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各級政府對飲水安全的不重視，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王占生有些激動。

　　“如果是GDP上不去，會認真去抓，但是涉及到水質安全的問題，如飲用水檢測能力不具備、水質不達標，為什么不去研究呢？你想，中國GDP已經全球老二了，為什么在自來水檢測能力上投入依然不足？”

　　6月29日，衛生部部長陳竺公布了各地落實飲用水新國標106項指標的時間表。根據該時間表，國家只強制要求到2015年各省（區、市）和省會城市106項指標要實行全覆蓋。這意味著原定于今年7月1日全面實施的新《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GB5749-2006，以下簡稱新標準），在經過五年的過渡期之后，再次推遲。

　　王占生認為，新標準不能也不該再推遲三年，“如果現在一放松，推遲實施，再放松三年或者五年，地方容易松氣，可能還是達不到。”

　　他表示，飲用水安全的核心問題在于政府的投入不足，“在2009年的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中，為什么不投一分給每一個百姓都關心的城市供水呢？”

　　王占生，中國土木工程學會給水排水分會給水委員會副主任、給水深度處理研究會理事長，衛生部健康相關產品審評專家顧問。

　　飲用水國標應五年修訂一次

　　《21世紀》：你怎么看待新國標再度推遲實施？

　　王占生：當初新標準是衛生部牽頭起草，發改委、環保部、住建部、水利部等部委參與，最后由衛生部和國家標準委員會聯合發布的。因此，即便某個官員說，到2015年，省級和省會城市要具備106項指標的檢測能力，這也不能算數。嚴格來說，標準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如果新標準真要推遲實施，那就需要參與制定的部委之間相互協商，而且要政府正式發文告知公眾。

　　我認為新標準應該在7月1日之后實施，某些地方達不到，地方要去想辦法解決，而不能有畏難情緒。如果現在一放松，推遲實施，那么肯定會適得其反。再放松三年或者五年，地方容易松氣，可能還是達不到標準。

　　《21世紀》：在2006年新國標制定之后，國家已經給了新標準實施5年過渡期。可是，為什么5年過去了，不少地方還是不具備實施新標準的能力？

　　王占生：在我看來，主要是因為沒有人去抓，無論是衛生部、住建部還是國家標準委，都沒有充分重視這件事。根本原因在于地方政府不重視飲用水，如果是GDP上不去，會認真去抓，但是涉及到水質安全的問題，如飲用水檢測能力不具備、水質不達標，為什么你不去研究呢？你想，國家GDP已經全球老二了，為什么在自來水檢測能力上投入依然不足？因此，從中央到地方，沒人重視新標準，新標準就會形同虛設。這也說明我國的法治觀念很薄弱。

　　《21世紀》：就新標準而言，已經制定五年了，是不是也要及時地修訂？

　　王占生：在新標準制定的最后一次會議上，我曾經提出新標準應及時修訂，國家標準委員會應該提供專門的費用，找專門的制定人員（如衛生部的疾控中心的研究員），研究標準的修訂和變化。

　　通常，每五年左右修訂一次比較合適，但是我們不但沒有修訂，反而還要推遲實施五年之前制定的新標準。

　　自來水達標能否直飲？

　　《21世紀》：包括北京在內的不少地方自來水公司表示，其自來水水質達到了新標準，但是當地居民卻普遍表示，自來水無法直飲。那么，這是不是對自來水公司的一種間接否定呢？

　　王占生：不能簡單地這么說，其中的原因比較復雜。首先，末梢水與龍頭水不是完全對應的概念。我們說的達標通常是說末梢水的水質達標，而不完全是龍頭水。在高層建筑，6層以下的自來水，其末梢水就是龍頭水，但是在6層以上因為要通過加壓進行二次供水，末梢水只是管網末梢的水，而不是龍頭水。

　　所以，在二次供水存在的情況下，即便末梢水達標，但是由于二次供水管理不到位，仍會產生新的污染，可能導致龍頭水并不達標，確實存在即便自來水廠說水質達標了，但是仍然不能直飲的情況。我建議，在二次供水的問題上，自來水廠應該一管到底，國家應該做出這樣的要求，并配置相應的軟硬件條件。

　　其次，有些百姓對自來水的水質狀況不大了解。比如說北京某些地區的自來水硬度高，主要是由于密云水庫的水中摻入了部分硬度較高的地下水。即便是硬度高，但只要在標準之內，也不可怕，也是可以喝的，只是飲用起來稍微有些麻煩。比如說水壺要結垢，清洗掉即可；或者水的表面上看上去有一層粉狀的東西，倒掉即可。我就是這樣處理的。

　　再者，現在有些老百姓有錢了，對水的品質要求高了，即便自來水達到

　　了新國標他也不愿意喝，愿意再用凈水器處理一下，喝更高品質的水，這無可厚非。但是不能因為凈水器的使用很多，而說自來水不能直飲。

　　《21世紀》：有些百姓對自來水的水質不大了解，這就涉及到我國目前的自來水水質檢測信息發布制度。那么，你認為飲用水水質的信息發布存在哪些問題？

　　王占生：首先，我認為國家應制訂明確的飲用水水質檢測制度，明確環保部門、住建部門、自來水水廠和衛生部門的各自職責，細化水源水、出廠水、末梢水的水質監測制度（包括檢測周期、檢測時間等），強化衛生部門的第三方監督檢測職能，并及時地通報給社會。

　　在這方面，我們與國外的差距很大。在悉尼奧運會之前，悉尼的自來水廠發現了“兩蟲”，自來水廠就發布公報，告知百姓自來水要燒開了再喝，中小學生要喝水就喝瓶裝水，這部分錢水廠出。找到污染源之后，水廠再通報社會，說水可以直接喝了。

　　現在，我們的水廠通常不敢公布水質狀況，怕老百姓有意見，但是水質不達標可能是水源的問題，而不是自來水廠的問題。而水源的問題也不能公布，因為不少地方要評衛生城市。這涉及到一系列的體制問題。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水廠的檢測屬于企業產品的質量控制，是自我檢測，更重要的是第三方檢測機構的監督檢測，比如衛生系統的疾病控制中心。衛生部也通過衛生統計年鑒對水質狀況進行了公布，盡管還存在很多問題，但這依然值得肯定。現在的問題是，衛生部的意愿很強，但能力不足，人員和設備都不足，國家應當加大投入，提高他們的檢測能力。

　　根據衛生部去年年底發布的《全國城市飲用水衛生安全保障規劃（2012-2020）》，包括水質檢驗十倍投資、水性疾病監測投資、信息管理系統建設投資和水質在線監測建設投資的估算為82.186億。我認為，國家應該出這筆錢，因為飲用水關系到每一個人的健康問題，否則衛生部的監督檢測職能無法履行。

　　政府應履行對水廠的投資責任

　　《21世紀》：飲用水達到新國標，是一個系統工程，涉及到水源地保護、自來水廠處理工藝的的升級、管網的改造以及二次供水的管理等措施，需要大筆的資金。那么這些錢從哪里來？政府和自來水廠各自承擔什么責任？

　　王占生：今年5月出臺的《全國城鎮供水設施改造與建設“十二五”規劃及2020年遠景目標》（以下簡稱《規劃》）顯示，中國城鎮供水領域的投資需求大約為4100億，其中包括水廠改造投資465億元；管網改造投資835億元；新建水廠投資940億元；新建管網投資1843億元；水質檢測監管能力建設投資15億元；供水應急能力建設投資2億元。

　　但是這只是規劃的投資需求，而不是實際投入，資金投入的來源也不明確。《規劃》既未明確中央政府的投入金額，也未明確規定地政府的投入金額。只是籠統地說，將繼續安排中央補助投資，重點向中西部及財政困難地區傾斜，而其余部門幾乎全部交給了地方政府。

　　我認為，中央政府寄希望于地方政府出錢，這種轉移責任的方式問題很大，因為從上世紀90年代以后，地方政府對自來水廠的投入已經很少了。地方政府不管有錢還是沒錢，投資動力都不足。其根本原因在于，投水廠利潤空間有限。

　　根據2004年修訂的《城市供水價格管理辦法》，供水企業合理盈利的平均水平是8％－10％，其中，主要依靠政府投資，企業凈資產利潤率不得高于6％。在政府投入不足的情況下，水廠則希望通過漲水價來增加投入，而現在水價由政府管制，難以漲價。因此，4100億元的投資如何落實，讓人擔憂。

　　從一般原則來看，政府和水廠的投資責任分擔比較明確，大的水源保護工程、大的調水工程、管網改造以及檢測能力建設應由政府承擔，其余交由企業來承擔。原則是很清楚，可是現在不執行。比如說，為了改善水質，廣州自來水公司花了90億實施西江引水工程，這筆錢是自來水公司向銀行貸款籌到的，現在漲的水價只能夠還利息，那本金就應由政府來出。

　　所以，既然教育投入國家可以規定要達到GDP的一定比例，飲用水為什么不可以呢？

　　《21世紀》：有人認為，新國標推遲實施的言外之意，就是為漲水價做鋪墊。對此，你怎么看？

　　王占生：首先，我認為應當落實政府和水廠的投資分配責任，尤其是政府該投的投了，那么水廠的資金壓力就會減少，這樣也能間接降低水廠漲價的沖動。

　　其次，是不是要漲水價，也與地方政府的財政能力有關。有的地方財力充沛，那么可以多投入一些；有的地方財力不足，水廠只能通過調價來緩解。對水價上漲，百姓也應當體諒水廠的苦衷。你想，百姓的工資在漲，水價漲一點也是正常的。大家應該慢慢接受“優水高價”的概念。我計算過了，一噸水漲3毛錢，水質就可以達標，這個漲價幅度是不是比較大呢？這和瓶裝水與桶裝水的價格相比還是很低的。

　　現在不少人不支持漲水價，一個很重要的理由是水價不透明。我建議水廠在漲價時可以向社會公布其財務支出和水價的構成，提高透明度爭取公眾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