/片 本報記者魯超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