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肺病是我們國家危害最嚴重的一種職業病，最好的防治辦法就是早預防，可是深圳打工者面臨的塵肺病又能如何得到相應的保護?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盧暉臨稱，張家界一百二十多人，簽約率在我們訪問過程中間沒有一個工人拿得出合同，所以我們說這一批工人中簽約率是零。

 

　　環球網12月21日報道 今天我們來關注一個特殊的農民工群體，他們都來自湖南張家界的桑植縣，他們都在深圳打工，他們都從事著危險的風鉆爆破工作，而現在他們又都面臨著塵肺病的威脅。

　　塵肺病我們并不陌生，它是我們國家危害最嚴重的一種職業病，最好的防治辦法就是早預防，早發現，早救治�！堵殬I病防治法》規定，用人單位對本單位產生的職業病危害承擔責任，承擔診斷鑒定費用，安排病人進行治療、康復和定期檢查。可是，深圳這批桑植籍農民工發現，法律的規定距離他們卻很遙遠。

　　深圳打工面臨塵肺病威脅

　　湖南省桑植縣農民工彭飛平：“我一個星期瘦了二十斤。”

　　這位中年人名叫彭飛平，這段畫面拍攝于今年的10月中旬，這也是彭飛平留在這個世界上最后的一段影像，就在拍攝這段畫面后不久，今年11月18號，彭飛平病逝，終年46歲。

　　彭飛平的弟弟彭飛亮：“憋死的一樣，透不過氣來，憋死。”

　　彭飛平的家人說，1992年彭飛平開始到深圳打工，在建筑工地從事風鉆爆破工作，2007年，彭飛平出現咳嗽、呼吸困難等癥狀，經過廣東省職業病醫院診斷，被確診為二期矽肺。2008年，在經過了一番周折后，彭飛平和深圳一家爆破公司達成庭外和解，對方一次性給予賠償40萬元。當年12月，醫院給彭飛平下達了病危通知書。經過三年的等待，治療，到彭飛平去世時，所有的賠償費用全部花在了治療和訴訟上。

　　彭飛平的愛人：“他說如果要是有錢治療的話，發現就不能死可以還活四五年，死的時候，跟我女兒說，他現在沒辦法了，對不起你們，沒給你盡到義務，他現在生那個病沒辦法，沒錢治了。”

　　就在彭飛平病情日趨惡化的時候，他的弟弟彭飛亮也發現了類似的癥狀。彭飛亮今年43歲，1995年，他跟著哥哥到了深圳，從事的也是風鉆爆破工作。他告訴記者，自己現在基本無法從事體力勞動。

　　湖南省桑植縣農民工彭飛亮：“打那個風鉆，以前都是一百二十幾斤，我現在就是一百斤左右了，打那個風鉆，就是有這個病。”

　　記者調查得知，從2008年至今，在桑植縣，除了彭飛亮的哥哥彭飛平外，至少還有兩人因塵肺病離世。他們是程功云，去世時36歲，塵肺病三期;谷高云，去世時44歲，疑似塵肺病，這些人和彭飛平、彭飛亮一樣，從事的都是風鉆爆破工作。

　　湖北省桑植縣副縣長王軍：“在我們縣內搞了一次調研，現在基本上調研的結果，大約是一百多人在深圳有反映這個這方面的問題。”

　　打工者尋求職業病鑒定，后果如何?

　　我們這里要解釋一下，彭飛平、彭飛亮他們從事的風鉆爆破是個特殊工種。在深圳，不少大型建筑項目地基很深，一直挖到堅硬的巖石層，這就需要工人鉆炮眼，裝炸藥，用爆破的方式一層一層向下掘進。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風鉆爆破工人作業的圖片，這些鉆井和地面垂直，深達幾十米，工人在井底打炮眼，巖石粉塵四處飄散無法排出井口，環境十分惡劣。在彭飛平、程動云等幾個工人接連死于塵肺病之后，跟他們一起打工的桑植老鄉意識到了問題嚴重，開始尋求職業病鑒定。接下來發生了什么?

　　12月10號，記者趕到了深圳市。這些工人都來自于湖南省桑植縣，從事的也都是風鉆爆破工作，工齡最長的十六七年，短的也有四五年。從今年9月份起，他們就在深圳市到處奔波，尋求一個說法。

　　湖南省桑植縣農民工鐘家泉：“就聽到耒陽，那個事情以后大家就要我自己去拍個片，因為我們去到職防醫院檢查之后，職防醫院把我們拒之門外，不給我們檢查，他說要勞動關系，我們沒辦法就退回來了，到回來以后我就掏了九十塊錢做了個檢查，檢查之后發現有問題就心里感到恐懼，怕死說白了。”

　　鐘家泉說，他從事風鉆爆破工作十年了，就在幾位老鄉去世前后，他也時常感到胸悶，咳嗽，然而當地職業病防治院卻拒絕為他們檢查，無奈之下，鐘家泉自己在普通醫院做了檢查。報告顯示，鐘家泉肺部密布大小相仿的斑點狀密度增高影，其他工友問題更加嚴重。

　　農民工向杰：“我拍了片，片子一拍出來就懷疑是，那醫生好像很奇怪的，就說馬上問誰是向杰，我說我是向杰，他說你以前是干什么的，當時我知道完蛋了，肯定事比較大，就說我以前是干什么的，干了十多年風鉆，打了那個炮眼，他說你這個去職業病醫院檢查，你可能有職業病。”

　　向杰的檢查結果顯示，兩肺斑片狀及小陰影。農民工們說，出具報告的都是普通醫院，要鑒定職業病必須到深圳市職業病防治院，但在這里，他們卻遇到了一道無法逾越的門檻。

　　深圳市職業病防治院健康監護科副主任畢靜：“按照要求，我們要有勞動關系，這是前提，必須要有我們從上面接到的通知都是這樣的。”

　　根據衛生部2002年5月1號頒布實施的《職業病診斷與鑒定管理辦法》，申請職業病診斷時應當提供職業史、既往史，職業健康監護檔案復印件，職業健康檢查結果，工作場所歷年職業病危害因素檢測、評價資料，診斷機構要求提供的其他必需的有關材料。在實際操作中，深圳市要求，對職業病鑒定，“用人單位證明當事人為該單位職工以及所從事工種、接觸職業病危害種類、接觸時間等基本情況的材料”，也就是說，勞動者必須能證明和用人單位之間的勞動關系。

　　深圳市職業病防治院健康監護科副主任畢靜：“假如說你沒有勞動關系，我給你查了以后，你拿著這東西，去要找用人單位用人單位(要是不認可勞動關系)，就會有很大矛盾，我說的都是有道理的。”

　　然而，就是這看似最簡單不過的規定，卻把鐘家泉、向杰他們都擋在了職業病防治院門外。

　　鐘家泉：“自己舉證，自己去找證據，我們這十多年來大家都百分之百，沒一個人簽這個勞動合同，和老板也就是個口頭協議，現在到哪里去找證據。”

　　鐘家泉說，單從工資來看，風鉆爆破工是個很誘人的工作。十年前，他剛剛從事這一行業時，每天能賺到一百元左右，還必須托人才能進入這一行業。所有的農民工都是跟著幾名包工頭，再由包工頭掛靠爆破公司。

　　向杰：“有時候和老板，有扯皮那樣老板，我們就主動要求，如說我們簽個合同，但他不行，說有什么不用簽，他說你干幾個月就完了，工資我又不少你，確實工資不少我們的一分，所以我們平常也沒注意，就沒和他簽合同，沒在意。”

　　農民工們告訴記者，自從近兩年有些同行被確診塵肺病后，包工頭開始有意識疏遠他們，有些已經聯系不上了。

　　鐘家泉：“他說現在活也不多，沒多少事，你們在這兒老工人了，深圳市的老板比較多到別的地方，去干干也可以，絕對不要我們了，他就一刀砍斷了。”

　　現在看來，這些桑植縣的農民工似乎陷入了一個怪圈，沒有勞動合同，就無法進行職業病鑒定，沒有職業病鑒定，就無法對包工頭和爆破公司追究責任，而這些包工頭和爆破公司為了逃避責任，又不會心甘情愿為這些農民工提供勞動證明。

　　怎么樣破解這個怪圈?是擺在農民工面前的一個難題。今年9月份開始，這100多名桑植籍農民工，陸續向相關政府部門。深圳市為此成立了政府工作組，通過各種方式為他們確定勞動關系。這能為塵肺病農民工討回公道嗎?

　　缺少勞動關系證明，政府部門又會怎樣幫助他們?

　　前面的節目里我們看到，因為缺少勞動關系證明，100多名在深圳從事風鉆爆破的湖南桑植農民工無法到職業病防治機構做塵肺病鑒，更沒有辦法維護自己的權益。

　　事實上，這是今年以來深圳市發生的第二宗農民工塵肺事件。今年四五月份，就曾有100多名湖南耒陽籍風鉆爆破工找到政府部門，反映他們患上塵肺病后，遇到維權困境。最終深圳市在“法律框架、人文關懷”的原則下，對101塵肺病農民工和18名死者家屬提供了950萬元的救助金。對桑植籍農民工，政府部門又會怎樣幫助他們?

　　深圳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社會保險基金管理局調研員黃險峰：“我們現在所做的事情就是首先要明確責任主體，你只有明確責任主體以后，你才能夠明確由誰來承擔責任，那么如果是屬于企業這樣一種責任的話，那么我們堅決要求企業履行他的責任，那么他如果不履行這責任，我們是通過法律手段來要求企業履行。”

　　黃險峰告訴記者，9月份接到桑植縣農民工的反映后，深圳市由主要領導牽頭，已經召開過五次協調會。同時通過行政手段，對農民工勞動關系進行確認。目前已有33人的勞動關系得到了確認，并進行了職業病鑒定。對資料不全的則啟動勞動仲裁程序。12月12號，深圳市仲裁部門對鐘家泉等18人的勞動關系進行開庭裁決。鐘家泉提供的證據顯示，他于2006年3月20日轉入深圳浩豐達爆破公司，然而浩豐達公司提交的答辯書認為，雙方不存在任何勞動關系。

　　“只要說余功新、林長輝、林長武是不是你們浩豐達爆破公司，曾經在你們浩豐達爆破公司有沒有掛過你們，浩豐達公司的說他剛剛進公司不清楚，我們現在先回去了。”

　　這里提到的余功新、林長輝、林長武都是包工頭，鐘家泉他們曾經跟著這些包工們掛靠在浩豐達公司工作過，面對農民工們的質問，浩豐達的負責人選擇了回避。在一位農民工的筆記本上，記者見到了這樣的記錄，9月25抓住老板余功新，并去西麗派出所。記者打通了余功新的電話。

　　深圳風鉆爆破包工頭余功新：“記不清楚，不認識，你要他拿出證據來嘛，我現在在外地。”

　　記者：“你不認識鐘家泉嗎?”

　　余功新：“不認識。”

　　記者：“從來沒有接觸過嗎?”

　　余功新：“沒有。”

　　國家勞動保險部門曾于2005年發出過《關于確立勞動關系有關事項的通知》，通知中指出，用人單位未與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認定雙方存在勞動關系時可參照工資支付憑證、花名冊、工作證、考勤記錄、其他勞動者的證言等。深圳勞動部門負責人告訴記者，目前大部分桑植農民工只有證言這一項證據，但在實際操作中，很難單憑此項來認定勞動關系。

　　“一個方面我們對這種農民工，這樣一種受傷情形我們是感同身受，我們是對他同情，但是在具體處理上面還是必須按照用證據來說話，用證據來確認這部分事實如果僅僅憑感情，這樣一種處理的話，缺乏證據的話，一旦產生行政爭議的階段，最后對行政機關不利，結果也是對員工的保護不利的。”

　　為何農民工的權益難以得到相應的保護?

　　到現在為止，這批桑植籍農民工中還有70多人的勞動關系還沒最終確定。我們看到，盡管深圳市啟動了相應處理程序，但勞動監察部門要調查并證明這些農民工的勞動關系難度很大。

　　目前相關的仲裁工作還在進行當中，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面對這些農民工們的無奈，我們不禁要追問，為什么在長達十多年的時間內，這些農民工的權益難以得到相應的保護?在深圳采訪期間，記者了解到，今年6月份，在受理湖南耒陽農民工后，當地曾經對建筑工地風鉆爆破工進行了專項檢查，涉及公司22家，員工1555名，只發現一家爆破公司沒有依法簽訂勞動用工合同。

　　深圳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社會保險基金管理局調研員黃險峰：“如果是這個企業是這種在這個露天的，施工單位我們監察人員都會到施工工地去，逐個去數人，施工人員有多少，你報給我的人是多少，就是說工作，已經做細到這個程度了。”

　　深圳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信訪處處長董文紅：”勞動合同簽訂率是98.2%，在全國應該算最高的城市了，在廣東省是最高的。”

　　那么目前深圳風鉆爆破工的狀況如何呢，記者隨機采訪了一家建筑工地。這是位于深圳市南山區的中興通訊公司宿舍工地，這些粉塵彌漫的孔洞就是工人們施工的地方，工人們就是在這下面用風鉆開鑿巖石，再通過爆破層層掘進。工人們說，他們每天要在這下面施工八九個小時。

　　記者：“你們有沒有提出來和他簽合同?”

　　農民工：“前面提過一次。”

　　記者：“怎么提的?”

　　農民工：“就是要他簽個勞動合同，買個保險，他沒有答應。”

　　記者：“他為什么沒有答應，怎么說的?”

　　農民工：“他說不可能，你在這干了多長時間了，干了半年，六月十八號出來的，半年了沒有簽合同。”

　　記者：“你們有沒有提出要求簽合同?”

　　農民工：“我們提出來過，但是沒人簽。”

　　記者：“為什么呢?”

　　農民工：“簽了公司里面就要承擔責任。”

　　記者注意到，工人們唯一的防護用具就是這個口罩，擰開口罩的透氣口，起過濾作用的就是這薄薄的一層濾紙。工人們說，就連這樣的口罩，也做不到定期更換。

　　工人：“有時候就是五六天，有時候二三天，這個說不一定的，他老板拿過來就換一個，沒有拿過來，就根本沒有換。”

　　記者：“最長的能用多長時間?”

　　個人：“最長的可能就是一個禮拜。”

　　今年下半年，北京大學等學校曾經組織了一個課題組，對深圳建筑工地風鉆爆破工進行了專項調查。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盧暉臨：“張家界這是一百多人，一百二十多人，簽約率在我們訪問過程中間沒有一個工人拿得出合同，所以我們只能說對這一批工人中間簽約率是零。”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病防治法》，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衛生行政部門負責本行政區域內職業病防治的監督管理工作。那么當地衛生部門又是如何對這些場所進行監督管理的呢，深圳市衛生局拒絕了記者的采訪。深圳市勞動部門負責人說，做為一項系統工程，風鉆爆破工職業病的防范和救治還需要進一步加強協調。

　　深圳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社會保險基金管理局調研員黃險峰：“實際上，它是一個龐大的一個系統工程，在這個過程中可能是需要全社會，關注這樣一個事情，每一個部門，包括企業本身，從自身角度去重視這個問題，才能夠綜合地避免這樣一種現象。”

　　北京大學的盧暉臨副教授則注意到，到目前為止，耒陽事件中的相關企業并未受到嚴肅處理。他建議，相關部門要從事前預防和事后問責兩方面承擔起更多的責任。

　　半小時觀察：

　　當我們關注深圳這群農民工的時候，世界上也有不少雙眼睛同樣在關注中國的工人。12月16日，美國《時代》雜志評出了2009年年度人物，中國工人作為唯一上榜的群體人物位居亞軍，僅次于美聯儲主席伯南克。理由是中國經濟順利實現保八，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繼續保持最快的發展速度，并帶領世界走向經濟復蘇，這些功勞首先要歸功于中國千千萬萬勤勞堅韌的普通工人，而登上《時代》周刊作為中國工人代表的就是深圳的農民工。無論誰都無法否認農民工在中國乃至世界經濟中的支柱作用，可是在現實生活中，他們又常常處于明顯的弱勢地位。為什么用工單位敢于非法用工，甚至成為一個行業的潛規則?為什么他們的違法成本很低，工人的維權成本卻很高?當中國的工人贏得世界尊重，他們中的一群人卻在為診治塵肺病而困惑的時候，我們應該有更多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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