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稻是13億中國人的口糧，容不得半點閃失。

爭議再起

近期，“中國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一番言論再次把轉基因水稻商業化的話題拉回到公眾的視野。

　　5月27日，在接受某報記者采訪時，袁隆平表示：“我不反對任何科學研究和實驗，轉基因技術的某些價值具有積極意義。事實上，我的團隊已介入借鑒轉基因技術的某些研究。比如，我的學生與康奈爾大學合作，已經在野生稻里面發現兩個增產基因。”

　　而針對“你是否贊同當前在中國大規模推廣轉基因水稻種植？”這一問題，袁隆平明確表達了自己的看法：“我個人認為，政府應該特別慎重批準轉基因植物商業化。科學家不能完全預知對生物進行轉基因改造，有可能導致何種突變而對環境和人造成危害。雖然實驗非常成熟，但其對人類可能造成的影響，或許要在未來幾代人后才顯現。”

　　5月28日，方舟子在其博客上對此進行了反駁：“轉基因技術在本質上和雜交技術并無區別，只是更為精確，更能預知、監控其結果，現在準備商業化的轉基因水稻是抗蟲害水稻和提高營養素含量的金大米。”并且針鋒相對地提出質疑，“請問袁隆平它們如何可能在未來幾代后才顯現出對人類的危害？莫非袁隆平也和那些造謠惑眾的偽環保人士一樣，把轉基因當成是改變人的基因？”

　　一個是中國雜交水稻領域的行業泰斗，一個是號稱打假揭黑、崇尚科學的民間斗士，在轉基因水稻商業化的問題上，他們孰是孰非？轉基因水稻商業化之路究竟何去何從？

　　轉基因完敗棉鈴蟲

　　自轉基因技術出現的那一天起，圍繞它的爭論就一直沒有停止過。本世紀初，在轉基因食品安全性仍未得到完全確認的時候，就有一些專家提出了轉基因水稻商業化種植的大膽想法，而政府方面也傾向于用積極開放的態度去面對。這是因為，政府和專家從轉基因棉花的商業化種植中看到了巨大的成功，農民也因為轉基因棉花獲得了真正的實惠。

　　20世紀90年代中期，河北高碑店市北城辦事處南辛莊村，一位名叫祖茂堂的普通農民因為一個偶然的機會改變了自己的命運，也創造了歷史。

　　祖茂堂1982年開始種植棉花，直到1997年，一直種植的都是普通棉。1992年前后，一場大規模的棉鈴蟲病蟲危害悄悄襲來：原本在棉花種植期間只需要噴灑農藥1〜3次就能控制得住的棉鈴蟲，這時噴灑20余次后依然猖獗如故，棉農們一度“談蟲色變”。

　　為了消滅棉鈴蟲，祖茂堂和妻子不得不冒著農藥中毒的危險，長時間、超劑量，一遍遍地下田噴施農藥。據他后來回憶，他們幾乎每天都要花10來個小時在田里噴灑殺蟲農藥，每畝地至少需要噴灑13〜15次共約2000毫升的農藥。

　　即便如此，也很難對付生命力極其頑強、對絕大多數農藥產生了抗藥性的棉鈴蟲，有人將棉鈴蟲放到農藥原液里，這些小蟲居然還能游來游去。更嚴重的是，一些棉農為了徹底殺死棉鈴蟲而使用一種劇毒農藥，害蟲雖然被殺死了，打藥的農民也可能因此而中毒的悲劇不時發生。

　　據統計，棉鈴蟲給國家和棉農造成的經濟損失每年都超過100億元，農民因防治棉鈴蟲中毒人數高達24萬人次。

　　每每回憶起這段經歷，祖茂堂都唏噓不已，他辛苦勞作一年，最后的收成不過是每畝田30〜50斤棉花。所有的收入，幾乎不能維持他們全家四口的生活。

　　改變這一切的，正是轉基因技術。

　　當祖茂堂和棉農們與棉鈴蟲作一次次艱苦斗爭的同時，“中國抗蟲棉之父”郭三堆教授也在實驗室里刻苦攻關，研究出了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轉基因抗蟲棉。1997年，郭三堆研究的Bt轉基因棉花被批準種植。

　　轉基因抗蟲棉，就是將蘇云金芽胞桿菌（Bacillus thuringiensis，通常縮寫為Bt）中的一個基因添加到普通棉花的基因組中，這個基因會在作物體內表達一種毒素，能殺死鱗翅目昆蟲的幼蟲。鱗翅目害蟲是很大的一個昆蟲種類，包括棉鈴蟲和水稻螟。科學家已經證明這種轉基因對包括人類在內的哺乳動物無害。

　　祖茂堂從1997年開始種植轉基因抗蟲棉，他的生活也因此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有了轉基因抗蟲棉，棉鈴蟲一吃就死，祖茂堂和其他棉農們幾乎不用再噴灑農藥了，棉花產量還高。隨著不斷擴大種植面積，2006年祖茂堂的棉花種植面積達到了264畝，這些棉花可以每年給他帶來約10萬元的純收入。

　　在國產轉基因抗蟲棉推廣地區，類似祖茂堂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數以億計的棉農獲得實惠。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棉花生產和消費國，到2006年，中國轉基因抗蟲棉種植面積已達4000萬公頃，占棉田總面積的75%。抗蟲棉的種植有效地控制了棉鈴蟲危害，農藥用量減少60%〜80%，每年節約化學農藥用量2000萬〜3000萬公斤，農藥中毒事件降低了70%〜80%；國產轉基因抗蟲棉每畝還可增產皮棉7公斤，增收節支約120元，創造社會經濟效益總計達200多億元。

　　轉基因棉花推廣種植的經濟效益分析研究表明，種植轉基因棉花的農民和消費者可從中分別獲得65%和32%的利益，轉基因棉花種子企業獲利2%，技術研發部門獲得1%的利益。

　　由于在中國種植轉基因棉花獲得了巨大經濟和社會效益，并能大大減少農藥使用和降低環境污染，轉基因專家們把目光進一步投向了轉基因水稻商業種植上，分析其對整個經濟與貿易的長期影響。

　　專家估計，如果轉基因水稻也投入商業化種植，每年將能為中國帶來巨額收益。中科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黃季教授對轉基因水稻的商業化可能帶來的經濟影響進行了數量化分析，他說，如果中國90%地區種植轉基因水稻，將為社會每年創造370億元人民幣左右的福利。

　　不過，長期看來，轉基因棉花的效果似乎并非如專家估計得那么樂觀。2006年，由中國科學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和美國康奈爾大學的一項聯合研究表明，盡管Bt轉基因棉花能有效控制棉鈴蟲，但長期種植會導致其他害蟲肆虐，這使得中國種植的Bt轉基因棉花長期經濟性不如預想。

　　國際權威學術刊物美國《科學》雜志2008年9月19日以封面文章的形式刊登了中國農業科學院吳孔明等研究人員有關轉基因棉的一項科研成果。吳孔明在肯定轉基因棉重大作用的同時指出：“每種技術的作用都是相對的，Bt棉同時也會殺死一些蛾或蝴蝶的幼蟲，而且不噴灑農藥后，棉花的大天敵棉鈴蟲沒有了，但會滋生象盲椿蟓這種小天敵。”

　　祖茂堂在種植轉基因抗蟲棉的時候也遇到了以前沒有想到的問題。隨著棉鈴蟲的減少，其他蟲害開始發作，特別是盲椿蟓。祖茂堂說，“許多鄉親在初次經歷盲椿蟓發作時嚇了一大跳，因為他們已經相信，抗蟲棉就是無蟲棉。”

　　面對全新的生物技術領域，總有說不盡的未知之數。新技術在解決舊問題的同時，又創造了意料之外的新問題。轉基因水稻的“潘多拉魔盒”，我們敢打開嗎？

　　盡管有這些挫折，祖茂堂對轉基因作物還是充滿了信心。他說，“也許有一天科學家會發現一種對付盲椿蟓的基因。”

　　非法種植事件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人們求助于雜交水稻來解決中國人的口糧問題。這些雜交稻通過近緣種水稻雜交而得，保留了親本植株的優良性狀。中國自1974年成功培植雜交稻以來，水稻的產量得到了成倍的增長。據聯合國糧農組織的統計，中國水稻產量從1975年的每公頃3.5噸提高到了2000年的6.2噸。

　　但是，自從20世紀90年代末起，水稻產量開始停滯不前，而人口卻在繼續增長，到2050年，中國的人口將超過16億，到那時，糧食將成為中國的首要問題。有專家斷言，“雜交稻是一條死胡同，必須另辟蹊徑。”

　　轉基因水稻被認為是解決中國糧食問題的“必由之路”。

　　水稻是中國最重要的糧食作物之一，在過去的10年里，中國有大量的研發資源集中投入在轉基因水稻上，僅2004年的投入就超過了5億元人民幣。

　　轉基因水稻就是用轉基因技術把水稻中本來沒有的基因轉入到水稻中，使水稻具有新的性狀，如抗蟲、抗除草劑、抗病害等。比如，以谷物為食的螟蛾科害蟲危害著中國75%的水稻，每年導致的損失高達10億美元，轉基因抗蟲水稻就能分泌一種特殊的毒素殺死它們，挽回巨額損失。

　　2004年，由16位院士和其他專家組成的“中國轉基因作物研究和產業化發展策略”咨詢組向國務院提交了一份題為《對中國轉基因作物研究和產業化發展策略的建議》的報告，特別提出“在繼續擴大抗蟲棉種植的同時，重點推進轉基因水稻的產業化”。

　　2004年11月底，農業部召集有關專家召開秘密會議，會議結束的第二天，有“中國轉基因水稻第一股”之稱的“豐樂種業”的股票突然漲停。當時，投資者一致相信轉基因水稻商業種植有望獲得批準。

　　當年12月20日出版的美國《新聞周刊（Newsweek）》雜志也曾樂觀地預測：“批準極為可能實現，這意味著中國最早在2006年春季就可以開始商業化種植轉基因水稻。”

　　然而該會議僅僅過了8天，12月9日，《南方周末》發表長文《轉基因稻米：13億人安全與利益的博弈》，不僅披露了秘密會議的內容，還指稱那些推動轉基因水稻商品化的科學家是受個人利益的驅使。

　　該篇報道在社會上引起軒然大波。一時間，“轉基因水稻會不會帶來對人體的損害？基因產物中會不會出現有毒或致敏物質？對環境和農業經濟方面有何種影響？商業化種植所得利益如何分配？”等問題成為社會輿論關注的焦點。

　　國際環保組織綠色和平一直呼吁公眾對轉基因食品采取更加謹慎的態度，該組織負責人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直言不諱地指出：有些轉基因科學家將科學研究和私利混雜在一起，如果轉基因水稻進行商業化生產，獲得巨大利益的不是他們所宣稱的“國家”和“農民”，而是這些科學家本人。

　　此后，綠色和平于2005年2月到2005年4月間，先后4次到湖北省進行實地深入調查，并于4月13日公布了一份震驚世界的調查報告：《非法轉基因水稻污染中國大米》。該報告披露，湖北多個地方的種子市場、農技站和種子站已經在非法售賣還沒有通過安全審批的轉基因水稻；轉基因大米已經污染了湖北的大米市場，并很可能銷售到湖北以外的市場；消費者可能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吃了還沒有經過國家批準的轉基因大米，對公眾健康構成巨大的威脅。

　　《鳳凰周刊》隨后對此事進行了跟蹤報道，并披露了更多的內幕：“搞轉基因研究的專家……有意或者無意地泄露一些種子，一方面可以形成一種既成事實，另一方面也可以將這些轉基因的種子作為普通的雜交稻種到地方上進行申請，按國家規定只有轉基因的種子才必須由國家批準，這樣難度也就減少了。”

　　雖然農業部對綠色和平的檢測過程和方法提出了質疑，湖北省農業廳開始也否認了轉基因污染的存在，但隨著綠色和平當年6月和8月的兩份追蹤調查報告的發布，這一事件最終引起了國際媒體的關注。

　　據綠色和平組織估算，湖北2004年至少種植了1900當〜2400畝“非法轉基因水稻”，按農民所說的畝產千斤計算，約有950〜1200噸轉基因大米流入市場。而且，因為轉基因大米會被混入到常規大米，受污染的大米數量遠不止此數字。

　　此報告如重磅炸彈，國內外媒體紛紛進行了報道。因為轉基因稻米的混入到中國和歐盟、日本等經濟體的貿易中，歐盟和日本都對中國出口大米加強了檢測。國家環保部生物多樣性研究首席專家薛達元說：“這給中國造成了很負面的國際影響，給農業部帶來了很大的壓力。”

　　在輿論幾乎一邊倒的情形之下，湖北省農業廳最終對種子公司進行了處罰，并發出通知，禁止銷售未經農業部批準的轉基因作物種子。

　　有專家分析指出，非法種植轉基因水稻事件以及歐洲市場對轉基因產品強烈的質疑態度最終導致了政府在轉基因政策上趨于“保守”，轉基因水稻商業化申請也被擱置。時至今日，轉基因水稻在中國的商業化種植，還沒有得到最后批準。

　　誰將掌控話語權

　　2009年4月28日，綠色和平來到跨國生物技術公司孟山都在北京的辦公室，打出橫幅：“孟山都：不要插手中國糧食！”這一抗議事件立刻引起了多家媒體的關注。

　　綠色和平食品與農業項目主任方立鋒對本刊記者說，這次公開行動是要求孟山都、杜邦、拜耳和先正達等國外生物公司：立刻停止覬覦中國的糧食主權！“我們一直試圖與孟山都、杜邦等國外公司進行對話，但他們一直拒絕理會我們。那我們只好上門去了。”

　　“我們的要求很簡單。”方立鋒說，請這些公司拿出沒有覬覦中國糧食主權的證據來，請他們向公眾明晰地公布項目中涉及中國糧食問題的專利細節，以及他們與中國科研機構、科學家和種子公司之間簽訂的相關協議內容。

　　由此，轉基因水稻商業化的討論進一步上升到了糧食安全與主權的高度。

　　今年2月25日，綠色和平組織和第三世界網絡組織發表了一份報告——《誰是中國轉基因水稻的真正主人》。該報告指出，中國研發的轉基因水稻，包括抗病水稻、品質改良水稻，以及高產水稻中，均涉及了多項外國專利，這些專利的持有人多為大型的跨國農用化學品公司。孟山都、拜耳、杜邦以及其他一些外國公司、研究所和大學，包括日本政府，分別掌控者不同轉基因方法、關鍵技術、遺傳元件和基因。

　　據了解，中國對轉基因水稻的專利保護范圍包括基因本身及其使用方法等基本內容。但在美國、歐盟和日本等國家和地區，專利還保護轉基因的植物、種子和后代，甚至派生品。

　　綠色和平警告說，由于幾乎所有的標準化技術、方法、元件以及基因都被國外專利權所控制，中國一旦批準轉基因水稻商業化種植，將可能面臨喪失國家糧食安全和主權的危險，而農民也將面臨著種子價格上漲、生產成本提高以及法律訴訟的威脅等問題。

　　由此，一向行事低調的孟山都（Monsanto）公司以“糧食主權覬覦者”的不良形象，極不情愿地進入公眾的視野。
　　孟山都創始于1901年，經過一個多世紀的發展，該公司從一家普通的化學公司發展成為轉基因種子的領先生產商，占據了多種農作物種子70%〜100%的國際市場份額。

　　為了攫取巨額商業利益，孟山都曾經不擇手段，利用所謂的專利權對普通農民進行了赤裸裸的“合法掠奪”，引起了世界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農民的極大反感。

　　法國獨立導演瑪麗•莫妮克•羅賓曾經拍攝了一部名為《孟山都眼中的世界》的紀錄片，真實地揭露了孟山都在全世界攻城略地的內幕。

　　其中最為觸目驚心的，當屬孟山都在阿根廷的故事。

　　阿根廷擁有富饒多產的農業生產體系，曾是南美洲農業的成功典范。1996年，孟山都帶著轉基因大豆和“抗農達”除草劑在阿根廷現身。“抗農達”除草劑可以除掉全部雜草，只有孟山都的大豆種子對其有耐受性。

　　轉基因大豆以其高產量、低成本、易種植的優勢在阿根廷迅速地推廣開來，傳統的谷物、小扁豆、豌豆和綠豆種植田地幾乎全部被轉基因大豆侵占。然而，“抗農達”除草劑在除去雜草的同時，也殺死了附近農民的莊稼，阿根廷的本國種子也會被當成雜草殺死，而該國的技術人員對此無能為力。到2002年，孟山都轉基因大豆已經占據了阿根廷大豆種植面積的99％。

　　當時，農戶幾乎都是使用孟山都的大豆種子，孟山都以保護“知識產權”的名義，向使用了轉基因大豆種子的阿根廷農民收取“仿制費”。遭到農民的拒絕和抵制之后，該公司通過與其有業務聯系的種子、除草劑、農藥銷售商向農民施加壓力，甚至動用私人偵探對農民進行監督。阿根廷農業部長曾憤怒地稱其為“勒索”，但由于轉基因大豆的專利權的確在人家手里，最后還是在無奈中妥協，定期向孟山都支付一定額度的“技術賠償金”。

　　在轉基因大豆大舉進攻之下，阿根廷農業經濟遭受重創。統計顯示，20世紀70年代，阿根廷生活在貧困線下的人口比例僅為5%。到1998年，這個數字竟然陡升至30%，2002年又激增至51%。

　　同樣的故事在巴西再次上演。孟山都公司就索性買通了巴西官員，將轉基因種子從阿根廷偷運到巴西，弄成轉基因大豆被大面積種植的既成事實，進而對政府施加壓力，輕松地竊取了巴西的糧食主權。

　　而這一次，孟山都把目標對象鎖定了中國，它的“武器”不僅有轉基因大豆，還有威力更大的轉基因水稻。這，不能不讓人揪心。

　　中國是大豆的原產地，擁有世界上已知野生大豆品種的90％，共超過6000多種。同時，大豆也是中國最早食用和種植的五谷之一，栽培歷史在4000年以上。如今，轉基因大豆在全球范圍的生產與加工已經對中國傳統的大豆產地形成了毀滅性的打擊。

　　中國東北原本是全球種植大豆的黃金地帶，但自從中國開放轉基因大豆和豆制品的進口后，已經成為世界最大的轉基因大豆進口國。2006年黑龍江省大豆種植面積比2005年減少了25%，而2007年大豆種植面積比2005年減少40%左右。最近10多年里，中國大豆產量由原來的世界第一，退居為繼美國、巴西和阿根廷之后的世界第四。黑龍江省內有一定規模的68家大豆加工企業幾乎全部停產，哈爾濱超市貨架已被轉基因大豆油占領，非轉基因豆油蹤跡不見。

　　專家承認，較量還沒有真正開始，我們已經完全喪失了轉基因大豆話語權。

　　水稻是13億中國人的口糧，容不得半點閃失。如果轉基因水稻商業化種植被批準，誰能保證發生在轉基因大豆身上的故事不會在轉基因水稻上重演？

　　華中農業大學作物遺傳改良國家重點實驗室的林擁軍教授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認為“這種擔心未免有點多余”。

　　他告訴記者，轉基因水稻中含有別的國家的專利這是很正常的，中國也有很多自己創新的專利，實際上我們因此而受到威脅的可能性非常小，國家可以通過出臺一些政策來規避可能的專利糾紛，使國家利益最大化。在大多數情況下，研發者在研發過程中就會充分考慮產品與技術的產權的問題。

　　艱難的抉擇

　　當袁隆平冒著大太陽奔走于田間地頭，辛苦找來雄性不育株，建立篩選系統，尋求優秀后代時，實行轉基因技術的科學家卻可以坐在干凈整潔的實驗室里，通過“DNA重組”的方法，把來自其他物種的外來基因直接插入農作物的基因組里，制造出抗蟲、抗除草劑、或者富有營養的新作物。

　　毫無疑問，轉基因生物研究將成為21世紀世界發展的趨勢與主流，轉基因技術代表未來的發展方向，誰也無法抗拒。

　　最近幾年，全世界轉基因作物的種植面積以接近10%的年增長率上升，到2008年已經達到1.25億公頃。美國是轉基因技術采用最多的國家，轉基因食品高達4000多種，已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普通商品。其他如阿根廷、加拿大也是轉基因農業生產發展迅速的國家。而且，從美國第一批轉基因西紅柿上市以來，全球至少有10億人食用過數成千上萬種轉基因食品，多年來尚未報道過一例食品安全事件。

　　雖然民眾對轉基因食品仍然懷有警惕，但也許它早就已經進入了人們的生活。市場調查顯示，在我國市場上70%的含有大豆成分的食物中都有轉基因成分，像豆油、磷脂、醬油、膨化食品，等等，所以很多民眾其實是在不知不覺中和轉基因食品有了聯系。

　　專家指出，轉基因食品并不可怕，轉基因食品中含有的抗蟲、抗病基因對人體并沒有殺傷力。市場上銷售的轉基因食品已經過安全性審查，并通過政府的批準，是安全的。我們早就享受了雜交水稻煮出的飯香，而雜交水稻就是一次性轉移了無數個基因，也可以算是轉基因植物。

　　轉基因水稻可以帶來顯而易見的好處：農民可以減少投入、提高產量；科研機構與公司可以獲取高額利潤；消費者可以低價獲得多樣化的糧食和食品……這對于一個占世界人口1/4、耕地面積只占世界7%的發展中國家來說，這種誘惑幾乎難以抗拒。專家評論，“一旦實施商業種植，其意義不亞于袁隆平的雜交水稻。”

　　中國是全球最早開發和應用轉基因作物的國家，在轉基因水稻商業化的問題上，中國政府盡管表現出“保守”和“謹慎”的態度，但在發展轉基因技術方面的意圖并沒有減弱。

　　2008年7月9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并原則通過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科技重大專項。根據《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從現在起到2020年，中國將投入200億元作為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科技重大專項的資金支持。水稻是主要發展的作物之一。

　　不過，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在轉基因作物的研發過程中，自主知識產權的重要性一直被強調。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起草的《生物發展“十一五”規劃（2006〜2010）》中將生物產業的發展目標定位為：將其作為一個具有良好競爭前景的戰略產業高度重視，其中特別強調要發展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成果。

　　這似乎可以理解為政府的基本態度：轉基因水稻進行商業化種植可以，但必須擁有完全自主的知識產權。

　　林擁軍特別告訴記者：“我們的轉基因水稻在技術上已經成熟了”。他解釋說，“成熟”的意思是我們有最核心的專利權，同時我們的技術經過了大量實驗的檢驗。

　　也許，轉基因水稻對于中國，已然不是“要不要”的問題，而是“如何要”和在何種條件下“更好地要”的問題。（中國質量萬里行雜志　本刊記者/趙麗英 袁嘯云）
 

安全與否，誰說了算？
 

　　6月1日，新的《食品安全法》正式實施。引人注意的是，其中第一百零一條：乳品、轉基因食品……的食品安全管理，適用本法；法律、行政法規另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

　　有專家評論，這意味著，轉基因食品和傳統食品以同等的地位被納入了法律的范疇。

　　而就在5月份，綠色和平對媒體宣稱：對北京、上海、廣州三地超市里國產木瓜的抽樣檢測結果顯示，其樣品不僅全是轉基因品種，且一部分還含有可能會造成消費者對部分抗生素產生耐藥性的抗性基因——這些轉基因木瓜全是海南果農違反國家相關規定種植的！

　　一時間關于轉基因食品安全的討論紛紛見諸報端。

　　在綠色和平組織發表的報告中，稱“國產木瓜含有產生抗生素抗性的外源基因，食用這些木瓜，會加重抗生素耐藥性問題”，等等。但很快，北京農業化學博士田不野就站出來批駁：這份報告“不嚴謹”，只是“學科學家說話學得惟妙惟肖”。“抗生素殺的是菌不是人，因此人不可能產生抗生素抗性。”

　　耐人尋味的是，2008年綠色和平在湖南省同樣發現由實驗室流入農田的非法轉基因水稻種植事件之后不久，農業部發出通知，要求對參加國家級審定生產試驗的農作物品種進行轉基因成分檢測。而農業部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綠色和平組織的所謂調查未經過農業部的“批準”或授權。言外之意除了對綠色和平指手畫腳的動機持懷疑態度外，更深層次的含義是，轉基因食品安全究竟誰說了算？

　　轉基因食品安全成疑

　　早在l998年，英國阿伯丁羅特研究所的普庇泰教授在電視節目中曾公布他的實驗結果：用轉基因馬絲薯飼養大鼠，引起大鼠器官生長異常、體重減輕、免疫系統遭到破壞。這在當時引起轟動。不過，后來英國皇家學會專門組織了評審，指出這項實驗有6條缺陷。

　　1999年5月，《自然》雜志刊登了美國康乃爾大學教授約翰·羅西研究小組的研究結果：用涂有轉基因玉米花粉的葉片喂養君主斑蝶，導致44%的幼蟲死亡。但很快有人指出，這項實驗沒有真正模擬自然界的真實狀況。

　　2002年，美國《科學》雜志報道：紐卡斯爾的研究人員發現轉基因食品中的DNA片段可以進入人體腸道中的細菌體內，這似乎證明腸道的菌群會對抗生素產生抗性。

　　英國食品標準協會為此曾做了關于轉基因食品安全的第一個人體實驗——哈里·吉爾伯特等學者給12名健康志愿者和7名手術切除部分結腸的志愿者，吃了含轉基因大豆的漢堡包和牛奶冰激淋食品。結果發現：健康者的糞便中沒有發現轉基因大豆的轉基因。

　　但是，在那些切除過結腸的受試者的糞便中，確實發現了3.7%的大豆轉基因，這一結果提示：有極小量的細菌攝入了大豆轉基因。但這一數據沒有受到研究人員的重視，他們認為，沒有任何證據證明這種轉基因的漂移對人有副作用。

　　“就本質而言，轉基因生物和常規育種的品種是一樣的，兩者都是在原有的基礎上對某些性狀進行修飾，或增加新性狀、或消除原有不利性狀。”

　　原中國農業大學校長陳章良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區別在于，常規雜交僅限于種內或近緣種間，而轉基因植物中的外源基因可來自植物、動物、微生物，人們對可能出現的新組合、新性狀能否影響人類健康和生物環境還缺乏足夠的知識和經驗。”

　　因為未知，所以畏懼。

　　中科院《科學新聞》曾發表一篇文章，將轉基因食物“可能”對人類健康的危害總結為三點：轉基因作物中的毒素可引起人類急、慢性中毒或產生致癌、致畸、致突變作用；作物中的免疫或致敏物質可使人類機體產生變態或過敏反應；轉基因產品中的主要營養成分、微量營養成分及抗營養因子的變化，會降低食品的營養價值，使其營養結構失衡。

　　但事實上，文章也沒有提供支持這些結論的有力證據。

　　國際科學聯合會理事會也曾發布報告，對于轉基因產品安全性做出兩點結論：一是轉基因產品在安全性方面的確具有不確定性，對于轉其因產品與食品，人類必須十分謹慎小心地對待；二是從目前全世界轉基因生物產品科學實驗結果來看，還沒有證據表明農業生物技術的安全性令人擔憂。這可能是人類在此問題上達成的最基本共識。

　　轉基因技術發展到今天，越來越多的科學家認為，從理論上講，轉基因技術因為具有更大的精確性和導向性，甚至比傳統雜交技術和青種方法更安全。而且，食品安全只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世界上并不存在絕對安全的食物。以現行的判定標準來看，從日常食用量和營養成分的有益性考慮，只要有益性大于危險性，即使食用也極少出現問題，就可以認為這樣的食物是安全的。實際情況是，轉基因作物的大面積種植已經十幾年，食用轉基因食品的人群至少有10億之多，但至今仍未發現轉基因食品對人類造成危害的實例。

　　目前，科學界對轉基因食品安全性作出一個比較客觀的評價是：在現有科技條件下，這是一個無法證實也無法證偽的命題。

　　安全，沒有絕對

　　1993年，經濟發展合作組織（OECD）提出了食品安全性分析的原則——實質等同性原則，即生物技術產生的食品及食品成份是否與目前市場上銷售的食品具有實質等同性。評價的內容包括天然有毒物質、營養成份和抗營養因子、過敏原、工藝性狀等。簡單說，就是從多方面與傳統食品比較有沒有“實質等同性”。

　　實質等同性原則強調了轉基因食品安全性的目的，不是要了解該食品的絕對安全性，而是評價它與非轉基因食品的同類食品比較的相對安全性。

　　OECD認為，考慮到轉基因生物的多樣性，應采取個案分析原則——對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不一概而論、而是采用“實質等同”一對一地進行個案分析它們的安全性至少不低于相應的參照食品或不會增加來自食品的風險。即不能說轉基因“食品”是安全和不是安全的，只能說“某種”轉基因食品是不是安全的。

　　今年5月3日，國際生物安全研究學會主席盧寶榮，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標準化委員會委員張大兵等在一次學術會議上表示，我國具備檢測轉基因食品的先進技術，并對轉基因食品的進口、銷售實行嚴格監管，轉基因食品安全有嚴格保障。

　　盧寶榮說，我國擁有健全的轉基因食品監管法規體系。國務院在2001年5月就出臺了《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例》，農業部也在2002年3月實施了《農業轉基因生物標識管理辦法》。與此同時，我國還簽署了管理轉基因生物越境轉移的國際性法律協議——《生物安全議定書》。

　　“在我國，如果食品中含有轉基因成分，必須標注清楚。”盧寶榮說，“我國很多食用油產品都在油壺上標注使用轉基因大豆，執法部門也經常到超市賣場進行檢查。”

　　盧寶榮特別強調說：“轉基因產品標志并不是說這個東西是不好的，而是讓人們明白消費，就像標注某樣食品中含有維生素D一樣。國家既然允許有標志，就證明轉基因食品和非轉基因食品沒有明顯差異。”

　　而就“某種”轉基因食品而言，張大兵指出，我國已經建立完善的轉基因食品評價和管理體系。任何一種轉基因產品進行商品化，都必須進行嚴格的申報、審批，得到相關證書才能進行商品化。“從轉基因食品進入市場以來，我們還沒有看到一例因為轉基因導致的重大傷亡事件。”

　　張大兵說：“我國的轉基因食品檢測技術已經達到國際先進水平，與歐盟等地區的技術非常接近，轉基因食品檢測的時間也很快。人們甚至在網上買到試紙，在廚房里就可以檢測食品是否屬于轉基因食品。”

　　消費者的知情權

　　目前我國對五大類17種食品或產品，要求必須進行是否轉基因的標注，具體是：一是大豆種子、大豆、大豆粉、大豆油、豆粕；二是玉米種子、玉米、玉米油、玉米粉；三是油菜種子、油菜籽、油菜籽油、油菜籽粕；四是棉花種子；五是番茄種子、鮮番茄、番茄醬。

　　早在2001年6月6日，國務院公布的《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例》規定，不得銷售未標識的農業轉基因生物，其標識應注明產品中含有轉基因成分的主要原料名稱；有特殊銷售范圍的還應注明并在指定范圍內銷售。

　　中國消費者協會消費指導部主任丁世和在談到轉基因食品的公眾權利時指出，起碼涉及3個權利——安全權、知情權、選擇權。“我覺得，標識制度告訴消費者的是，‘這是轉基因食品’，而不是‘小心，這是轉基因食品’。標識制度主要在于維護消費者的知情權，尊重消費者的選擇權，體現了一種社會進步。”

　　2000年制定的GMO（轉基因生物）貿易協定——《卡塔赫納生物安全協定書》已由62個國家簽署通過。《卡塔赫納生物安全協定書》規定，任何含有GMO的產品都必須粘貼“可能含有GMO”的標簽，并且出口商必須事先告知進口商，他們的產品是否含有GMO。

　　“首先是知情，少數媒體在報道時把轉基因食品妖魔化了。”丁世和認為。

　　公眾對轉基因食品到底有多少了解呢？據綠色和平組織委托益普索（Ipsos）市場研究咨詢公司2007年對北京、上海、廣州三地的一份調查顯示，三大城市受訪者對于轉基因食品的認知水平和了解程度都比較有限，僅59%的受訪者聽說過“轉基因食品”，在這一人群中44%對轉基因食品有“初步了解”，僅11%具有“初步了解”以上的認知程度。

　　此次調查還進一步揭示：在認知轉基因食品的人群中，受眾對于“非轉基因食品”的偏好明顯，65%的受訪者在被問及的所有品類中（包括大豆油、大米，其他植物類食品和動物類食品）明確選擇“非轉基因食品”。

　　這次調查從一個側面表明，消費者對轉基因食品的低認知程度導致了對非轉基因食品的明顯偏好。

　　“在知情的前提下選擇，國際消聯也是這個態度。”丁世和認為，標識本身就是一種宣傳。如果企業都不貼，老百姓就很難了解這個問題。當有了這個標識，消費者就會發問，去了解這個東西，慢慢地，這個知識就普及了。而不貼標簽，就是一種欺騙和誤導市場的行為，是違反公平貿易原則的。

　　有統計表明，基因工程研究約8個月就會翻一番，美國財政部部長拉里薩莫斯形象地將之比喻成“人類還戴著尿布就已邁人了青年時期”。

　　這種迅猛的發展速度的確超出了普通公眾的理解能力，加上各有所圖的利益集團有目的的宣傳，讓人們對轉基因食品無所適從。

　　“消費者有權知道最真實的情況，這是法律賦予的權利。”知名律師楊國勝說，《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產品質量法》、《合同法》都是全國人大頒布的基本法律。根據這3部法律，轉基因產品或含有轉基因成分的產品，都應在產品的外包裝或產品說明書上進行標注；生產者和銷售者及合同一方當事人都有履行告知的法定義務；各銷售含轉基因成分商品的經營者都必須依法標注，實際上根本不需要行政機關對企業轉基因標注問題進行各種執法檢查。

　　轉基因食品安不安全，應該由消費者自己說了算。（中國質量萬里行雜志　本刊記者/宿希強）
 

專利權屬不會威脅糧食安全

——轉基因水稻專家林擁軍訪談錄

　　有關轉基因水稻商業化的討論并不是個新鮮的話題。自2008年7月國務院通過“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重大科技專項以來，諸如“轉基因水稻的安全性究竟如何”、“是否會影響我國糧食安全”等問題一直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如今一年時間過去，轉基因水稻的培育和商業化評估進展到何種程度？又出現了什么新的動向和問題？

　　華中農業大學研發的轉Bt基因抗蟲水稻是首批等待商業化種植審批的轉基因水稻品種之一。《中國質量萬里行》記者就此話題采訪了該項目參與者之一、華中農業大學作物遺傳改良國家重點實驗室、國家植物基因研究中心的林擁軍教授。

　　中國質量萬里行：我國已經獲得商業化批準的轉基因食品有哪些，具體情形是怎樣的？

　　林擁軍：目前，我國已經獲政府批準商業化種植的轉基因食品有西紅柿、甜椒和木瓜三種。實際的生產上，由于轉基因甜椒缺乏優良品種，并未播種；轉基因西紅柿全國有幾萬畝吧。另外，木瓜只批準在廣東省進行商業化生產。

　　中國質量萬里行：轉基因作物對環境和健康的影響仍然存在爭議，現在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國家把轉基因技術應用在主糧的生產上。你如何評價轉基因水稻的安全性？

　　林擁軍：安全不安全不是我們研發單位說了算，轉基因水稻的商品化是要拿安全證書說話。要想獲得安全證書，要經過嚴格的科學評估以及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性評價委員會等各部門層層嚴格審批以后，說安全才真正安全。也就是說，轉基因水稻的安全是有條件下的安全，除了技術因素外，還要通過國家相關部門的綜合安全審查。

　　我肯定不敢說某個轉基因作物是安全的。但轉基因水稻只要通過國家安全評估就是安全的。

　　中國質量萬里行：目前，有關部門對于待審批轉基因水稻的安全性評估進展如何？

　　林擁軍：對于轉基因水稻的安全性評估過程是很嚴格的，這表明了政府對民眾的高度負責任的態度。如今，轉基因水稻的各項安全性評價已經完成，它還沒有被批準并不是因為它是不安全的，而是在等待一個合適的時機。

　　從1995年起，我們就開始了轉基因抗螟蟲水稻研究，培育的轉基因水稻的抗螟蟲效果達到95％以上。1999年，開始進行轉基因生物安全性評價和申報工作，并于2003年完成生產性試驗。我們先后進行了轉基因稻谷小鼠、大鼠毒理試驗、抗營養因子試驗、蛋白酶消化試驗等各種食用和飼用安全性的評價，沒有發現任何的安全問題。

　　我們應該科學地、不戴有色眼鏡地看待轉基因技術。就目前來說，轉基因技術是常規育種的重要補充，其發展要基于常規育種，而且它不能代替常規育種。其實雜交水稻也是“新的食品”，并沒有已知的安全問題，而且轉基因方法比起傳統的雜交育種有很大的優勢，公眾能接受雜交水稻，卻不容易接受轉基因水稻，這是一種偏見。再者，從戰略的高度來審視，轉基因水稻有很多傳統水稻所不具備的優點，對于保障我們國家的糧食安全、減輕環境污染都是有好處的，能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促進產業升級，提高種業產業的競爭能力，增加農民的收入，等等。

　　中國質量萬里行：轉基因水稻對生態環境和生物的多樣性造成何種影響？

　　林擁軍：首先，人類的活動不可避免地會對生態環境和生物的多樣性造成負面影響。比如現代農業生產上單一品種的大規模推廣，肯定會對生態環境和生物多樣性造成不利影響。其次，生物的基因在遺傳和進化過程中，無時無刻不發生著各種各樣的變化。一個高等生物體通常會有數萬個基因，而目前的轉基因技術一般只對個別基因進行修飾，涉及的基因只占生物體基因的萬分之一。理論上說，轉基因技術對生物的多樣性地影響極其有限。再次，如前面介紹的，轉基因生物在商品化前都要進行嚴格的安全性評估，其中包括環境釋放風險。因此，只要是轉基因水稻通過了安全性評價，那么就是安全的。

　　中國質量萬里行：有專家認為，種植轉基因水稻有很大的風險，在收割、運輸、交易時，可能會發生種子溢出的情況，花粉漂移、交叉授粉也都會使得非轉基因種子受到基因污染。這種情況能漠視么？譬如說，一些國家中就已經出現了“超級雜草”。

　　林擁軍：首先，普通水稻同樣會發生花粉漂移和交叉授粉，這與轉基因水稻是一樣的。轉基因水稻的出現種子溢出、花粉飄移和交叉授粉是否會造成不良的后果，要取決轉基因水稻轉入基因的性質。因此，在轉基因水稻商品化前要對其進行嚴格安全評價。其次，“超級雜草”這種提法是不科學的。因為轉基因抗除草劑作物一般只對一類除草劑具有抗性，如果使用其他類別的除草劑一樣可以將其殺死。另外，一般的作物都是經過人類長期馴化的，其在自然界的生態適應性、抗逆性、繁殖能力等生物學特性與真正的雜草還有很大的差距。僅僅依靠修改少量的幾個基因不大可能成為所謂的“超級雜草”。

　　中國質量萬里行：與傳統雜交水稻相比，轉基因水稻的優勢在于抗蟲和抗除草劑的侵害。但在我國，這種優勢很難被發揮出來。例如，Bt轉基因水稻對一些特定的害蟲有抵抗作用，但我國的水稻種植大多是精耕細作，很少會產生這些特定的蟲害；CpTI轉基因水稻的主要作用是抵抗除草劑，但由于除草劑含有致癌物質，在我國被限制使用，因此，這種水稻的優勢也發揮不出來。

　　林擁軍：我國水稻生產的蟲害主要靠噴施化學殺蟲劑來防治。使用殺蟲劑的害處是很明顯的，破壞生態環境、影響環境健康。除東北等少數地區外，水稻的蟲害是很嚴重的。即使使用殺蟲劑，每年因蟲害造成的產量損失大約是10%左右。如果不使用殺蟲劑，水稻的產量損失很大，甚至可以顆粒無收。CpTI基因也是抗蟲基因，與抗除草劑無關。

　　中國質量萬里行：正在等待商業化審批的轉基因水稻品種，其中有些是我國科研院所和國外機構合作完成的。有學者認為，國內科研院所的學者們之所以熱衷地推崇轉基因水稻，更多的是受到利益的驅使，因為可以獲得更多的課題和經費。

　　林擁軍：從上世紀60年代，我國的水稻矮桿育種就與國際保持同步，甚至還略微領先；至上世紀70年代后期，我國的雜交稻育種已令外國同行難以復制，這兩項突破都促成了我國水稻產量的飛躍…… 可以說，我們國家的水稻科研水平一直是世界頂尖的。

　　我認為，重要的是，我們的轉基因水稻在技術上已經成熟了。“成熟”的意思是我們有最核心的專利權，同時我們的技術經過了大量實驗的檢驗。

　　中國質量萬里行：在美國，有這樣一個情況，孟山都公司在北美雇用私人調查機構，調查那些沒有簽署種植合同的農田，看他們是否種植了專利品種。一旦發現種植者，就以侵權為由提起訴訟。孟山都在北美一共起訴了大約100名農民。同樣的事情在巴西、阿根廷也接連發生，孟山都的轉基因大豆占了阿根廷大豆種植面積的99%。

　　如果我國轉基因水稻獲批進行商業化種植，那么國外的專利持有人會不會也如法炮制呢？一旦出現此類情況，中國的糧食安全不就受制于人嗎？

　　林擁軍：這種擔心未免有點多余。轉基因水稻中含有別的國家的專利這是很正常的，中國也有很多自己創新的專利，實際上我們因此而受到威脅的可能性非常小，因為專利有地域性和時效性的限制，我們國家在這方面一直很謹慎的。在大多數情況下，研發者在研發過程中就會充分考慮產品的產權的問題。

　　中國質量萬里行：正因為我們國家還沒有批準轉基因水稻的商業化，國外的公司才沒有必要在中國申請轉基因水稻的相關專利保護。一旦批準了，跨國公司紛紛申請專利怎么辦？

　　林擁軍：首先我們自己有自己相關的專利，包括一些核心技術。其次，專利要求有新穎性，申報過的專利是不能重新申報的。再次，國家可以通過出臺一些政策來規避可能的專利糾紛，使國家利益最大化。

　　中國質量萬里行：中科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黃季焜測算，如果我國推廣種植抗蟲轉基因水稻，一年可為農民增收200億，意義不會亞于袁隆平的雜交水稻。但據媒體報道，袁隆平在接受采訪時曾表示，國家應慎批轉基因水稻的商業化，轉基因食品的危害可能在幾代人之后才能顯現出來。

　　林擁軍：“轉基因食品的危害可能在幾代人之后才能顯現出來”，這是明顯的主觀臆斷，因為沒有任何的試驗結果和科學數據可以證實這個說法。我覺得袁隆平先生不可能說這樣的話，最大的可能是媒體曲解了他的意思。到目前為止，任何反對轉基因作物的觀點都不能提供實質性的科學證據。

　　中國質量萬里行：你預計轉基因水稻的商業化種植，會在什么時間批復下來？

　　林擁軍：這個不好說。2005年，研發方就已將Bt轉基因水稻的食用安全、環境安全等實驗數據報告提交給了農業部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委員會，申請安全證書。我們目前還沒有得到批復。可以肯定的是，轉基因生物研究是21世紀世界發展的趨勢與主流，轉基因技術必將造就巨大的新興產業，市場前景非常大。（中國質量萬里行雜志　本刊記者/宿希強）
 

商業化種植條件難言成熟

——綠色和平食品與農業項目主任方立鋒訪談錄
 

　　國際環保組織綠色和平（green peace）成立于1971年，目前在世界40多個國家和地區設有分部，擁有超過280萬名支持者。“行動，帶來改變”——綠色和平致力于以實際行動推動積極的改變，保護地球環境與世界和平。

　　綠色和平一直致力于轉基因食品方面的調查和研究，近年來先后發布了《氣候變化與中國糧食安全》、《國內消費者與海外市場——轉基因水稻面臨雙重阻力》、《誰是中國糧食的真正主人？》等研究報告，引起了社會民眾對于轉基因水稻商業化的極大關注。

　　6月中旬，綠色和平食品與農業項目主任方立鋒就轉基因水稻商業化的有關熱點問題，接受了《中國質量萬里行》記者的專訪。

　　中國質量萬里行：最近，坊間傳出轉基因水稻商業化進程加快的消息，你怎么看待？

　　方立鋒：近年來，由于全球變暖、氣候惡劣、耕地減少等因素，我國的糧食產量增長趨緩，而人口總量仍在不斷增加，政府正在積極尋求出路。轉基因水稻商業化種植被認為是可行的辦法之一。有關專家宣稱已經研究并試驗了幾個類型的轉基因水稻，可以抗蟲、抗病，產量也高，他們對其所能帶來的經濟和社會效益也大加渲染，以達到盡快商業化種植的目的。

　　2008年7月，國務院常務會議原則通過了“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重大科技專項，國家擬投入資金約240億元人民幣主要研究包括水稻、玉米、棉花等農作物。這次“專項”的通過，讓他們興奮不已。但時至今日，將近過去一年時間，政府對轉基因水稻仍持相當謹慎的態度，沒有任何商業化種植的許可。

　　之所以懸而未決，是因為條件仍不充分。我國政府對于轉基因水稻是否具有自主的知識產權和生物安全評價是否完善的態度非常明確。今年年初，綠色和平組織專家對中國最接近商業化種植的轉基因水稻進行了專利方面的調查，發現8個轉基因水稻品種都涉及到多項國外專利，其中很多都是在轉基因水稻研發過程中必然會使用到的基本方法、技術和元件。

　　而且，一些專家聲稱的轉基因水稻技術“已經很成熟了”，其實際含義是基因片段等材料可以很容易獲得，實驗種植也沒有什么難度，但不要忘了，這些基因片段是哪里來的？怎么提取的？其中所涉及的國外專利有沒有授權？一般而言，在實驗室進行科學研究使用國外的專利是沒有問題的，一旦商業化，這些專利必須付費。

　　中國質量萬里行：有專家指出，專利權可以通過協商與購買等方式來解決，不應該成為阻止轉基因水稻商業化種植的理由。

　　方立鋒：這種觀點是讓人氣憤的。政府花了幾百億納稅人的錢讓那么多專家去研究，結果研究出來的成果竟然不是自己的，還要政府再一次地掏錢去買回來。考慮到我國巨大的市場規模和未來潛力，若沒有重金這些專利決不會賣給你，涉及到那么多項專利，難道要我們再掏個幾百億？我們知道，孟山都、拜耳、杜邦這些跨國公司都是將經營利潤的很大比例投入研究開發的，我們是政府巨資投入卻沒有產出，這怎么都說不過去。如果那些專利還要政府掏錢去買，那就要反過來問問這幾百億的研發投入到底是怎么花的了。

　　中國質量萬里行：如果我國已經完全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綠色和平還會反對轉基因水稻商業化嗎？

　　方立鋒：旗幟鮮明地反對。因為轉基因技術所帶來的長期影響至今尚不清楚。比如，有很多證據表明，轉基因作物對環境存在負面影響。轉基因技術把外來的抗除草劑、抗蟲特性引入水稻的同時，也把對健康和環境的近憂遠患轉移到水稻體內。轉基因水稻會通過花粉將基因傳播給近親植物，這會令其他植物也出現轉基因水稻(如抗除草劑)的特征，擾亂生態平衡規律。如果抗除草劑的基因傳播到雜草，更會出現“超級雜草”，危害糧食生產。害蟲長年累月地接觸某種毒素，體內自然地會產生抗體，有可能變成不怕殺蟲劑的“超級害蟲”。強勢的轉基因生物可能致使自然界原有的品種絕種，破壞生物多樣性。另外，轉基因改造過的生物可能會對其他生物如蝴蝶、瓢蟲等益蟲帶來危害。

　　中國質量萬里行：由于轉基因水稻能夠抗蟲害、抗除草劑、抗病，有專家宣稱，這可以增加糧食產量，降低勞作成本，將能給農民帶來實惠。有專家估計，國產抗蟲轉基因棉花種植以來，累計產生效益超過50多億元，其中農民和消費者分別受益45%，種子公司和技術開發部門受益10%左右。如果轉基因水稻也進行商業化種植，又會有怎樣的成效？

　　方立鋒：需要先強調一下，水稻是我國廣大民眾的口糧，很多人每日三餐頓頓都有米飯，每人每年消費大米90多公斤，其安全性顯得尤為重要，這與棉花的商業化種植不可相提并論。也正因為如此，幾乎所有國家，對轉基因水稻的商業化種植一直持謹慎態度。

　　當然，轉基因棉花的種植給轉基因水稻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參照。的確，農民種植Bt轉基因棉（抗蟲棉）后，由于它能有效對抗棉花的主要害蟲——棉鈴蟲，大幅減少農藥的用量，而且產量增加很快，受到農民的歡迎，短期內收效顯著。

　　不過，長期來看，情況卻未必如預期的那么好。有研究表明，盡管Bt轉基因棉花能有效控制棉鈴蟲，但長期種植會導致其他害蟲肆虐，這使得中國種植的Bt轉基因棉花長期經濟性不如預想。

　　科學家對中國400多戶棉農長達七年的跟蹤調查后發現，這些農戶在種植轉基因棉花的第3年經濟效益最大，他們的平均殺蟲劑用量比種植普通棉花者低70%，而收入要高出30%。情況從第4年開始發生逆轉。棉花的大天敵棉鈴蟲沒有了，卻滋生了次生害蟲——盲蝽蟓的生長，殺蟲劑用量開始上升，投入成本比普通棉花種植戶高了3倍，而他們的收入卻低了8%。加上轉基因棉花種子成本也較高，使棉花種植戶的收入大幅下降。

　　所以，種植Bt轉基因棉的過程恰恰對轉基因水稻的商業化提出了警示，面對無法預知的風險，我們需要謹慎再謹慎。

　　中國質量萬里行：目前美國農產品的年產量中55%的大豆、45%棉花和40%的玉米已逐步轉化為通過基因改制方式生產，大約有20多種轉基因農作物的種子已經獲準在美國播種，包括玉米、大豆、油菜、土豆和棉花。這成了轉基因水稻商業化支持者的主要論據。你對此有何評價？

　　方立鋒：美國對轉基因農作物的審批持較為開放的態度，這既有體制的原因，也有文化的原因。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大豆、棉花和玉米等作物，都不是直接進入食物鏈的：大豆主要用于飼料和生產大豆油，而且還大量出口中國等地；棉花加工成衣物等產品；玉米則多用于飼料和生產乙醇等。這跟水稻這樣的主食根本不是一個概念，這些數據并不能證明轉基因水稻商業化的必要。如果有誰認為可以，那就請他一日三餐都吃“轉基因水稻”做成的主食，看看長年吃下來有沒有什么問題再說。

　　中國質量萬里行：綠色和平在一份報告中稱，一些國外生物技術公司覬覦我國的糧食主權，是否有具體的數據或事實依據？

　　方立鋒：我國研發的轉基因水稻，包括抗病水稻、品質改良水稻，以及高產水稻中，均涉及了多項外國專利，這些專利的持有人多為大型的跨國農用化學品公司，如孟山都、拜耳、杜邦等。在過去幾十年中發生了大規模的專利權合并，才形成了今天的壟斷格局。以有關Bt的美國專利為例，在20世紀80年代，大學和公共機構持有的Bt專利占美國授權專利總數的50%，但是到了1999年，美國有關Bt的專利有67%都掌握在了跨國農用化學品公司的手中。目前，抗病、品質改良和增產轉基因水稻所涉及的專利中，大部分均在世界多個國家被授權。發達國家正在為壟斷生物遺傳資源而競爭。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和其他發達國家擁有的水稻基因專利占全世界的70%以上，玉米基因專利占90%以上，小麥基因專利超過80%，棉花基因專利超過75%。而我國與基因相關的專利共約7000件，不足美國的1/10。這些公司占據了強勢地位能夠爭取到對自己最有利的條款，或是阻止他人利用專利維權。

　　我們目前所掌握的情況來看，跨國的生物技術公司紛紛跟我們國內科研院校、研究機構和種子公司合作，設立研發基金，投入大筆資金參與轉基因水稻技術的研發。具體怎么合作的我們就不得而知了，但通過這些國內外機構的互訪、贊助活動的蛛絲馬跡都可以看出來他們之間的關系非同一般。綠色和平多次試圖與孟山都等跨國公司進行對話，希望他們對社會公布與專利相關的合作協議，但他們一直都拒絕理會我們。這些合作協議涉及到轉基因水稻研究成果的歸屬權以及利益如何分配等問題，這些內容只有“天知地知”，不要說民眾，就連政府也是不知道的。4月底，綠色和平組織了到孟山都北京辦公室的抗議活動，引起了一些民眾的關注。只要他們不放棄對中國糧食主權的野心，我們不排除進行針對性的活動，因為，糧食主權的問題至關重要，如果一旦掉入外資之手，那是很危險的。

　　中國質量萬里行：轉基因水稻商業化之后會給人們帶來怎樣的影響？

　　方立鋒：商業化種植涉及國外專利的轉基因水稻，將可能給中國帶來諸多負面影響。首先，轉基因水稻可能會帶來糧食種子價格的上漲，并最終影響到消費者購買糧食的價格。轉基因作物種子的價格往往高于傳統種子的價格，而產量卻沒有差別。如果中國商業化種植轉基因水稻，中國水稻種子的價格也可能會因此上漲。這首先將使農民種植水稻的成本增加，威脅農民的生計，損害他們的種糧積極性。從長遠來看，這將給中國長期的糧食供給帶來深遠影響。

　　中國質量萬里行：自2005年以來，綠色和平組織相繼在湖北、湖南等地發現轉基因水稻非法種植、出售的事件，曾引起社會極大關注，請問，隨著國家有關部門監管力度加大，近兩年是否還有類似事件發生？

　　方立鋒：一旦有轉基因水稻非法種植的情況，我們就會揭露。但是，我們認為，部分地區的轉基因水稻非法種植所產生的影響是巨大的，轉基因水稻一旦進入市場是很難消除的。從2006年9月起，歐洲的環保團體和各國政府在對市場銷售的米制品進行檢測時，發現部分從中國進口的米制品含有未經批準的轉基因稻米成分。最新的米制品轉基因污染通報是2008年底。（中國質量萬里行雜志　本刊記者/趙麗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