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代表、國家質檢總局原副局長蒲長城

　　“在3月5日十二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上，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了‘建立健全消費品質量安全監管、追溯、召回制度，嚴肅查處制售假冒偽劣行為，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并希望讓億萬群眾的消費潛力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強勁動力。我今年的議案，就是呼吁加快制定《消費品安全法》。”全國人大代表、國家質檢總局原副局長蒲長城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開門見山。

　　蒲長城告訴記者，在消費品安全領域，風險社會的特征十分明顯，工業產品中新技術、新材料的廣泛應用，消費品品種數量急劇增長，企業產品出現因設計、制造缺陷產生不安全質量問題的風險加大。隨著中國由模仿型、排浪式消費進入個性化消費時代，消費者面臨前所未有的消費品安全風險和威脅。

　　“面對大量的、與缺陷產品有關的公共安全問題，有必要制定專門的法律，規范生產企業建立更加完善的產品設計開發、質量控制、服務監督體系，當發現消費品缺陷時，督促企業采取警告、撤回、召回等補救措施，消除缺陷消費品對公共安全的威脅與危害。”蒲長城說。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指出，消費和生產具有同一性，兩者相互依存。沒有生產就沒有消費;沒有消費就沒有生產。蒲長城憂心忡忡地表示，為了防止、控制和消除消費品中有害因素對人體的危害，預防和減少消費品安全事故的發生，保證消費品安全，全面保障消費者人身健康和安全，我國不僅應制定消費品安全法，而且應該盡快制定。通過制定法律的形式來規范生產、引導消費，使得兩者相互促進、相得益彰，必將產生巨大的社會、經濟效益。

　　那么，制定《消費品安全法》的依據何在?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質量安全的重要性日益凸顯。黨的十八大明確提出，要把推動發展的立足點轉到提高質量和效益上來。習近平總書記2014年5月在河南考察時作出了要推動“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中國速度向中國質量轉變，中國產品向中國品牌轉變”的重要論述。李克強總理在去年9月召開的中國質量(北京)大會上強調，要大力實施質量強國戰略，把經濟社會發展推向“質量時代”，提出要構建“放、管、治”三位一體的質量提升格局。“要落實黨和國家領導人對質量安全工作的殷切期盼，按照黨的十八大關于‘重大改革于法有據’的要求，就要通過立法來提高、保障產品質量安全。”蒲長城說，“我國消費品安全的法律分散，相關制度存在空白。而制定專門的消費品安全法律，是發達國家或者地區的通行做法，如美國、歐盟、加拿大、日本、中國香港等都有這方面的立法。”

　　蒲長城介紹說，我國消費品安全的相關規定，散見于《產品質量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法律法規中。現在，消費品與人們衣食住行樣樣相關，事關人民群眾生活的方方面面，它的適用性、可靠性、安全性已經成為衡量人們生活質量的重要指標，也成了維護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的內在要求。人們對它的要求已經從“用得上”上升到“用得好”、“用得放心”上，這是從量到質的重大轉變。但我國現有的相關法律法規不能滿足全面保護消費者安全的需要，在對消費品安全相關責任主體，消費品安全導致事故的歸責原則和損失賠償，消費品安全風險監測和評估，風險預警、消費品安全事故調查和處置，消費品安全制造管理、消費品安全檢驗，消費品安全監督管理等方面存在空白。

　　“例如，《產品質量法》調整范圍寬泛，關注質量，而沒有強調安全，強調的是產品符合性而缺少后市場管理。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則是強調事后救濟，側重于質量糾紛解決。”蒲長城如此表示。

　　蒲長城強調，制定消費品安全法，就要確立消費品生產經營者的安全保障義務，建立全面有效的監管制度，建立切實發揮行業自律、消費者維權、社會監督作用的共治格局，確立完善的法律責任體系。

　　蒲長城認為，制定消費品安全法，應當明確規定消費品安全的責任主體，明確生產經營者的安全保障義務，主要包括執行消費品安全標準，提供安全消費品的基本義務，以及對消費品的執行標準、主要成份、安全風險進行標識說明的義務，還要有售后跟蹤義務及對危險消費品報告、警示、召回的義務以及配合危險處置義務。

　　采訪中，蒲長城反復提及要建立全面有效的監管制度。他說，消費品質量安全問題突出，應通過立法進一步對監管部門的職責進行明確界定，對第三方檢測認證機構的義務和責任進行明確。要立足中國實際，積極吸收國際先進經驗，應通過立法明確規定建立消費品傷害監測、消費品風險監測、預警和評估、缺陷消費品召回、消費品安全事故調查和處置、消費品質量安全信息共享與合作等制度。

　　蒲長城強調了發揮行業自律、消費者維權、社會監督作用共治格局的重要性。他著重指出，應確立鼓勵消費品領域充分發揮行業自律、消費者組織維權作用的制度規則，確立方便消費者投訴、維權的制度規則，調動消費者維權積極性。

　　“要確立完善的法律責任體系，以保障法律的有效實施。”蒲長城斬釘截鐵地表示。他希望明確規定違反《消費品安全法》的法律責任，即行政責任、民事責任、刑事責任的具體內容。“在民事責任上可以做一定的突破，例如引入更嚴格的懲罰性賠償。當然，在行政責任上可以進行一定的創新，例如建立聲譽懲戒制度等。”蒲長城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