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質量萬里行雜志

　　本刊記者 施昌學  趙麗英

［引子］王勇鞠躬:“拜托大家了！”
 

　　2009年4月30日。北京市海淀區馬甸東路9號，中華人民共和國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

　　晚8時。全國質檢系統防控甲型H1N1流感緊急視頻會議，在臨戰的緊張氛圍中召開。國家質檢總局局長、黨組書記王勇的防控部署動員報告，開篇即把人們的視線帶到大洋彼岸突發的流感疫情和令人揪心的嚴峻勢態：

　　4月13日，墨西哥發現并確診第一例甲型H1N1流感病例，短短半個月內，就有約80多人因感染病毒死亡，疑似病例逾4000人。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進入緊急狀態：關閉所有大、中、小學，取消一切大型公眾活動，關閉博物館等大型公共場所。

　　4月26日，美國國土安全部長納波利塔諾宣布：鑒于美國本土接連暴發和迅速擴散的甲型H1N1流感發病嚴峻形勢，美國全境進入公共衛生緊急事態。

　　“閃電般的瘟神！”千百年來，流感大流行帶給人類的慘痛記憶甚至超過戰火的摧殘：1918年至1920年發生的“西班牙流感”，造成全球范圍內4000余萬人殞命，相當于第一次世界大戰死亡總人數的4倍。而類似的大劫難，自16世紀80年代至今的430年間，人類已遭遇30多次！

　　“魔鬼殺手”、“致命怪病”、“前所未有的危險”，國際傳媒大鱷紛紛用最極端的詞語報道人類即將面臨的危險與災難。一夜之間，地球村籠罩在甲型H1N1流感病毒跳出潘多拉魔盒肆虐的惶恐與驚悸之中。

　　4月25日，世界衛生組織總干事陳馮富珍在日內瓦宣布：墨美兩國的甲型H1N1流感疫情已構成“具有國際影響的公共衛生緊急事態”。隨后，在4月28日至29日的短短兩天內，便將警戒等級迅速從3級提升到5級，并要求“所有國家都應該立即啟動應對流感大流行的準備計劃”。

　　疫情逼近國門，戰斗已經打響。4月25日，共和國檢疫將士聞警而動，嚴陣以待，在陸海空口岸第一線，構筑起一道防控疫魔的銅墻鐵壁。

　　“我們是國門衛士！”王勇充滿激情的戰斗動員令通過視頻同步回響在遍布全國的46個分會場：“在突如其來的大流感疫情面前，我們身處口岸執法第一線，把守疫情防控第一關。我們要緊急動員起來，迅速行動起來，確保人民生命健康安全！”

　　這是新世紀首次流感疫情全球大流行，這是新中國成立60年來規模最大的口岸檢疫立體阻擊戰！

　　使命，責任，榮譽。共和國新一代檢疫將士誓死決戰國門，打贏這場看不見硝煙的硬仗。

　　這是共和國領袖的重托，這是祖國人民的重托。

　　這更是王勇——履任不滿周年的共和國質檢掌門人的深切期盼。在結束動員講話的那一刻，面對電視銀屏前8860多位科級以上檢疫官，這位54歲的正部級高官突然從主席臺上緩緩站起身來，深深鞠下一躬：

　　“拜托大家了！”

 

5月28日，國家質檢總局局長、黨組書記王勇考察上�？崭劭诎斗揽毓ぷ�，親切慰問一線檢驗檢疫人員。王培生 攝

［第一章］特殊航班

　　★1000頭美國豬驚動中南海

　　這是一架特別專機引發的故事，專機的“乘客”不是人，而是來自美國中部13個農場的整整1000頭優良原種豬！

　　4月27日。啟動甲型H1N1流感口岸防控機制剛剛兩天，質檢總局獲報：正在陜西志丹縣實施隔離檢疫的美國原種豬出現感冒樣病癥！

　　1000頭價格不菲的原種豬，寄托著陜西以畜興農的宏大愿景。自此而始，該省計劃5年內引進繁殖5萬頭良種豬，建成西部地區最大的進口優良種豬繁育基地。

　　4月19日凌晨，西安咸陽國際機場。新主人給予這1000頭“洋豬”以“貴賓”級的特殊通關待遇：從機場停機坪交驗、卸載、裝車，到入住志丹縣新建的隔離檢疫場，不僅全封閉監控，而且全程警車護衛開道。按照國際慣例，經過為期45天的隔離檢疫驗收合格后，它們就將開始在中國傳宗接代、繁衍生息的幸福生活。

　　然而，一場猝不及防的甲型H1N1流感，給它們的“前途命運”罩上了可怕的陰影：飼養它們的13個農場中的11個所在州已經報告人感染甲型H1N1流感病例，另兩個農場也已處于疫區邊緣。中國政府依據相關國際法律規則，已經向全世界公告：禁止進口產自疫區的活豬及其豬肉制品。

　　一個敏感而特殊時間段，令這批昨天還是“金疙瘩”的美國原種豬，轉瞬間變成了“棘手的刺猬”。

　　令人擔憂的事態發生了：一周后，當現場隔離檢疫人員依法展開首次采集血樣、糞樣化驗檢測時，相繼有40多頭種豬患上感冒，個別重癥病豬已發生死亡現象，而且一名零距離接觸病豬的飼養員也出現感冒發熱癥狀。

　　人命關天，事涉重大。陜西出入境檢驗檢疫局不敢怠慢，第一時間分別向省政府和質檢總局上報危情。當地有關部門更是防患未然，一度下令警方全面封鎖了原種豬檢疫場！

　　信息傳進中南海，引起國務院領導高度關注。質檢總局緊急啟動防控預案，迅速果斷處置。

　　凡事預則立。早在2008年10月，質檢總局在批準陜西相關企業1000頭美國原種豬引進項目時，考慮到進口數量大、環節多、任務重、風險高、隔離檢疫時間長以及當地檢驗檢疫技術力量相對薄弱等實際情況，下發專文明令北京出入境檢驗檢疫局為協作方，全力配合陜西共同完成引進原種豬隔離檢疫任務。今年2月上旬，質檢總局又選派經驗豐富的高級獸醫師專程赴美，對該批原種豬進行為期兩個月的預檢，為入境隔離檢疫和日后飼養繁育提供了科學準確的依據。

　　“檢驗檢疫隊伍要在特殊時期發揮特殊作用！”質檢總局支樹平副局長得報，當機立斷：由總局動植物檢疫監管司派員率北京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專家組，攜配最先進檢測設備，火速增援陜西；令陜西出入境檢驗檢疫局以最快速度，對所有引進原種豬進行鼻拭子采樣，逐一進行甲型H1N1流感檢測排查。

　　4月28日上午8時。動檢處副處長彭志生剛一邁進辦公室門檻，就被動植物檢疫監管司黃冠勝司長堵個正著：“9時50分到西安的航班，馬上出發！”

　　中午，彭志生一到西安，便組織專家聽取病種豬情況匯報，對病因做出初步分析診斷。但能否排除甲型H1N1流感嫌疑，最終要靠科學的采樣檢測一錘定音。

　　下午，增援專家組全力安裝調試儀器設備，迎接決定1000頭美國原種豬生死的檢測大戰。

　　這是一個令人揪心的不眠之夜。當年近花甲的陜西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動植檢處米敬斌處長帶領兩名檢疫官往返長途跋涉900余公里，連夜將采集的45頭病種豬的鼻拭子樣送到技術中心時，嗓子嘶啞得已說不出一句話來。

　　盡管已經筋疲力盡，但米敬斌仍守候在檢測室門外，一夜沒敢合眼。職責所系，這可能是他退休之前承擔的最艱巨的一項任務。半年來，為了這1000頭美國原種豬安然落戶陜西，他跑了多少路，熬了多少夜，連他自己也說不清。

　　“連做夢都是滿腦子的豬官司。”米敬斌臉上露出質樸憨厚的笑容：“能為老區人民辦好這件大事，給自己的職業生涯畫上一個圓滿的句號，就是我最大的愿望。”

　　4月29日清晨，當最后一份檢測試樣結果揭曉時，技術中心頓時一片歡騰：45份鼻拭子檢測全部顯示陰性！

　　米敬斌眼角掛滿淚珠，默默地走了。兩天兩夜后，他又從隔離檢疫場拿回了全部原種豬的鼻拭子樣品……

　　檢疫專家交出了權威的檢測診斷報告：引進美國原種豬絕大多數健康狀況良好，沒有感染甲型H1N1流感病毒，少數患病為一般性普通感冒，系長途運輸疲勞、環境不適、水土不服等因素所致，除個別可能導致死亡外，多數會不治而愈。

　　一場危機迎刃而解。

　　6月3日。從陜西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傳來喜訊：該省首批從美國引進的1000頭原種豬，順利通過為期45天的隔離檢疫。

　　★中墨航線的最后班機

　　4月30日清晨6時，上海浦東國際機場。墨西哥航空公司AM098航班準時降落在指定的遠機位。

　　“檢疫小組準備登機！”檢疫現場地面總指揮、上海機場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副局長金亦民發出指令。

　　旅檢科科長、登機小組組長郭裕彬，率6名身著防護服的檢疫官受命出征。

　　自甲型H1N1流感暴發以來，作為全國國際航班量最大的浦東國際機場成為國門防控陣地的重中之重。而更令人揪心的是，浦東國際機場還是中—墨航線的惟一起降空港。

　　AM098航班將是受甲型H1N1流感疫情影響停航的中—墨航線的最后一個航班。

　　郭裕彬已經兩天兩夜沒有合眼。為了確保這個特殊航班檢疫萬無一失，質檢總局副局長蒲長城親臨上�，F場督戰，正在北京開會的上海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徐金記局長提前返滬排兵布陣。4月28日晚，參加完戰前動員大會，郭裕彬連夜參與制定墨航班機檢疫預案。

　　“長城局長、金記局長也沒有休息，就在會議室等著會審我們的預案。”郭裕彬說。

　　確定檢疫機位，挑選檢疫小組人員，準備穿戴物品，研究登機后的步驟，商討特殊情況處理辦法……飛機上有可能發生的各種情況都考慮進去了：從登機、填表、測溫到發熱/有癥狀病人的處置，包括旅客攜帶物品以及航空倉的消毒，都作了詳細的規定。

　　預案一次通過，郭裕彬被指定為登機小組組長。組員都是表現優異的年輕檢疫官：王小東、周俊林、蔣屹、宋丹、張佩倩……

　　再過24小時，AM098航班就要飛抵浦東國際機場。郭裕彬和他的組員們白天熟悉預案，晚上合練模擬登機。一切準備就緒，已是30日凌晨2時了。

　　最后一小時準備，重新點驗檢疫備品：從2級防護服到測溫工具，從單證表格到旅客備用口罩。此刻，細心的郭裕彬發現，為他們準備用具的同志也是一夜沒睡。

　　AM098航班準時抵達。由現場指揮人員、檢疫查驗人員、流行病學調查和醫學排查人員組成的“郭裕彬特別檢疫小組”，開始履行國門衛士的神圣職責。

　　登上舷梯，打開艙門，郭裕彬首先向乘務長詢問機上旅客狀況，隨即通過機上廣播用中英雙語告知全體乘客中國檢疫官將依法采取的相關檢疫措施，希望得到理解、支持與配合。廣播畢，檢疫官向機上乘務人員和旅客分發填寫《入境健康申明卡》。與時同時，檢疫小組分兩組手持便攜式測溫儀依次對旅客和乘務人員逐個進行體溫檢測記錄。

　　“總體來說比較順利。”郭裕彬回憶，“乘務長報告機上旅客沒有發熱、咳嗽等異常情況。我們測溫沒有異常，醫學觀察也未見異常。”

　　緊張有序的1小時機上檢疫工作全部完成。在報告地面總指揮金亦民副局長批準后，郭裕彬按照國際慣例，敲了敲緊閉的機艙門，做了一個允許旅客下機入境手勢。

　　176名旅客和13名機組人員魚貫走出機艙。在飛機舷梯口設置的檢疫查驗臺前，4名檢疫官逐一查驗收繳《入境健康申明卡》。

　　這是甲型H1N1流感疫情暴發以來，中國檢疫當局處置的第一個來自墨西哥疫區的特殊航班。如果沒有隨后引起全球矚目的發生在香港的甲型H1N1流感確診病例，郭裕彬小組乃至中國政府防控檢疫措施的科學、嚴謹與細致程度，恐怕還不為外界所稱道。

　　5月1日晚，香港特首曾蔭權宣布：香港發現第一例輸入性甲型H1N1流感病例。患者為墨西哥人，4月30日下午由墨西哥經上海搭乘東方航空公司航班抵達香港，當晚出現發燒等癥狀，5月1日晚被確診為甲型H1N1流感病例。

　　是晚19時。質檢總局電令上海局將轉機香港的3名旅客《入境健康申明卡》及相關檢疫信息立即上報。5分鐘后，上海局即按要求將全部情況傳真至質檢總局衛生司，并要求上海機場局將與此3人同機前3排后3排座位旅客的信息資料連夜通告了上海市衛生局。

　　不日，透過中國中央電視臺新聞節目，億萬普通觀眾目睹了被港方確診為甲型H1N1流感患者在浦東國際機場通關檢疫的實況錄像：墨西哥人，男，1983年12月7日出生，護照號碼：C01744133，《入境健康申明卡》未申報異常健康狀況，機上便攜式測溫儀與通道紅外自動測溫儀體溫測試均顯示為36.8℃。

　　“這是鐵證！”央視某著名節目主持人由衷感嘆：“這些實況畫面資料證實，香港第一例輸入性病例在浦東機場轉機期間仍處于甲流潛伏期，充分證明檢疫部門沒有誤檢漏報。”

　　但這是一記警鐘，長鳴在每一位值守國門的共和國檢疫官腦海：面對長達一周潛伏期的甲型H1N1流感，不能有一分一秒的懈怠和一絲一毫的大意！

　　郭裕彬處險不驚，臨危不亂，沉著冷靜地履行著自己的特殊使命：

　　5月5日下午1時10分，接運墨西哥公民的墨航專機AM1992號飛抵上海，郭裕彬奉命登機完成檢疫任務；

　　5月6日下午4時，搭載98名中國公民的南航CZ999專機從墨西哥飛抵上海，還是郭裕彬率領他的檢疫小組第一個登上飛機。

　　郭裕彬，這位名不見經傳的普通檢疫官，因出色完成3個來自墨西哥疫區特殊航班的檢疫任務，成為境內外傳媒競相追逐的新聞人物。

　　6月12日上午。上海機場出入境檢驗檢疫局旅檢科黨支部召開火線黨員大會，批準郭裕彬為中國共產黨預備黨員。

 

5月12日下午3時，廣州南沙港客運碼頭，口岸檢疫人員正在對入境旅客進行健康查驗。施昌學攝

［第二章］汗水與淚水交織的“第一例”

　　★口岸零記錄打破了

　　5月15日下午6時36分，香港九龍開往廣州的T810次列車準點進站，近千名旅客陸續下車進入入境查驗大廳，在檢疫人員的導引下依次接受體溫查驗。

　　廣州天河口岸作為內地主要的粵港口岸之一，每天有12對直通列車、近8000名旅客出入境。自甲型H1N1流感暴發、特別是香港出現輸入性病例以來，這里也成了防控主戰場。

　　按照廣東局李延輝局長提出的確保防控工作發動、組織機構、人員裝備、現場查驗標準和內容、現場領導帶班值班“五個到位”的要求，天河局除平時的旅檢人員外，所有行政、后勤人員支援旅檢一線。

　　“36.8，36.5，36.0……”紅外測溫儀上所顯示的溫度數字來回變換，在檢疫查驗9號通道值班的劉亦庸正目不轉睛地盯著，生怕錯漏了一絲一毫的信息。

　　口岸防控戰打響以來，劉亦庸幾乎沒睡過一個安穩覺。盡管身心俱疲，甚至有些頭暈眼花，但他不敢有絲毫松懈，因為他知道，哪怕是一秒鐘的疏忽，都有可能釀成大禍。

　　他不會忘記，4月25日一大早天河局局長甄宇江緊急動員那嚴峻的神情和20多天帶著痛風疾患堅守崗位的身影；他不會忘記，全局同志從上到下排除萬難超負荷日夜運轉的高度責任感和無私奉獻的精神。他深信，在天河車站這個小小的口岸，質檢人已經組成的一道阻擊疫情的堅固防線。

　　19時04分，測溫儀上突然閃現出“37.4℃”的異常體溫數,讓劉亦庸不禁打了一個冷顫，下意識地用目光鎖定體溫偏高的目標旅客，讓其在紅外測溫儀下重測了兩次，結果都是37.4℃。同班的康偉、范文等人隨即將該旅客引導至醫學排查室。

　　37.5℃,一般被認為是人體正常體溫值，而在運用紅外測溫儀測溫的時候，除了距離的關系，還受到空氣以及環境的影響，如果機報體溫值達到或接近于37.5℃，都會被認為是體溫偏高，需要重新檢測和排查。

　　盡管環球風聲鶴唳,國門戒備森嚴,中國境內也已發現3例輸入性甲型H1N1流感病例,但截至目前，口岸檢疫還沒有檢獲一例確診患者。劉亦庸夢想創造奇跡，但并不奢望特殊機運的青睞。他忠誠恪守著一個職業檢疫官的天職，一天又一天，一夜又一夜，挺立在國門第一崗。

　　在醫學排查室，檢疫人員的排查工作有條不紊地展開：醫師李玉娟、王珊使用水銀溫度計對該旅客進行腋下體溫復測，同時對其進行了醫學詢問和流行病學調查。

　　水銀溫度計測溫結果顯示：該旅客的腋溫為37.7℃，體溫偏高確定無疑。

　　經醫學詢問得知，該名男性旅客為中國籍廣州人，此次是從加拿大、美國旅游回國。其自述行程：4月21日乘車從廣州至香港，4月22日乘飛機從香港到達加拿大，5月2日從加拿大到達美國，5月2日至9日在美國乘郵輪旅游，5月9日上岸后在美國停留至12日，美國當地時間5月12日下午14時25分由西雅圖乘大韓航空K1020班機經韓國首爾轉K1607次航班至香港，5月15日在香港乘出租車到九龍車站，于16時35分乘T810次列車返抵廣州。

　　經現場醫護人員耐心勸導，楊先生詳細說明了在《健康申明卡》上沒有申報的健康異常狀況：5月14日開始咽痛，以為是因食用煎炸等食物引起，已自行服用藥物，沒有其他不適；在國外及香港居留途中，未與發熱或有急性呼吸道癥狀人員密切接觸。

　　檢疫人員根據其旅行史、有發熱和急性呼吸道癥狀，初步判斷該旅客不能排除甲型H1N1流感嫌疑，告知其需要送院作進一步觀察確診。旅檢科當班副科長李玉娟請示天河局主管副局長區國瑜，區國瑜當即指示：“按照預案要求，速送廣州市第八人民醫院。”

　　20時20分，廣州市第八人民醫院救護車到達，檢疫人員對接診醫生介紹了情況，并辦理移交手續。

　　20時40分，檢疫人員將該名旅客情況及流行病學調查資料按規定上報廣州局，同時將同車廂其他旅客及乘務員的資料錄入電腦后交地方衛生部門處置。

　　20天來，劉亦庸和他的戰友們處置的類似案例已經數以千計，每一例都一絲不茍地履行相同的作業程序。與其他疑似個案相比，眼下這名旅客的被發現與送院留觀處置過程，并沒在劉亦庸和他的戰友們腦海中留下特別的印記，引起特別的關注。

　　5月19日，衛生部正式通報傳到廣東檢驗檢疫局：“廣東省口岸發現的甲型H1N1流感疑似病例被確診，這是我國內地第4例、廣東省首例輸入性確診病例。”

　　質檢總局當天發布消息：廣州天河出入境檢驗檢疫局發現一例甲型H1N1流感確診病例，打破了我國口岸防控零的紀錄。
劉亦庸為中國檢疫書寫了輝煌。但當面對記者，他卻羞澀得頭都抬不起來：“只要是一名檢疫官，誰當這班崗都會盡這份責任。”

　　★事已逾三，還能“潛伏”過關嗎？

　　5月21日19時10分，國航CA982航班從紐約飛抵首都國際機場。

　　北京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局長齊京安站在T3航站樓的通道入口，仔細觀察著紅外測溫儀。他的隊伍已經全部就位，11個檢疫臺靜靜地佇立在通道出口。再過一會兒，這里就會排起一隊隊長龍，來自五洲四海的旅客會迅速把旅檢大廳填滿。

　　“我的辦公室在機場。”從4月底開始，齊京安天天泡在首都機場：“我已經把所有崗位都走遍了,每一個環節都親自操控最少一次，為的就是發現問題。”

　　他一直在思考：這次疫情有什么特點，檢驗檢疫機構怎么應對？與SARS不同，甲型H1N1流感主要流行在國門之外，總局要求“從嚴、從緊、從細”，口岸必須把好國門第一關。

　　“我們這次將最主要的力量投放在了檢查健康申明卡上。”齊京安說。北京局的健康申明卡的真實有效性達到了90%以上，給追蹤密切接觸者帶來極大便利。

　　但是，審核嚴格意味著工作量的倍增。“過去僅僅是收單子，現在還要拿本人的護照核對。”疫區和非疫區的人員分道通過，既要嚴控，又要照顧到通關速度，否則旅客積壓。要在兩者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齊京安很是費了一番腦筋。

　　沒有先例可循，只能不斷摸索調整。北京機場局的防控流程幾乎每天都在更改，有時甚至一天調整過兩次流程，打印下發執行的就有十幾個版本。

　　旅客緩緩進入旅檢大廳。從北京局機關抽調至首都機場口岸支援的蘇海龍目不轉睛地認真核對旅客健康申明卡。

　　一張，兩張……突然，他發現一張卡上申報的癥狀赫然勾選了“咳嗽”一項。幾乎是條件反射，他將這名60多歲的老人領到了通道旁的負壓隔離室，交給復測人員后，又回到了自己的崗位。

　　齊京安胸中“憋著一大口氣”。5月14日，國內首例甲型H1N1流感確診病例出現后，他頓覺壓力倍增。畢竟，這第一例是從北京機場飛到成都的，你北京沒抓著，在成都發病了。

　　盡管齊京安接受記者采訪時信誓旦旦：“凡是有癥狀的，我們肯定能抓到。”然而，“巧就巧在包××（第一例確診者）那時還在潛伏期，完全沒有癥狀”。

　　提起從首都機場溜走的第一例，齊京安心有不甘。

　　普通老百姓起初并不明白“潛伏期”這一概念。包××被確診后，輿論把首都機場檢驗檢疫部門推向了風口浪尖。

　　一個小時之后，在通道截留至負壓隔離室的美籍華人被作為疑似病例轉送地壇醫院。與此同時，北京市檢驗檢疫局向衛生部門通報情況，并移交了CA982航班全部入境旅客《健康申明卡》信息資料。

　　“覺得窩囊！”與齊京安相比，一例又一例甲型H1N1流感患者從眼皮底下“潛伏”溜走，首都機場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局長楊杰更似心口壓上了一副沉重的大磨盤，憋悶得喘不過氣來。

　　雖然專家都稱“一個也不放過是不可能的”，但是楊杰認為，“老百姓要求你堵得住，連我兒子都說，你就應該抓住”。

　　客觀有風險，主觀也不能保證。有些旅客出現發燒癥狀，先吃了退燒藥再乘飛機。過關的時候體溫正常，回到家感覺不適才去就醫。更有甚者，福建早前確診的一例患者明知自己發燒，但因不想在北京被隔離，提前吃退燒藥控制住了體溫，回到福建才主動申報就醫。

　　這是從首都機場“潛伏”過關的第二例。

　　俗話說：“事不過三。”然而國內第三例、北京市第一例輸入性病例，仍然是走出首都機場兩天后才發病的。

　　5月16日，國務院再次召開常務會議，明確口岸檢驗檢疫是“當前的首要任務”。

　　“我逐字逐句地研究中央防控工作的新指示，”楊杰說：“心里沉甸甸的。”

　　經常有熟人問：“國外輸入的3例都是打你們這兒過的？”楊杰苦澀地笑笑，心里不是滋味：“我們做了那么多工作，儀器也配備得很完善，但就是截不到、抓不住，你一句話也不能說。”

　　5月22日，北京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患者咽拭子標本檢測暨復核結果顯示，由首都機場局送醫留觀的美籍華人被確診為甲型H1N1流感患者。

　　“憋了半個月的一口氣終于出來了。”齊京安第一時間出現在機場檢疫現場，向一線指戰員表示祝賀。

　　齊京安說，這個病例溫度并不是很高，通道就給領到流調去了，旅檢處長在決定送與不送的時候很堅定。這說明我們每一個崗位的工作都做到位了。他狠狠地表揚了一番這個集體，“心里越來越有底了”。

　　楊杰的臉上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這說明，我們的防控措施是有效的。”

　　★輪也該輪到浦東了

　　5月23日傍晚時分。浦東機場候機大樓像平時一樣，國際出發和國際到達區的公告欄上不停地滾動播放著檢驗檢疫提示語；旅檢通道旁，戴著口罩的檢疫人員坐在醫學咨詢臺后接聽著電話。檢驗檢疫的蛇形通道站滿了人，不遠處的登機口，旅客們正魚貫而出，向通道涌來。

　　上海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局長徐金記正在現場督戰。口岸防控戰役打響后，上海局在浦東國際機場設立了防控指揮部，徐金記局長親自擔任總指揮，并始終堅守在機場一線，基本上就沒回過家。

　　從5月初開始，全球疫情重點國家和地區由11個迅速擴增至21個，機場入境檢疫實行100%登機查驗，不足百名員工的上海機場局頓時陷入前所未有的忙碌狀態。

　　18時剛過，旅檢科辦公室值班員陳舒筠接獲航空公司報告：澳大利亞墨爾本歸來的國航CA178航班上發現發熱病人。

　　18時33分，CA178航班抵達上海。指揮部決定除了6人的登機檢疫小組之外，增派一組5人的流行病學調查小組上機配合檢疫。

　　旅檢科的郭曉東剛完成一架國際航班的檢疫任務，還沒來得及吃口飯，就再次帶隊登機。上機后，郭曉東分別向乘務長和先期登機的檢疫小組詢問發熱病人情況，確認已發現5名體溫異常的發熱病人。

　　郭曉東吃了一驚。他馬上安排流調人員對發熱病人進行復測，結果顯示，4人體溫超過了37.5℃，1人體溫為37.3℃。
郭曉東當機立斷，安排流行病學小組對這5名發熱病人展開現場調查；下令檢疫小組分兩組對旅客和乘務人員逐一進行體溫檢測；其余檢疫人員則核驗旅客健康申明卡。

　　流調結果顯示，體溫最高的溫姓旅客，伴有流涕、咳嗽等呼吸道癥狀，而且自述5月22日在墨爾本與一名有流感癥狀的病人同處一室。

　　徐金記任總指揮的防控指揮部實時發出指令：將體溫超過37.5℃的3名旅客，迅速轉送至醫院進行隔離；與這3名旅客座位相鄰的前三排后三排密切接觸者，轉送到酒店集中進行醫學觀察；另一名體溫37.3℃的旅客，則轉送機場急救中心進行醫學觀察。

　　21時50分，消毒檢疫人員開始對飛機進行檢疫消毒處理。

　　第二天，上海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和衛生部先后發出通報，由浦東國際機場口岸發現的舒姓旅客已高度疑似甲型H1N1流感病毒感染者。

　　5月25日，衛生部通報，舒××為我國內地第11例輸入性甲型H1N1流感病例。這是自疫情暴發以來，上海出入境檢驗檢疫局轉送的發熱病人中，首例甲型H1N1流感確診病例。

　　徐金記很欣慰，整整一個月的努力終于看到了成果。一個月來，上海機場局共完成了4210個入境航班、42萬多名入境人員的檢驗，留驗了523名來自或到過重點疫區的入境人員。

　　他還記得，剛實行登機檢疫時，由于各部門銜接不很到位，協調工作量陡增。但是旅客不知情，等待久了就有情緒，現場穩控工作壓力巨大。

　　“不知道處理過多少次這方面的事情了。”徐金記局長說，外籍乘客要求提供特別檢疫的法律文件或證明，個別中國乘客動輒破口大罵。非常時期，檢疫官們只能息事寧人，默默地忍耐。

　　一次，一架美國航班降落，登機組上機檢疫，測溫查到有發熱病人。需要隔離的密切接觸者有60多人，外國人和中國人各占一半。密切接觸者就是不下飛機，登機組的6名檢疫官控制不住了，地面指揮員下令再上一組。密接者仿佛商量好了，還是不下飛機。地面指揮員一咬牙，再派一組上機！18個人在機上，局面仍然無法控制。地面指揮員只好親自登機。4個小時過去，60多位密接者總算松口同意下機。但航空公司派出的大巴車卻遲遲不見蹤影。旅客又哄鬧起來，檢疫小組只得繼續撫慰。

　　“雖然有這么多壓力，檢疫將士們都扛過來了。”徐金記局長疲憊的臉上露出難得的笑意：“上海局在口岸上發現第一例確診病例，雖然這一天來得晚了點，但令我們備感自豪和欣慰的是，截至6月下旬，上海地區已發現的80多個輸入性病例，由檢驗檢疫部門從口岸直接截獲的占到了58%以上。”

　　而更令徐金記驕傲和自豪的是，在國門百日阻擊大戰中，上海局創造了轉送有癥狀旅客最多、查出輸入性確診病例最多的全國記錄。

　　★羅湖口岸檢獲兄妹倆

　　5月29日，衛生部通報，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在口岸發現并轉送的兩例甲型H1N1流感疑似病例被診斷為確診病例，這也是廣東省的第4和第5例確診病例。

　　這兩例患者是深圳檢驗檢疫局在羅湖口岸同時發現的。

　　“羅湖口岸是我國具有百年歷史、亞洲客流量最大的旅檢口岸，日均出入境客流量25萬多人次，高峰期達到40多萬人次。”羅湖局副局長郭仁震告訴記者，“‘百年羅湖’是歷史的見證，當年郭沫若、茅盾，還有許多的左翼作家都是從香港通過羅湖橋入境的。”

　　這一次，百年羅湖橋所關注的不是有多少著名人士從這里入境，而是質檢人用忠誠與熱血織就的一張防控大網，確保口岸防控萬無一失。

　　“我們構筑了四道防線。”郭仁震向記者介紹羅湖口岸的這張密不透風的防控“大網”：“第一道防線是查驗健康申報卡；第二道防線是紅外測溫儀；第三道防線是專門針對來自重點疫區人員設置的“特別查驗區”，第四道防線是負壓隔離室（醫學排查室）。”

　　5月27日20時，雖已進入夜間，羅湖口岸一如既往人流如織，入境旅客在羅湖橋上的8個健康申報通道川流不息。

　　在“特別查驗區”，一對青年男女略顯異樣的神情引起了衛生檢疫員李婉蓉的警覺。雖然紅外機測體溫顯示正常，但她仍然毫不猶豫地面帶笑容示意二人出示健康申明卡和護照，接受核查。兩人均申明無發熱、咽痛、咳嗽等不適癥狀。

　　沒有任何體表癥狀，依規必須放行。但具備醫學專業背景的李婉蓉卻篤信自己的直覺：這對青年男女表征異于常人。她的臉上再次展露出誠摯的笑靨，引導兩人進行初步檢疫查驗并作醫學詢查，發現女性患者面色明顯潮紅，神情倦怠。再對其進行腋下體溫復測，女性患者體溫為37.4℃，男性患者為36.5℃，仍屬于正常范圍。

　　在檢疫人員耐心詢問下，兩個人講述了他們此前的旅行經歷。原來，男青年22歲，女青年21歲，兩人系兄妹關系，均為美籍華人，來華探親和旅游。兩人于5月19日自美國新澤西飛抵香港機場。當天經皇崗口岸首次入境時，紅外體溫檢測未發現體溫異常。檢疫人員收驗二人的入境健康申明卡，均申報過去一周曾去過紐約、臺北和香港等地，但并未與流感患者密切接觸。盡管如此，謹慎的檢疫人員還是發放了《健康告知書》，特別叮囑他們入境后如有流感癥狀或其他不適情狀，及時就診并向醫生說明旅行史。從5月19日至26日，兩人入境后一直居住在東莞親戚家。27日上午，兩人經羅湖口岸前往香港旅游，晚上從羅湖口岸再度入境欲返回東莞。

　　知曉這段旅行經歷后，檢疫人員更加不敢大意，隨即將兩人引導至負壓隔離室做進一步的流行病學調查和醫學排查。在留驗調查過程中，再次復測體溫。結果女青年的體溫升至38.6℃，男青年的體溫升至37.6℃，呈現明顯的發熱癥狀；進一步仔細觀測還發現，兩人均有咽部充血癥狀。

　　初步判斷，兩人有甲型H1N1流感嫌疑，決定將其雙雙轉交地方衛生部門進行隔離診治。

　　“在行色匆匆的茫茫人海中，要想發現流感患者，無異于大海撈針。”郭仁震領著記者穿行在人海中，來到羅湖橋頭的8條檢疫通道前：“在這里別說執行特殊旅檢任務，就是站上一個小時都會胸悶氣短。”

　　眼中布滿血絲、嗓音嘶啞的郭仁震手指身旁忙碌著的20多位檢疫官，滿含愛憐與深情：“我們的同志每天都要在這種異常惡劣的環境中超負荷檢疫8個小時甚至更長時間。無論是審驗收集整理健康申明卡，還是觀察記錄紅外測溫儀數據，一天下來就要檢疫數十萬人次。”

　　人是需要精神的。5月初，羅湖局曾緊急面向社會高薪招募100名臨時衛生檢疫員。“還沒培訓完就跑了一半，上崗不到一天又跑掉一半，真正留下來的所剩無幾。”郭仁震無奈苦笑。

　　“曾有記者采訪時問我：這樣下去你們能硬撐多久？我的回答是，只要疫情警報一天不解除，需要我們撐多久我們就撐多久！”扎根深圳口岸檢疫18載的郭仁震，盡顯山東漢子特有的豪氣：“你知道防控戰役打響以來我們口岸最時髦的三個流行詞嗎？‘熊貓眼、復讀機、晾衣桿’——這就是新一代檢疫官的風采：既有忠誠報國的高智商，又不失開朗達觀的高情商！”

　　5月29日，衛生部發布通報：經深圳市疾控中心的樣本檢測和廣東省專家組會診，經羅湖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在口岸發現轉送的美籍華裔兄妹被確診為甲型H1N1流感患者。

　　記者第一時間致電郭仁震表示祝賀，這位剛毅爽朗的山東大漢再也抑制不住難以輕彈的男兒淚，幾度哽咽失聲……

 

首都機場Ｔ3航站樓入境旅客通道，11個疫檢查驗臺一字排開，旅客通關快捷有序。李長春 攝

［第三章］倒下，也要往前撲

　　★機場局長突發腦梗塞

　　“你若不想再住院，就老老實實呆在病床上！”林大夫略有些生氣地訓導朱偉祖。

　　5月25日，朱偉祖第二次向林大夫提出出院的請求。此時他躺在病床上剛滿10天。

　　在上海機場出入境檢驗檢疫局當了8年多的局長，朱偉祖從來沒覺得這么累過。疫情來得急，上海局4月25日就進入了防控狀態。他把此后的一個星期稱之為“準備階段”。

　　“這個階段對于我們來說是壓力最大的。”朱偉祖說。

　　作為國內第一大國際空港的出入境檢疫官，朱偉祖覺得自己肩頭沉甸甸的。浦東國際機場日均國際航班入境量超過200架次，日入境旅客逾4萬人次，比首都國際機場和廣州白云機場的總和還要多，被譽為“空中第一國門”。

　　更為重要的是，2010年上海世博會進入倒計時，距開幕已不足一年；而朱偉祖自己，也已進入花甲之年，滿打滿算在位的時日只有300來天。既要關照上海世博會這個大局，更要畫圓個人職業生涯這個句號，朱偉祖感覺自己這輩子還從沒遇到如此大的挑戰和壓力。38年的檢疫人生，他僅受派出國執行重大專項檢疫任務就不下4次，次次都不負重托。改革開放后的十年間，為了適應質檢事業的發展，他先后四進大學校門，以超人的毅力拿回3個學歷文憑。一本由國家質檢總局在全系統推廣使用的《口岸英語》教材，朱偉祖乃主編之一。

　　“朱局是個親和力很強的專家型領導。”手下人如此評價朱偉祖：“遇事總是親歷親為，從不叫個難字。”

　　但此次防控甲型H1N1流感卻讓朱偉祖犯了難：面對超過200個架次的國際航班日流量，要對來自疫區的旅客全部實行登機檢疫，對于上海機場局而言是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這是體制編制的尷尬。同駐浦東國際機場的海關、邊檢等機構早已定編為“副局級”，而管轄虹橋、浦東兩大機場的上海機場出入境檢驗檢疫局仍為“正處級”。正處也好，副局也罷，再過300多天行將退休的朱偉祖看得很淡，但這半格升不上去，人員編制缺口就無法解決。

　　“中央一聲令下，質檢人再次被推到了風口浪尖上。”朱偉祖坦言，在防控“準備階段”，他處心積慮的最大難題，就是一個字：人！

　　其實，對于朱偉祖而言，防控集結號剛吹響，面對的就是進出墨西哥疫區的3個航班的檢疫戰。這3個特殊航班的入境檢疫，牽動著全國億萬公眾的神經，成為社會矚目的焦點。為此，質檢總局蒲長城、劉平均兩位副局長先后專程赴滬督戰，上海市韓正市長親自主持召開協調會議。

　　朱偉祖不負眾望，率領手下有限的兵力出色完成了任務。

　　五一假期尚未結束，浦東國際機場防控檢疫戰役轉入“第二階段”：對來自重點疫區的國際航班實施登機檢疫。一夜之間，雖然兵力不足的難題在上海市政府的大力協調下迎刃而解，但戰前培訓、編組定崗、現場指揮、物質調配、后勤保障等等數不清的急務，仍令朱偉祖分身乏術，恨不能生出三頭六臂！

　　“即使倒下，也要往前撲！”這是質檢總局蒲長城副局長在上海做戰前動員時，留給朱偉祖印象最深的一句話。從4月25日到5月14日的整整20天時間里，他每天都得忙活到凌晨二三點鐘以后方能在辦公室打個盹兒。從軍醫大學轉業的機場局辦公室副主任盧勤勸他：“年齡不饒人，這樣下去您會累垮的。”他很自信，哈哈一樂：“別的牛不敢吹，我這輩子還從沒花過一分錢的住院費！”

　　5月15日，浦東國際機場防控戰役轉進“第三階段”：對所有進港國際航班實施登機檢疫。同日，質檢總局從直屬機構和各地方局選派的首批150名援滬大軍全部就位。

　　朱偉祖預感到這一天將非同尋常。早晨6點鐘起床，7時30分就位，參加徐金記局長主持的指揮部工作協調會。

　　盧勤走進會議室，兩眼注視著自己的頂頭上司，心頭頓時一驚：面容疲憊，神情萎靡，與平時判若兩人。不一會兒聽他發言，吐字也不是太清，有點“大舌頭”。

　　會不會是腦梗？醫學專業出身的盧勤更加仔細地觀察朱偉祖：嘴角還看不出歪斜的癥狀，喝水也沒有外漏。

　　盧勤不敢大意，決定隨護在朱偉祖身旁，密切關注他的體征狀態。臨近中午，他發現局長的臉型出現明顯病變，嘴角發生歪斜。

　　高度疑似腦梗！為了避免朱偉祖受到過分驚嚇，盧勤試探著問道：“局長，您有沒有感覺身體不舒服？”

　　朱偉祖回答：“還可以吧。就是感覺挺疲勞，手有點麻。”

　“左手還是右手？”

　　“左手。”

　　“腳麻不麻？”

　　朱偉祖雙腳在地面踩了踩：“左腳好像也有點麻。”

　　盧勤順勢勸導：“局長，您身體可能出了點問題，我陪您趕緊到醫院看一下。”

　　“沒關系，可能是太累了。”言畢，朱偉祖隨即陪同徐金記局長一行，前往機場賓館看望援滬防疫人員。

　　下午4時許，看望結束。朱偉祖剛一上車，盧勤就請求他速到醫院看病。朱偉祖仍以晚上的招待活動不能缺席為由婉拒，盧勤急了：“您嘴都歪了，再不去醫院就麻煩了！”

　　直到此刻，朱偉祖才略感問題的嚴重性。一邊打電話向徐金記局長告假，一邊隨盧勤向瑞金醫院疾馳。

　　在此之前，盧勤已經致電在瑞金醫院的老師和同學，通報了朱偉祖的病癥，商定了急診程序。5時30分，朱偉祖一到醫院，就被徑直送進腦血管造影室。

　　造影結果出來了：右側腦血管梗塞，確診腦血栓。

　　朱偉祖驚懼不已：“醫生扶著我進病房，一坐下來腿就軟了。”

　　“不幸中的萬幸。”林大夫安慰他：“血栓剛形成，還是軟的，治好了應該不會留下什么后遺癥。”

　　盧勤也有點后怕：“如果不強行把他送到醫院，由著他繼續硬撐半天，晚上在辦公室再折騰一夜，后果將不堪設想。”
老朱在醫院靜靜地躺了4天。

　　“病情稍有緩解，他就在醫院呆不住了，吵吵著要出院。”盧勤無奈地說。

　　林大夫不理他這個茬：“不住滿半個月，誰也不敢讓你出院。”

　　5月28日，質檢總局局長王勇親臨上海空港視察，看望慰問防控一線檢疫干部職工，高度贊揚上海在甲型H1N1流感防控戰役中，“起到了重要的示范和引領作用，是質檢系統的一面旗幟”。臨別前，王勇特意囑托上海局徐金記局長，向病中的朱偉祖表示問候。

　　朱偉祖聞訊，再也躺不住了，當天就堅決要求出院。林大夫無奈，但叮囑他：“出院后必須在家繼續休養一個月。”

　　朱偉祖再次違背醫囑，一出院就直奔浦東國際機場……

　　★航檢科長倒在了檢疫大廳

　　5月5日，墨西哥來華接運本國公民的包機飛抵廣州白云機場。機場檢驗檢疫局航檢科科長陳太銓全神貫注，做著檢疫前的最后準備。

　　接送27名墨西哥旅客的大巴緩緩開進停機坪，檢驗檢疫小組準備登車。突然，墨西哥駐廣州領事館領事要求，為避免引起墨西哥旅客的過度恐慌，希望中國檢疫官登車測溫檢疫時最好不穿防護服。

　　放棄一名檢疫官應有的自我防護權去做疫檢？這樣的要求苛刻得近乎無理！但疫情特殊，事涉敏感，陳太銓挺身而出，大喊一聲“我上”，便拿起便攜式紅外測溫儀，戴上口罩、手套登上了載客大巴。

　　半個小時過后。陳太銓大汗淋漓走下大巴車，向值班局長報告：“27名旅客體溫檢測完畢，全部正常。”

　　自防控戰役打響以來，陳太銓連續10天日以繼夜通宵忙碌，每天只能睡兩三個小時。

　　5月6日，陳太銓本該補休，可他放不下千頭萬緒的防控工作，仍然拖著疲憊之身來到了機場。中午，正看著文件的陳太銓突然感到頭暈目眩，他敏感地意識到，血壓又升高了。前來報告工作的同事見他臉色蒼白、神情恍惚，急忙勸阻他中止手頭事務，到醫院檢查身體。“沒大礙，老毛病又犯了。”陳太銓故作輕松地一笑：“休息一會兒就好了。”

　　5月7日，陳太銓依然沒有休息。

　　5月8日。陳太銓一大早就出現在旅檢大廳。然而，這一天他終于沒能堅持到底。持續超負荷、高強度的工作，使通過藥物力控制的血壓突破了正常的標值，終于將他擊倒在前往檢疫現場的通道上。

　　急救中心的救護車呼嘯而至。這次緊急轉送就醫的不是發熱旅客，而是指揮檢疫的航檢科長陳太銓！

　　5月11日，記者意欲前往醫院探望采訪陳太銓，被陳太銓婉拒。“我的同事們日夜奮戰在第一線，我卻躺在醫院里干著急。”陳太銓情真意切：“在機場檢疫現場，你們會聽到比一個病人更多的生動感人的精彩故事。”

　　“陳科長累倒后，我們都想去醫院慰問他。”旅檢科長吳惠明告訴記者：“老陳卻托人帶信囑咐大家，不要為看他犧牲寶貴的休息時間，一定要保重身體，做好自身安全防護。”

　　吳惠明與陳太銓，一個管旅檢，一個抓航檢，工作上分工不分家，平時配合十分默契。陳太銓一倒下，吳惠明更是忙得首尾難顧，四腳朝天。小孩出生還不到兩個月，他只能凌晨3時左右回到家替換妻子短短一個小時。即便如此，還不是每天都能做到。

　　“疫情流行開來，機場局工作量猛增。”吳惠明說，“所有的人都停止了休假，還是拉不開栓。”

　　在白云機場局現場指揮部的會議室里，圓桌后的兩個長沙發上都放著簡易行李。現在這里成為了檢疫官們的臨時“臥室”，會議室的桌椅沙發晚上就變成了床鋪。女同志睡覺還鎖一下門，男同志就“不管不顧”了。洗浴室很簡陋，且只有一個，男女輪流排隊使用。吃飯更是簡單：一個盒飯，一碗湯。就這樣，忙起來了還根本顧不上，經常是中午補早餐，夜半吃晚飯。

　　5月初的一天晚上，吳惠明正在旅檢通道上巡查，突然聽到紅外測溫儀的報警聲。他循聲而來，發現值班的副科長李偉東攔下了懷里抱著一個嬰兒、手里牽著3個小孩的黑人女性。測溫儀顯示她的體溫達到了39.9℃。李偉東正勸說這位黑人媽媽去醫院。

　　黑人媽媽是蘇丹人，英語不太好，中文不會講。但是態度非常堅決，就是不去醫院。

　　“當時判斷她從非疫區來，非洲人體溫本身就相對偏高，也沒有其他流感的癥狀，再加上救護車一個小時之后才能來，4個小孩在現場又哭又鬧，非常難辦。”考慮到旅客自身的情況，李偉東決定放她入境。但是，要她簽一個保函，保證第二天去醫院。

　　黑人媽媽滿意地走了。吳惠明和李偉東以為這件事就這樣過去了。沒想到，信息上報之后，第二天廣州出入境檢驗檢疫局李延輝局長給李偉東打來電話。

　　“這么高的體溫為什么放行？”李延輝劈頭蓋臉一頓猛批，李偉東不敢吭氣，只能聽著。

　　“寫個檢查，把病人追回來！”李延輝局長命令道。

　　李偉東立即給旅客打電話詢問治療情況，不料黑人媽媽不耐煩地說，自己吃了退燒藥，不用去醫院了。

　　簽的保函不管用，李偉東著急了。他決定直接上門，把黑人媽媽“押”到醫院去。

　　吳惠明也跟去了。他們開了一個多小時的車，找到旅客健康申明卡填報的小區時，已經是晚上了。

　　按圖索號，李偉東敲開了一扇門。主人睡眼惺忪地開開門，看見門口站著三個穿制服的檢疫官，頓時糊涂了。

　　李偉東也傻了眼，他沒想到旅客填報的門牌號碼是錯的。

　　3個人在小區里一通好找，終于在深夜11點敲開了黑人媽媽的房門。

　　門開了，黑人媽媽驚訝地睜大眼睛，說不出話來。吳惠明和李偉東趁熱打鐵，一邊勸她，一邊勸她的老公。黑人媽媽的態度終于有所緩和，同意去醫院了。

　　事不宜遲。吳惠明和李偉東馬上開車送她去了傳染病醫院。凌晨2點，化驗結果出來了，黑人媽媽沒有感染甲型H1N1流感病毒。

　　李偉東當即致電李延輝局長報告結果。

　　“什么叫‘從嚴、從緊、從細’？”吳惠明感慨地說，“從李延輝局長下令追蹤黑人媽媽這一個案上，淋漓盡致地體現出來了。”

　　6月中旬，時隔一個月記者再次電話探詢陳太銓科長的病情。廣州機場局辦公室主任王秀軍告知：他動了手術，還在醫院里。

 

在國門口岸防控第一線，女檢疫官撐起了“半邊天”。李長春 攝

［第四章］誰說女子不如男

　　★汪濤現象

　　“汪處要是急了，那就是真急了。”

　　北京出入境檢驗檢疫局齊京安局長如此向我們推介首都機場局旅檢處處長汪濤。

　　“連我自己都不明白，怎么會有這么大的脾氣，動不動就想發火。”汪濤靦腆地笑笑：“可能是壓力太大的緣故吧。”

　　汪濤聲音柔柔的，語氣緩緩的，給人一種寧靜溫馨的美感。此刻，記者很難想象她發脾氣的樣子。

　　1989年，汪濤從北京醫科大學畢業后分到首都機場檢疫局。20年來，從貨檢、航檢到旅檢，她全都經歷了一遍。

　　“最難的還是旅檢”。汪濤說。

　　與貨檢和航檢不同，旅檢針對的是具體的不同種族、不同膚色、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操作起來難度更大，要求也更加嚴格。在人流如織的首都機場，要完成總局“從嚴、從緊、從細”的甲型H1N1流感防控工作目標，對于今年剛剛轉任旅檢處長的汪濤而言，壓力之大確實超乎想象。

　　防控戰役一打響，汪濤就像一個被鞭打的陀螺，日夜不停地高速旋轉起來。

　　“在首都機場局，汪濤是最累的。”首都機場局局長楊杰說。

　　在首都機場3號航站樓國際航班旅檢通道，記者見到了汪濤：眼圈烏青，眼珠充血，兩腮臘黃，嗓音嘶啞，神情疲憊。
“從4月25日到5月10日，半個月之內瘦了15斤。”汪濤自我調侃：“減肥的效果出來了。”

　　碩士研究生畢業的汪濤氣質高雅，性格溫柔。在機場局乃至整個北京局上上下下，汪濤一向以脾氣好著稱。

　　但是疫情來了之后，汪濤的脾氣陡然變大了。

　　“也許是我太著急了。”汪濤說。疫情來得緊急，防控措施不斷調整、充實，上午剛剛頒布方案程序，到了下午可能就改進變化了，這樣到了現場執行層面，難免引起短時的混亂。

　　“比如體溫檢測。”汪濤說，“以前紅外測溫儀一報警，我們就會讓旅客退回去再測一次。后來因為增加了復測程序，即使發出報警旅客也不必退回去重測，以免警訊記錄與復測數據不一致。新規實施后，我強調了多次，在現場也不斷地提醒叮囑，但還是有人一聽到報警就條件反射般讓旅客退回去重新檢測。”

　　汪濤當場就拉下臉子，發了一通脾氣。

　　然而，沒過兩天，北京局一位領導從局機關視頻監控室把電話打到現場，告訴她紅外測溫臺有脫崗現象，要求火速查明原因并如實上報。

　　首都機場局的現場防控檢疫情況，從北京市局到質檢總局，都能通過視頻畫面實時監控，有關信息數據根本不用報告就能直接獲取。

　　“接到電話我頭都大了。”汪濤告訴記者，她當即查明了情況，原來是紅外測溫發現一名發燒旅客，值班員監護其進行復測，前后不過兩三分鐘的瞬間。盡管如此，這仍屬于違反操作規程的行為。

　　“執行規程就這么難嗎？”汪濤大發雷霆，開會點名批評紅外測溫崗的員工：“你們守衛的是國門第一崗，每一個檢測數據都必須向人民負責，經得起歷史的檢驗！”

　　“旅檢防控工作要求非常嚴細。”汪濤舉例說，通道光每天收集的健康申明卡都是上萬份，不僅每個航班的人數卡單要對上，而且信息還得全面、真實、準確，不能有一絲一毫的差錯。因為一旦從中發現輸入性甲型H1N1流感患者，醫療衛生部門全憑這些掃描上傳的信息資料追蹤親密接觸者，所以哪一項沒有填、哪一點填得不規范，甚至連印章蓋得地方不對，都會挨批。

　　汪濤用“提心吊膽、如履薄冰”形容自己的心態。防控戰役打響的頭一個月中，她沒有晚上11點之前回過家，更沒有休過一個星期天。“成天盯在現場還不斷出情況，呆在家里就更不放心。”汪濤說。

　　整整一個月間，汪濤沒與讀高二的女兒見過幾次面。老師打電話通告她：孩子的學習成績近期明顯下降了。汪濤詢問女兒原因，女兒回敬一句：“你還有時間管我嗎？”

　　汪濤無語。幾天后，女兒哭著從家里打來電話：“媽媽，我發高燒，躺在床上起不來了。”一連兩天，她都未能抽出身來陪女兒上趟醫院，而只能通過電話叮囑女兒按時服藥和服什么藥。

　　何止是管不了女兒，父母親加上婆婆，家里三個動過癌癥手術的病人，她同樣無力照顧！

　　“一心掛不了兩頭。”汪濤露出那經典式的溫婉笑容：“好在家人都很理解支持。”

　　★德籍船長伸出了大拇指

　　茫茫夜海上，要從一艘小小的摩托快艇攀爬軟梯，懸空登上一艘航行中的萬噸級貨輪，即令一個身強力壯的小伙子也并非易事，更何況柔弱女子！

　　5月6日午夜零時30分，經過近一個小時的航行，廣州南沙出入境檢驗檢疫局衛檢科科長閆清麗和她的5名同事乘坐的快艇終于靠在了航渡中的加拿大籍“中海紐約”號貨輪旁。

　　顧不得暖和一下被海風吹得冰涼的手腳，閆清麗仰頭望了望足有3層樓高的集裝箱貨輪舷壁，果斷下令登船檢疫。

　　閆清麗站在顛簸的小艇上，瞅準涌浪平息的瞬間，雙手牢牢抓住繩索登上軟梯。一個大涌撞向舷壁，倒卷的浪花濕透單薄的短袖夏制服。海風襲來，閆清麗渾身不由自主地瑟瑟發抖，說不清是驚懼，還是寒冷，抑或兼而有之。

　　閆清麗確實有些膽怯，她不會游泳。但開弓沒有回頭箭，她鼓足勇氣，一步三搖地向上奮力攀登。隨著15個繩階——閆清麗記得非常清楚——一個一個被她踩在腳下，一種從沒有過的冒險刺激與征服快感油然而生。

　　閆清麗是第二個爬上貨輪甲板的。高大威武的德籍船長和法籍大副已經站在舷梯旁迎候。閆清麗一下舷梯，他們驚訝得瞪大了眼睛：做夢也沒有想到夜半登船檢疫的指揮官，竟是一位干練端莊的東方女性！

　　“一般情況下，航渡檢疫是不讓女性上船的。”南沙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局長胡文海告訴記者。

　　航渡動態檢疫，是剛剛掛牌成立的南沙局的創新之舉。航渡動態檢疫，要求檢驗檢疫人員在被檢船舶到港前一個小時左右登船實施檢疫。檢疫通過，被檢船舶則可直接進港停泊；檢疫異常，則令其航行至指定錨地另行處置。此舉確保了船方的生產周期，避免了不必要的經濟損失，受到地方政府、港方與船主的高度贊許。

　　5月5日上午，閆清麗接獲南沙港務局通報：來自加拿大溫哥華的“中海紐約”號6萬噸級集裝箱貨輪，途經美國、韓國等多個疫區國家，將于當晚23時30分駛抵南沙港區外海，計劃于明早進港停泊作業。

　　“局長，我帶隊去吧。”閆清麗主動請纓。

　　“憑專業素質和工作能力，絕對非閆清麗莫屬。”胡文海毫不吝嗇對自己熟悉的這位女干將的贊美之詞。

　　擁有碩士研究生頭銜的閆清麗，近六年來主持8項科研課題，發表論文專著20多篇（部），當選國家質檢總局專家組成員，指導完成白云機場、南沙港兩大“國際衛生機場（海港）”創建工程并通過世界衛生組織的考核驗收，先后被評為廣東省直機關、廣東和廣州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先進工作者、優秀共產黨員、優秀科技工作者和抗擊非典先進個人，她所領導的科室分別榮膺廣東省和廣州市“三八紅旗集體”和“青年文明崗”稱號。

　　但胡文海心有不忍：“除了性別因素，還因為她太勞累。”防控戰役打響的開頭10天里，作為業務主管部門的負責人，閆清麗每天睡眠平均不足4個小時，僅主持組織起草的防控操作規程和下發的指導協調性文件就多達10份。記者見到閆清麗時，她雙眼仍然紅腫得像一對小燈籠，雙唇長出的潦泡還沒有脫痂。

　　容不得胡文海猶豫，閆清麗撂下一句“我能行！”回頭便展開了航渡動態檢疫的全面部署。

　　又是一個不眠之夜。閆清麗帶領5名年輕檢疫官頂風破浪，登上了加拿大籍萬噸貨輪。

　　閆清麗以一口流利的英語，向船長下達航渡動態檢疫令。

　　“很理解中國政府的防疫措施。”法籍大副真誠而恭敬：“我們會積極配合的。”

　　在閆清麗的指揮下，檢驗檢疫按程序緊張有序地展開：通報甲型H1N1流感疫情，發放相關宣傳資料，審驗健康申明卡，逐一檢測24名船員體溫，對船舶進行衛生監督檢查……

　　“食品冷凍庫發現70公斤染疫國家的豬肉。”監督檢查小組成員突然向閆清麗報告。

　　“立即封存！”閆清麗果斷下令：“按操作程序對船舶外環境、船員宿舍、生活垃圾進行衛生防疫處置。”

　　一個小時過去。全體船員體溫檢測和醫學觀察未見異常，動植物制品檢疫及衛生防疫處理完畢。閆清麗向值班局長電話報告航渡動態檢疫過程及結果后，當即簽發中華人民共和國檢驗檢疫入境證書，準許船舶進港靠泊作業。

　　OK！德籍船長興奮地下令船員熄滅檢疫信號燈，駕馭萬噸巨輪緩緩向港區碼頭駛去。

　　閆清麗和她的同事們就要離船了。突然，她聽到一句生硬的中文：“你們辛苦了！”驀然回首，德國船長笑容可掬，對她豎起了大拇指。

 

大學生志愿者抓緊登機檢疫間隙打個盹兒。（上海局供圖）

［第五章］十路援軍戰口岸

　　★這里沒有博士，只有戰士

　　“剛登機的時候，好幾天過去我才抓到一個發熱的，37.5℃，剛剛夠線。”陳穎向記者講述她的“臨時檢疫官”特殊經歷：“不像有的同志，頭天就‘中獎’，沒幾天便成了‘名捕’。”

　　陳穎，37歲，中國檢科院首席專家、分子生物學博士后。

　　天生麗質的陳穎，看上去比實際年齡小許多。作為質檢總局派出的第二批口岸檢疫支援人員，6月1日中午剛到上海，次日就參加了5個國際航班的登機檢疫戰斗。

　　除了質檢總局機關的帶隊領導，很少有人知道陳穎是博士后和首席專家。

　　“到了防控一線，就是普通戰士！”陳穎告訴記者，檢科院9名首席專家，40歲以下的有3位，這次都報名參加了支援重點口岸的防疫戰斗。除陳穎外，另兩位分別是衛檢首席專家王靜博士和動檢首席專家林祥梅博士，也都是女同胞。

　　匯聚浦東國際機場的援軍多達500人，分別來自全國質檢系統和上海市的10條戰線。于是，便有了“十個方面軍”、“十路援軍”的流行語。在北京、廣州等地的重點口岸，同樣閃現著多路援軍的英姿。

　　外來援軍大多被分配在登機檢疫、通道檢疫和醫學流調的各個崗位上。僅登機檢疫每天就編制24個小組，實行24小時值班制，即工作一晝夜輪休一晝夜。

　　陳穎所在的登機組為B組。全組6個人，分別來自6個不同的地區和單位，組長是一名河南洛陽籍的青年檢疫官。

　　6月12日上午，剛完成一個國際航班的檢疫，陳穎像往常一樣，返回位于登機口的休息室等待下一個航班。說是休息室，其實只是有序擺放的幾排椅子。陳穎挨著一個汗流滿面的青年隊員坐了下來，打算休息一會兒。

　　今天她已經登機檢疫了2個航班。坐下不到5分鐘，組長過來通知她，馬上準備登機。

　　這是一個德國漢莎航空公司的航班，搭載乘客200多人，機組報告未發現體溫異常的旅客。

　　陳穎熟練穿好防護服，戴上防護眼罩和口罩，隨登機小組出發。艙門開啟，廣播告知，審驗健康申明卡，檢測旅客體溫，展開醫學詢查……一切都按程序操作，有條不紊。

　　突然，測溫隊員發現一名小旅客體溫異常。

　　這是陳穎第二次在機上遇到發熱病人。她拿著口溫表復測兩遍，溫度均顯示37.9℃，又經過腋下體溫表檢測，溫度仍然較高。

　　組長決定，小旅客送醫確診，前三排后三排旅客隔離觀察。

　　事發突然，加之小旅客不�？摁[，機艙內頓時亂作一團。有往外擠躲避的，也有擠進看究竟的。陳穎負責清點前三排后三排旅客人數，數了幾遍才得出個準數：包括2名乘務員，一共48人。

　　直到下午5時多，才送完全部旅客。“從高度緊張的狀態下走出來，”陳穎感覺“兩條腿沉得像灌了鉛一樣，雙腳都沒有了知覺。”

　　“生物鐘完全是紊亂的，即使困累到了極致，也無法進入深度睡眠狀態。”陳穎形容她的一天輪休生活：“醒著又似睡著，睡著又似醒著，永遠處于似醒似眠之間。”

　　與絕大多數援軍一樣，陳穎從到達口岸那刻起，就再沒踏出機場一步。與別人不一樣的是，作為首席專家，她還必須與自己的科研團隊保持緊密聯系。幾個重要大科研項目同時進行之中，需要她指導協調的工作太多了。“只能利用輪休的時間打電話、上網發郵件遙控指揮了。”陳穎說，前幾天剛剛申請一個課題答辯，本該由她親自答辯，不得已安排手下的研究人員代替了。

　　留學歸國從事質檢科學研究7年來，陳穎已榮獲一項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和多項部級科技成果獎，但是作為檢疫戰士，親歷口岸防疫一線戰斗還是第一次。

　　“對我來說，這既是一次難得的職業體驗，更是一次難忘的人生閱歷。”陳穎為擁有這個可遇不可求的“第一次”而備感幸運和自豪。

　　★我們的名字叫“80后”

　　5月23日晚，張云鵬帶領他的登機小組剛剛從一架航班上檢疫下來，正準備吃晚飯。

　　調度員過來了：“由澳大利亞墨爾本飛來的CA178航班通報，機上有2名旅客體溫異常，立即做好登機檢疫準備。”
張云鵬聞令而行，打開的盒飯一口未動。

　　CA178慢慢滑向指定的遠機位，張云鵬率領他的隊伍登上舷梯，艙門打開了。令他吃驚的是，機上測溫發現體溫異常旅客5名，而不是先前通報的2名。

　　自8天前從湖北襄樊局赴滬參加浦東機場防控戰以來，張云鵬還未一次發現過如此多的發熱病人。這個82年出生的小伙子有點激動。他定了定神，及時向地面指揮員報告，請求流調組提前登機增援。

　　流調組組長郭曉東接到命令馬上登機。

　　上海市第一例輸入性H1N1流感患者，隨即在國門第一道防控線上被發現、轉送和確診。

　　“我很幸運，”面對記者，張云鵬把快樂全部寫在臉上：“上�？诎栋l現的頭3例確診病例，都是我帶領的小組截獲的。”

　　“在浦東機場，我還算小有名氣。”張云鵬開心大笑。支援上海一個月，他截獲的確診病例最多，執行A方案（送病人到流調室）最多，執行B方案（確定前三排后三排密切接觸者）最多。這3個之“最”使他享有了“四大名捕之首”的美譽。

　　一個月后，張云鵬離滬返鄂。此前一天，他已光榮入黨。送行的戰友們不失風趣與幽默：“江湖不再有傳說。”

　　以張云鵬為代表的“80后”，是一支特別能吃苦、特別能戰斗、特別能奉獻的生力軍，成為國門防疫阻擊戰役中一道亮麗的風景。

　　湖北出入境檢驗檢疫局派出的8名援滬檢疫官，全部都是擁有大學本科或碩士研究生學歷的“80后”。

　　荊州出入境檢驗檢疫局的李青剛滿25歲，是湖北援滬軍中年齡最小的。5月2日，突發的腰痛令她坐立不安。同事將她送到醫院，確診為腰椎間盤突出，醫囑必須臥床靜養。然而回到單位她便接到了支援口岸防疫的緊急命令。

　　“同事也問過我要不要跟局長報告病情，但我覺得這是件很光榮的事，便咬咬牙來了。”

　　李青跟張云鵬分在同一個登機小組，發現首例甲型H1N1流感患者的那天，她在前三排后三排密切接觸者身邊整整站立了6個小時。

　　“要說腰不痛那是假的，要說心里不焦躁也是假的。但是必須拼命挺住，絲毫不能在旅客面前表現出來。”李青解釋說，“因為此刻我們履行的是國家主權，代表的是檢疫官的整體形象。”

　　呂燕，醫學碩士，河北出入境檢驗檢疫局援滬軍中的唯一女檢疫官。距原定婚期僅剩6天，她接到了援滬通知。

　　“說不清是什么感受，心里很亂、很糾結。”呂燕在日記中寫道：“真不知道怎么對他說，才能讓他盡量平靜地接受。”

　　然而，她心愛的那個“他”很平靜、很理解地接受了：“國事為先，家事為后。放心去吧，親友的解釋工作我來做。”

　　與呂燕相似，來自寧波局的金敏剛剛脫下婚紗，正準備與愛人攜父母一起出國旅游度蜜月。接到援滬任務后，她二話沒說，安頓好千里迢迢從甘肅而來的雙親，第二天便飛抵上海投入了防控戰斗。

　　“不要問國家為我做了多少，要問我為國家做了多少。”談及感受，金敏說，“能在一場波及全球的流感大流行防控戰中沖鋒陷陣，我覺得特別自豪，特別有意義。”

　　“從今而后，我不再會因生活平庸而自慚和自卑。”張云鵬意氣風發，充滿自信：“國門一戰，已為我的生命履歷增添了濃墨重彩的一頁！”

　　“當即將離開戰斗一個月的機場口岸時，我突然發現自己長大了、成熟了。”李青語氣莊重而矜持：“真的，我覺得我特偉大！”

　　言畢，清純的眸子里閃耀出興奮的光芒。
 

［尾聲］王勇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據世界衛生組織19日公布的最新統計數據，甲型H1N1流感已擴散到世界五大洲的170多個國家和地區，全球感染人數超過18萬人，死亡病例接近1800例。

　　據國家衛生部8月24日通報，我國內地累計報告3103例甲型H1N1流感確診病例，已治愈2803例，沒有因甲型H1N1流感所致的死亡病例。

　　記者從國家質檢總局獲悉，截至8月23日下午6時，全國口岸累計檢疫查驗入境交通工具超過330萬次，其中航空器63803架次；累計檢疫查驗入境旅客接近5607萬人次，發現發熱/有癥狀病人17909人，轉送衛生部門隔離留驗13463人。據不完全統計，在入境旅客中發現轉送確診的甲型H1N1流感病例，累計達到757例，占內地輸入性病例的42.8%。

　　42．8%，這是一個令國際檢驗檢疫界敬羨的百分比。據權威專家評估，按甲型H1N1流感病毒在人體7天左右的潛伏期計算，甲流患者在口岸被發現截獲的幾率不足17%。

　　國門可以作證：共和國檢疫官嚴守口岸第一關的120多個日日夜夜里，沒有漏檢漏報一例有癥狀的甲型H1N1流感入境患者！

　　國際生態安全合作組織主席華納克里斯蒂在北京親歷機場入境檢疫后發出由衷贊嘆：“中國政府采取嚴格的防控措施，合情合理，行之有效。”

　　中國青年報社調中心早前通過網絡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高達85.2%的公眾滿意政府防控甲型H1N1流感舉措。

　　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新近發布的一份調研報告認為，質檢總局加強流感口岸防控及信息宣傳，樹立了質檢部門對人民負責的社會形象。

　　國家質檢總局局長王勇再次現身視頻。這位共和國質檢掌門人以與4個月前迥異的神情，第一次對其統領的質檢隊伍做出了整體評價：
　
　　“面對突如其來的甲型H1N1流感疫情，質檢系統干部職工打了一場硬仗！表現出高度負責的、無私奉獻的精神，表現出尊重科學、沉著應對的精神，表現出團結協作、眾志成城的精神；做到了服從命令、聽從指揮，做到了危急時刻沖得上、關鍵時刻打得贏，確保了防控工作有力、有序、有效，向黨中央、國務院交出了一份滿意的答卷。”

　　“質檢系統卓有成效的防控工作，延緩了疫情輸入擴散速度，削低了流行高峰，減輕了追蹤防控壓力，降低了疫情危害性沖擊，維護了社會穩定。”

　　王勇的臉上，終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