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盒子不值錢，但數量多，也好撿。”宋明熟練地把餐盒從垃圾箱里分揀出來，倒掉里面的飯菜湯汁，一個個疊在一起，隨手放在了背著的麻皮袋中。

　　宋明是北京的一名拾荒者，大街小巷走了幾十年，對怎樣拾荒早有自己的辦法。這幾年，隨著外賣餐盒數量的增多，宋明也調整了自己的時間，“早上六七點去居民樓附近找，下午一兩點再去。”

　　近年來，隨著外賣行業的迅速發展，網絡訂餐越來越為人們所喜愛。據艾媒咨詢數據顯示，中國在線訂餐市場自2011年起一直保持較高速增長，2016年市場規模達到1662.4億元，2017年市場規模將達到2045.6億元。

　　足不出戶就能享受美食，對用餐者來說確實便利許多。但與此同時衍生的問題也同樣值得注意，無數的塑料餐盒、一次性筷子、塑料袋等外賣垃圾造成的“白色污染”又一次抬頭，外賣垃圾“圍城”的現象日趨嚴重。

　　塑料圍城

　　2.56億人——這是艾媒咨詢統計的2016年中國在線訂餐用戶規模，按照每人每天訂購一份外賣計算，每天將有2.56億份外賣被送往用戶手中，其中至少分別產生2.56億個餐盒和塑料袋，使用過后，每個被廢棄的塑料餐盒和塑料袋的降解至少需要幾百年。

　　據了解，目前市場上外賣餐盒材質多為PP5(聚丙烯)，因其具有無毒害、耐高溫、重量較輕等優勢，所以被外賣打包廣泛使用，而其不易降解的特性卻給垃圾處理帶來了難題。

　　“關鍵是有沒有回收價值。塑料餐盒往往比較輕，廢品回收站不愿意回收。”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環境資源法研究所所長王燦發曾收集過塑料餐盒給回收站，卻遇上了回收站不愿收的尷尬。

　　北京市城管委相關負責人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也表示，相關調研發現，許多塑料餐盒質地很薄，不好再生，市場對這類塑料需求并不大。

　　宋明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現在回收塑料餐盒的價格大概每公斤兩元，而且很多回收站還要求餐盒基本干凈，不干凈不要，“若不是看它數量多，又不用費力找，我也不會撿。”

　　不易降解也不易回收，塑料餐盒只能被當做垃圾處理，無論填埋還是焚燒，這些“白色垃圾”都會給環境帶來巨大的破壞。尋找其替代品一直是業內人士努力的方向，但因為種種原因至今仍未實現。

　　中國環境保護組織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表示，西方許多國家用的是紙質餐具，但因為中餐烹飪方式多油和湯，所以無法適用。

　　而對于其他可降解餐具，像玉米秸稈餐盒，馬軍表示，制作過程中還得添加其它不可降解的材料，雖然有環保的作用，但作用沒有人們想象得那么大，并且成本高昂，推廣也有問題。

　　環保要成硬指標

　　“生產責任一定要延伸到末端。生產者批發出去多少，就有責任回收多少。”面對外賣垃圾“圍城”，北京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宋豫秦呼吁國家相關部門應該制定相關法律法規，規定企業的“生產者責任”，并逐級承擔起塑料餐盒回收的責任。同時，提倡使用可降解餐盒，對生產和使用不可降解餐盒的企業征收環境污染稅。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何兵也贊成宋豫秦的建議。他提出“共享餐盒”的概念，“用可回收、可重復使用的餐盒，比如不銹鋼產品。消費完的餐盒又收回去了，消費者也不需要承擔這個成本。”

　　而對于政府運用稅收杠桿去調節產業的建議，馬軍認為可以借鑒日本的經驗，“日本政府征收很高的稅，業態就發生了變化。”他表示，也可以從管理方面對企業提一些要求，讓環保成為硬指標，最終促使整個行業加大投入去解決這個問題。

　　事實上，隨著人們的普遍關注，近年來一些外賣平臺也認識到了這個問題，并采取了一些有助于環保的行動。

　　2011年，餓了么就在平臺上推行“1元換環保餐盒”活動，淘汰平臺上的泡沫餐盒;2017年4月，餓了么推出新一代環保可降解塑料袋，目前正在全國范圍陸續推廣。而美團外賣也在今年6月，聯合中國烹飪協會、中華環境保護基金會與數十家餐飲外賣品牌共同發起“綠色外賣行業公約”，號召“行業綠色發展，顧客綠色消費，共創綠色生活”。

　　“作為領先的企業應該去探索這樣的解決之道，形成行業約束和標準，不然就會遇到監管方面的壓力，只能等著別人來約束了。”馬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