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肖輝龍/文 李恩樹/編輯）阿里巴巴打出電商打假“第二槍”。3月9日，阿里巴巴向上海市奉賢區法院遞交訴狀，起訴一家涉嫌出售假貓糧的淘寶店主，索賠267萬元，并要求其公開道歉。

　　此前兩天，馬云在微博上發表長文呼吁“像治理酒駕那樣治理假貨”。這一表態迅速在正召開的全國“兩會”間引起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熱議。

　　更早之前的1月，阿里巴巴曾首次起訴售假店鋪，將一家銷售假冒施華洛世奇的店鋪訴至深圳市龍崗區法院。

　　作為中國最大的電商平臺之一，阿里巴巴對打假可謂多管齊下。阿里巴巴首席平臺治理官鄭俊芳表示，除了線上打假、組建大數據打假聯盟幫助品牌打假、聯合執法機關端掉線下窩點外，不會放棄法律賦予的民事手段，“將窮盡一切方式繼續追殺假貨分子”。

　　假貨，成為阻礙中國企業發展，影響中國國際形象的瓶頸，打假的諸多問題亟待解決。尤其作為主要交易集散地的線上電商平臺，正不可避免地淪為假貨流轉通道，也是時下打假最受關注的正面戰場。

　　電商平臺大多聲稱要扭轉假貨泛濫局面。淘寶、京東、eBay等電商平臺，一方面主動協同執法部門線下打假，一方面構建獨立的大數據打假系統。

　　而大數據治假能否突圍，堪稱互聯網時代打假成敗的關鍵。

　　高仿假鞋的高利潤

　　入夜，福建莆田市安福電商城正門旁的咖啡館內，一張不大的咖啡桌上隨意攤放著5雙名牌運動鞋和一沓訂單。鞋商曾小偉用隨身攜帶的剪刀和打火機修補著這些新鞋上的線頭，然后用5元一瓶的甲苯，對鞋面做清潔亮化。

　　他在為這些剛收購來的假冒高仿鞋做最后的擬真處理。

　　馬上，這些鞋將從曾小偉手中中轉，通過電商賣家，流通到全國各地的消費者手中。

　　安福電商城后門附近，一家養生會所的地下車庫，是當地聲名在外的假貨集散地。車庫里，可以看見一排排沒有門牌和店名的小檔口，每個檔口面積不過10余平方米，地面灑落著各種假鞋標簽，墻上則貼著用來聯絡或進行支付的二維碼。

　　雖然室內簡陋，但每間檔口都安裝了鐵門，窗戶也用紙板等雜物封堵得嚴嚴實實。

　　檔口內只擺放著當天要發出的零售訂單貨品。更多的假貨，被批發商分散到互不關聯的地點。如果下級批發商或代理吞貨量大，他們就會用貨車到偏遠的街角秘密交易。

　　交易非常便捷，檔口老板在賬本簡單登記，取貨人驗貨用手機對著二維碼一掃，結束。

　　這是莆田市政府2010年大力打假后的售假場景，相比以往明目張膽的公開交易，制、售假產業如今以這樣的方式沉入水下。

　　每天，大量假鞋從這里由曾小偉這樣的二級商中轉發往全國，電商平臺是最主要的銷售渠道。

　　中國的假鞋產地集中在福建、浙江等沿海地帶，憑借與臺灣隔海相望的近距離優勢，上世紀80年代起，耐克(Nike)、阿迪達斯(adidas)等國際馳名商標運動鞋廠商，紛紛在此設立代工廠。代工廠最多最具代表性的當屬福建晉江與莆田。

　　晉江的假鞋產業比莆田發展更早，但電商平臺發展起來后，莆田后來居上，一度被外界冠以“假鞋之都”。

　　莆田市政府2014年的數據顯示，全市范圍內共有大小鞋廠超2000家。

　　曾小偉長期游走在莆田售假產業鏈中，熟知內中規則。他從批發商手中拿貨，50元至200元不等，且能拿到假冒高仿鞋(俗稱A貨)，以零售匡威高仿鞋為例，曾小偉從莆田進價80元，上線至電商平臺標價提至299元。

　　2014年，沿海一位客戶找曾小偉以每雙140元訂走2000雙高仿NB鞋，每雙進價成本只要95元。這一單交易，曾小偉獲得近10萬元利潤。

　　曾小偉稱，大量二三線城市的授權專賣店也加入售假隊伍。

　　安福電商城附近開有門店的批發商黃躍，每天會發貨給山東、河南等全國各地的代理商。他發出的貨多為高仿耐克、阿迪達斯與新百倫等知名品牌鞋，一個月銷量多達數千雙。曾小偉也有類似客戶，中部某城市一家市級知名品牌運動鞋專賣店經理，就長期找他買進假鞋，摻雜進實體店的真鞋貨柜售賣。

　　“專賣店貨架上看到的是真品，但售貨員從倉庫給你裝入袋中的未必就全是。”曾小偉說，他多次光顧香港免稅店，發現里面也有莆田產的假冒運動鞋。

　　電商漏洞逐個滲入

　　莆田假鞋產業的興起，一定程度與搭上電商平臺發展的“快車”有關。鞋商周馨瑜是較早利用電商渠道售賣假鞋發家的獲利者。

　　2000年左右，中國的電商產業并不發達，當時，周馨瑜就在莆田七步村設有假鞋加工廠。早期，她主要通過網絡平臺，將生產的假耐克、阿迪達斯等運動鞋，銷往美洲和歐洲以及東南亞等地。之后，她又在安福電商城開了批發檔口，專門制售高仿名牌運動鞋。

　　“當時國外的市場比國內市場好賣，國內電商平臺發展起來后，內需增加，加入到制假、售假的人也慢慢增多，利潤和質量也跟著下降了。”周馨瑜說。

　　莆田最早賣假鞋的市場靠近莆田市二中附近。2012年左右，商販被政府統一搬遷到安福電商城，此后商家們開始在電商平臺銷售，不僅賣給個人買家，還批發給其他網店的批發商，包括入駐平臺的一些第三方品牌商。

　　“全國各地的許多實體店批發商會到安福電商城拿貨，相比其他地區生產的假鞋，這里價格低、工藝也更好。”曾小偉說，加入這行的人越來越多，消費者又一味追求低價，導致生產商為壓低成本而偷工減料，或者使用更劣質的膠水與面料，整個制、售、銷產業鏈陷入了惡性循環。

　　每年，不少溫州客商會到莆田，收購代工廠生產的劣質庫存鞋和斷碼鞋，一雙20元左右，有的甚至按公斤收購。這些溫州客商會再轉賣給其他批發商，銷往偏遠的縣城。

　　由于各大電商平臺都在封堵明顯的售假漏洞，不少賣家轉向了社交平臺。阿里巴巴平臺治理部知識產權保護總監葉智飛稱，售假者常常“線上線下”一體、身份更加隱蔽、手法不斷翻新，出現如經營上的“客貨分離”，物流上的“異地上線”、“境外生產、境內銷售”等新的形式。同時，跨互聯網平臺交易的情況屢屢出現，例如用淘寶平臺引流在微信、QQ等私域進行交易。

　　售假圈的人常使用即時通訊工具交易，不易被執法機關發現。曾小偉朋友圈有不少老客戶與之聯絡，每當品牌運動鞋的新款面市，他會在朋友圈及時更新仿冒款。

　　假鞋賣家還會通過各大論壇或者網站將潛在消費市場的流量導流至即時通訊工具進行交易。如諸多專門鑒定假鞋的論壇中寫文章附鏈接引起關注，通過添加微信再連入個人“微店”。

　　不僅如此，跨境電商海淘、代購等業務發展起來后，莆田售假賣家還會通過異地上線的快遞業務倒賣假鞋。安福電商城內快遞發貨區，以及市場周邊的沿街店鋪都有這類異地上線業務。

　　商家只需將假鞋給快遞公司，付費后由快遞公司發貨至國外，再經由國外的聯絡處轉而跨境運送回國內，這會讓消費者誤以為鞋是從國外發出。

　　曾小偉稱，在莆田可以做到任何城市的異地發貨，別人覺察不到這些從其他城市發出的鞋，其實都是從莆田發貨。

　　葉智飛稱，阿里巴巴正在配合各執法部門，建立跨部門、品牌方的打假聯合體，對被利用的通信軟件上的疑似售假線索匯集，進行分析調查。

　　品牌授權店也存在售假

　　除假鞋之外，服裝、美容護膚品以及高檔手包、科技產品和母嬰、保健品、食品等，都是當下最為常見的假貨商品種類。

　　國際商會(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ICC)在2014年的統計中稱，全球假貨帶來的經濟損失約有1.7萬億美元。

　　淘寶、亞馬遜、1號店、京東、天貓、國美在線等大中型電商平臺都受到假貨困擾。不同商業模式和性質的電商平臺，假貨占比也會有所不同，其中C2C模式電商平臺因入駐商家主要以自然人和中小企業居多，存在出售假冒商品的幾率略高于以入駐中大型企業為主的B2C電商平臺。

　　2015年9月，中國工商報《公平周刊》編著的《全國電商違法案件分析報告》顯示，中國電商平臺涉及“以不合格產品冒充合格產品”或“產品不符合標準”等違法案件，不僅在淘寶、天貓上出現，還出現在被抽樣調查的京東、1號店、亞馬遜、當當網、國美在線和易迅等平臺。

　　比如，亞馬遜曾被北京市工商部門以冒用中國名牌產品認證標志銷售“好孩子”自行車為由查處，罰款萬元。

　　電商平臺容易出現假貨，主要原因是入駐商家發布的商品信息與實際發貨的商品不一定對應。

　　C2C電商模式的治假難度較大。京東2015年曾嘗試過開展此類模式業務，先將騰訊旗下C2C電商易迅和拍拍收購，再進行自主經營，事后發現在現有的經營環境中，無法保證貨源品。

　　不僅如此，更為隱蔽的假貨流通渠道，甚至會肆虐到以自營為主的B2C平臺。

　　正常來說，自營為主的電商都會自己負責商品采購，從品牌商直接進貨，更好保證質量，但實際并不是所有品牌商都愿意與某家電商達成合作意向，而平臺方為了打造綜合性電商服務業態，豐富商品，也不得不與代理商合作。這樣，第三方代理商就可能摻假，賣真貨也放假貨。

　　“一些看上去正規的授權店，往往不會被消費者懷疑，其實他們可能是銷售假鞋最多的賣家。”曾小偉稱。電商平臺的銷售渠道，對賣家而言，其實成本并不算低，因為賣家需要在平臺買流量打廣告，如果鞋售價低，授權商根本無法賺錢。

　　曾小偉告訴《財經》記者，他曾找某品牌談授權合作，想獲得網絡門店授權，需一次性繳納20萬元授權費，前四個月需從該公司至少進六七十萬元的貨，之后每個月也有進貨標準。獲得授權后，入駐一家B2C電商平臺，需交約15萬元費用，包括入駐費、保證金、技術服務費等。

　　此外，電商一般有5%左右的抽成。如果賣家要沖鉆、刷單，會產生額外費用。

　　在品牌授權的掩護下，一些店會借助平臺的大流量實行真假參半的銷售行為。

　　電商平臺頻現假貨，還與早期商家入駐平臺時沒有實名注冊有關。平臺打假打的只是用戶的賬號和賬號對應的虛擬店鋪(賣家)，主要措施也是扣分、屏蔽網店頁面、限制發布商品、公示警告或關閉店鋪等。

　　這些措施只能短期限制用戶賬號的售假或幫助售假行為，根本無法對平臺用戶以外的上游售假者、制假者產生威懾。

　　為躲避打擊，商家很容易進行用戶身份造假，換個身份就能繼續“貓捉老鼠”的游戲。

　　“如果只是在線上割韭菜式打假，永遠都只會治標不治本。”網規研究中心主任、中國電子商務協會政策法律委員會副主任阿拉木斯說，狙擊中小廠商惡意生產假貨，除在線上設防外，更要通過線下的品牌權利人、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甚至消費者等多方力量，協同合作。

　　源頭打假不力，老生常談

　　3月14日，國家質檢總局局長支樹平在全國“兩會”答記者問時稱，無論國內電商平臺的打假還是跨境電商平臺打假，都不容忽視源頭監管。

　　周馨瑜告別《財經》記者，莆田假鞋絕大部分是由家庭小作坊和小工廠生產，這些作坊少有幾人，多則幾十甚至過百人，分布在莆田市各個村鎮、街道的民宅里，他們大多沒有工商登記也沒有營業許可，一家人或幾家人合伙買來制鞋設備，雇上工人就閉門生產。

　　每生產完一批假貨，作坊都會迅速用面包車轉移，囤放至更為隱秘的分散倉庫。

　　一天時間，正規代工廠生產千余雙正品鞋，需七八十人，造假的作坊和小工廠生產千雙假鞋，僅需十幾人，更快的速度損耗的是制作工藝。

　　制鞋最貴的環節在于發版，一個普通的假鞋版模至少需一兩萬元。此外要采購鞋面面料、膠水等，一批貨如果沒有達到3000雙規模很難賺到錢。

　　而莆田制假鞋的家庭作坊，通常會請版師或曾在鞋廠做過鞋的工人，來制作假鞋。一款新鞋上市后，版師會購買正品鞋將其逐一拆解，了解鞋的構造和用料，然后重新組裝上原鞋，依葫蘆畫瓢做出新仿的模具，重新發版。

　　他們使用膠水和面料等材質，也會盡量減少成本。

　　莆田很多村鎮與七步村相似，白天幾乎家家大門緊閉，鐵門高墻成了多數村民圍院的標配。門口安裝攝像頭、門內放養狗，目的是為了應對執法者打假。

　　假鞋生產者囤放貨物的倉庫也十分隱秘，外人很難發現。當地警察劉元曾多次跟蹤轉移假鞋的貨車，一次“打假”摸排行動中，假鞋生產者(當地稱阿冒)在倉庫附近多個路口安插眼線，見有人跟蹤，立刻通知司機，隨后司機將貨車駛往環城高速，帶著打假隊員兜圈。

　　劉元與同事在查處制假鞋窩點時，常遇撲空情況。面對已成氣候的假鞋生產鏈，于當地管理者而言，是左手與右手的一場搏斗。一邊是拖住政績的GDP和社會就業、穩定問題，另一邊是產業良性發展、城市形象聲譽。

　　曾小偉見識過真正的打假威力。莆田往南294公里外是他的老家——云霄，這里曾盛產假煙，香煙造假泛濫程度遠超莆田假鞋產業。

　　暴利的帶動，讓云霄假煙產業走出國門，生意遍及歐、美、亞大陸，少數人甚至在國外多地開了代工廠。制假者為躲避打擊絞盡腦汁,有人挖隧道將廠房開在百米深的湖底，有人將工廠設在荒無人煙的山洞。

　　在一次大規模的清查行動后，云霄的假煙利益鏈受到重創。曾小偉的父親和其他多名親屬在這場持續半年之久的清查行動中被抓。云霄為打假付出的代價是，縣城支柱性產業衰退，政府管理層大換血。

　　為摘掉“假鞋之都”的帽子，莆田市也下了決心。政府領導親自為安福電商城代言，倡導店主不售假做誠信商家，并鼓勵自主品牌積極轉型。莆田副市長蔣志雄曾公開表示，莆田有近20萬人從事與鞋業相關工作，光靠嚴打，似乎不能解決問題，轉型迫在眉睫。

　　商標侵權的認定之難

　　制假廠商屢打不絕的另一原因，在于制假售假行為的違法犯罪成本低，以及“假貨”的法律定義邊界復雜。

　　何為“假貨”?在法律規制范圍內的是哪些“假貨”?

　　廣義上的“假貨”分為假冒商品和偽劣商品。按國際慣例與全國打擊侵犯知識產權和制售假冒偽劣商品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給出的“假貨”定義，一般側重指商標侵權類型。

　　中國《商標法》對商標侵權的情形有詳細的規定，比如“偽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冊商標標識或者銷售偽造、擅自制造的注冊商標標識的”屬于侵犯注冊商標專用權范疇。這一類型即常說的“假冒商品”。

　　根據中國《產品質量法》，生產、銷售的產品中，“摻雜、摻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這幾種情形被明令禁止。這多指“偽劣商品”。

　　這兩種類型的違法行為常常交叉發生，假冒和偽劣往往相伴相生。

　　《商標法》和《產品質量法》對違法行為均有罰則，工商行政、質監等行政執法部門可對違法者進行勒令停產、沒收、罰款、吊銷營業執照等不同等級的行政處罰，構成犯罪的嚴重情形，移交司法部門處理。

　　而制售偽劣商品或假冒注冊商標侵權情節嚴重的，被納入《刑法》考量。

　　不過，商標侵權的界定存有難度，許多商人便在這方面動腦筋。

　　安福電商城內，有眾多與正品商標似是而非的自主品牌批發商——有以加粗、變胖、割裂三條紋為標志的“阿迪達”;有讓耐克鉤中長尖或由白變黑的“輕概念”;以及虛化N字和內中添星的多種美國“紐百倫”與“新百倫”。

　　深圳市廣東卓建律師事務所合伙人鄭雄向《財經》記者介紹，判定兩個商標是否近似的因素較多，包括兩商標文字的字形、讀音、含義或者圖形的構圖、著色、外觀等是否近似。這些判斷存在主觀性，如果商標局的審查員認為消費者足以進行區分，這種商標就可獲得注冊。

　　某運動鞋批發商前臺人員龔林娜說，為防止監管者打擊，他們會事前咨詢專業的知識產權律師，為自主品牌設計logo和命名規避法律風險，因為擁有審批資質，對這類商家，執法者無法以打假名義進行直接查封。

　　電商平臺對售假行為的責任主要表現為商標侵權糾紛，侵犯著作權和專利權案件次之。

　　對商標的不規范使用、近似使用或商標與廠名沖突等侵權問題，電商平臺不一定具有實質性審查判斷的能力和資格。只有品牌權利人或司法機關通過鑒定才能認定。

　　至于貨品的抽檢系統，平臺上的商品往往是上億量級，以有限的人力和技術，無法核查所有假貨商品在線上的流通。

　　當然，假貨橫行背后的執法不嚴、地方保護等都是老生常談的問題。

　　中國“打假”的法律法規并不像美國和歐洲等國家的懲罰力度那么大，被判刑的制、售假者只占少數。

　　2月27日，阿里巴巴集團發布公開信稱，去年全年，通過權利人舉報、消費者投訴、抽檢以及平臺治理大數據模型體系主動防控，共認定和處理制假售假案件線索4495條，案值均高于目前《刑法》所規定的5萬元起刑標準，執法機關接收線索1184條，但截至當時，通過公開信息能確認已有刑事判決結果的僅33例，刑事處罰比例不足1%。33例案件中，47人被判刑，其中37人被判緩刑，只有10人被判實刑。

　　另外，法院對有關商標侵權案件做判決時，判賠率和判賠額度普遍偏低。

　　據互聯網法律服務機構無訟法務數據統計，在525件2016年引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網絡購物合同糾紛案件中，涉及假貨的有39件，其中判賠1萬元以內的案件數占比58.97%，網購假貨案中最高判賠金額為20余萬元。

　　現實中，權利人很少對商標侵權舉報，主要是舉證難、維權成本高。

　　發現侵權行為后，自行取證時需尋求第三方機構對涉嫌侵權商品公證，才能作為有價值的證據提交法院。權利人經常遇到第三方公證人不愿一同外出辦案取證;或者公證機關愿意處理，但處理時間排至半年甚至更久之后。

　　如果公安機關出力調查相對容易，但案件達不到刑事立案標準時，公安機關不會介入。

　　取證難還表現為購買商品時，很多商家不開發票，使得證據難以保全。

　　“有效的辦法是讓造假售假的人被罰得傾家蕩產、心生畏懼。”業內一位打假專業人士認為，對商標侵權者的低判罰，讓侵權人有了更大的投機動力。

　　各平臺搭建防控壁壘

　　早前，全球大型C2C電商平臺eBay曾因假貨問題屢遭國際大品牌商投訴。

　　eBay相關負責人向《財經》記者介紹，1998年，eBay推出了“知識產權所有人保護計劃”(Verified Rights Owner Program，簡稱“VeRo”項目)，該項目可以使產權所有人快速簡單地舉報任何假冒產品，eBay會在第一時間采取措施，下架被舉報產品，或者刪除鏈接、扣分、關店、沒收保證金等方式。

　　參與VeRo項目的有全球4萬多家知識產權所有人，從財富500強企業、到行業和貿易協會、到中小企業都有覆蓋。根據eBay內部數據，84%的被舉報產品，在6小時內就得到相應下架處理，12小時內下架的被舉報產品超過92%。

　　eBay今年將推出“eBay甄品”(eBay Authenticate)的商品鑒定服務，簡單來說，eBay將把平臺售出的品牌產品，交由專業鑒定師進行鑒定。

　　京東和天貓等B2C電商平臺也都有自成體系的打假模式。這類平臺模式，在防控假貨流通問題上有一定的優勢。

　　京東品質提升部高級總監陳宇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稱，京東平臺的銷量有近60%來自自營，從品牌廠商直接進貨的自營供應商大約有1萬家，入駐的第三方加盟商有10萬余家，大多也是由品牌廠商指定的全國總代或一級代理商供貨。

　　“這樣做的好處是，商品從采購、銷售再到物流運輸乃至最后到消費者手中，整個過程都在平臺有效的可控范圍內，對假貨起到屏蔽。”陳宇說。

　　陳宇稱，京東尤其注重事前風險防控，平臺會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商家入駐篩選的前端審核環節，審查內容具體包括入駐商家的企業信用、生產規模、歷史信譽記錄等方面。

　　據葉智飛介紹，阿里巴巴迄今形成“線上攔截”、“線下打擊”、“權利人共建”、“社會共治”的四維打假模式;通過“賣家認證”、“主動防控”、“神秘抽檢”、“線下案件”及“賣家訴訟”等一系列機制在事前、事中、事后打擊假貨。

　　為解決虛假注冊問題，淘寶網目前全面推行賣家實人認證——個人賣家開店，除上傳身份證等規定證件外，還需通過“人臉識別”等方式做實人認證——開店用戶需要根據線上要求，做點頭、眨眼等實時動作;為確保認證信息持續真實有效，阿里巴巴要求認證人每年以實人認證方式做年檢。

　　一旦出現賣家因可疑行為被模型識別，會被要求進行認證人的二次校驗。而在企業信息層面，從2016年5月起，阿里巴巴在審核企業店鋪信息過程中，將可實時查詢被稱為“企業身份證號”的組織機構代碼、統一社會信用代碼，直接從源頭上將信息虛假的企業攔截在外。

　　大數據治假突圍

　　大數據技術，正逐漸被平臺和執法部門當作最有力的線上打假武器。

　　據陳宇介紹，京東每天用人工智能技術，如智能算法、圖像識別等對平臺上的商家行為進行初步排查，一天約能處理600多萬個產品頁面數據。同時有200多人組成的風險調查團隊，對高風險商家和產品進行人工排查。

　　排查分多個維度，根據用戶評價、客戶投訴、退換貨率、工商質監部門抽檢、平臺自行抽檢等數據，對疑似問題商家逐一標記打分。打完分基本就能判定商家到底有沒有問題，如有問題則進行風險等級分級，涉及產品安全風險的，選擇下架。

　　阿里巴巴則通過解析所攔截的涉假商品鏈接、被揪出的售假賣家和權利人、消費者投訴舉報等信息，運用數據模型與用戶畫像，對涉假商品、售假團伙做溯源追蹤，繪制這些團伙的線下分布地圖。

　　“這些被攔截的涉假商品信息是打假大數據的源頭，原始數據。”葉智飛說，然后，阿里巴巴提供線索，執法部門根據線索去調查、核實。

　　為解決披著“合法外衣”的山寨品牌問題，阿里巴巴創造了“大數據+大眾評審”的組合模式，即通過大數據對平臺品牌庫做日常的對接和掃描，在商標(商品)做文字、圖像等方面進行比對，結合相關商品的消費者售后糾紛數據，篩選出具有一定混淆度涉嫌山寨的商標(商品)。

　　這些涉嫌山寨的商標(商品)會被提交到淘寶大眾評審員參與判斷，每個判定需要至少推送給800名至1000名大眾評審員參與判斷。如果超過一定比例的評審員認為該商標(商品)對其產生了混淆，平臺即啟動治理機制，篩選出來的數據將組成“山寨預警模型”,該模型會根據大數據輸出的結果不斷優化,反過來驗證數據的精準性。

　　為實現政企共治假貨的目標，今年“3·15”消費者權益日期間，京東、天貓、淘寶等電商平臺陸續將不涉及平臺用戶隱私和商業秘密的數據，與北京市工商局、認監委和食藥監局等政府部門實現了對接共享。

　　企業與政府監管部門因數據的互聯互通可以提高工作效率。不過，這樣的數據共享模式，目前僅在北京試點。

　　據國家工商總局知情人介紹，目前工商總局正與數據安全公司合作，構建全國互聯網假冒偽劣商品的監管系統。系統的設想是，用戶通過瀏覽器進入電商平臺購物，利用瀏覽器搜索功能，向正在點擊進入有問題網店網頁的用戶，通報該售假網店被調查的動態進展消息。

　　比如在搜索瀏覽器上顯示“這家店因為商家主體不確定性，正在被工商局核實身份”的信息，以便及時阻斷網上售假行為。類似提示信息只有用戶瀏覽到被查處網店的頁面，才會觸發式彈出。

　　系統還會進行第二層規制，發現仍要買假的訂單，則通過大數據技術由執法部門聯合第三方機構將交易資金凍結，使商家無法發貨。

　　與此同時，被查處或被調查的網店權利人，會被列入類似于信用黑名單中，其違法行為信息會被通報至各大電商平臺。

　　(應采訪者要求，文中部分采訪對象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