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師圓桌懇談：依法規制職業索賠
2025-02-11 中國質量萬里行 點擊：次
“規制職業索賠”聯合報道組邀請了五位資深律師，共同就七個方面的問題進行懇談。
特邀嘉賓
北京市金朔律師事務所主任、律師：張學明
北京同鈞律師事務所副主任、律師：朱胤丞
北京雷石（豐臺區）律師事務所律師：孫聞洋
天津華琛律師事務所律師：陳曉飛
北京市岳成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律師：岳屾山
怎么看待職業索賠行為
張學明：應該辯證看待職業索賠行為，從是否維護消費權益的角度出發，采用適當規制引導職業索賠行為。首先，從職業索賠行為的產生和壯大的歷史角度分析，職業索賠行為是在懲罰性賠償制度確立后提供了機會。其次，職業索賠是社會共治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可否認的歷史事實是，職業索賠行為出現后，對打擊假冒偽劣產品、欺詐等行為有一定的作用，不安全或存在安全隱患的產品很快得到管控。由此，結合現行法律框架，職業索賠是合法的。但是，職業索賠隊伍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一是“惡意索賠”現象的出現。有的職業索賠人為索賠而制造假產品。如部分職業索賠人將超市里的臨近保質期產品放在不被理貨員注意的地方，待產品超過保質期后，再拿出來購買并進行“打假”索賠。這種行為屬于惡意索賠，應被認定為詐騙或敲詐勒索。二是職業索賠給政府部門增加了負擔。職業索賠的盛行占用了市場監管、人民法院等部門的資源。多人多次投訴同一件事，“十個面包打十場官司”的情況擠占了大量社會公共資源。
朱胤丞：作為一名執業十幾年的律師，我認為職業索賠已偏離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規定的初衷。職業索賠者不應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所定義的消費者范疇，然而，如何界定職業索賠者的身份，還需要法律作出明確規定。我建議可以將長期以打假為業，從事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的單位或者個人界定為職業索賠者。
孫聞洋：職業索賠行為需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若一些職業索賠者并非為了維護消費者合法權益，而是以牟利為目的，故意制造索賠機會，甚至采取欺詐、威脅等不正當手段脅迫商家做出巨額賠償，這便偏離了正常的消費維權范疇。此舉不僅破壞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正常經營秩序，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一旦介入，也會占用寶貴的行政、司法資源，從而讓那些真正受到假冒偽劣商品侵害的普通消費者維權之路變得更加艱辛。
陳曉飛：當索賠行為被冠以“職業”二字時，索賠人往往持續性地知假買假，以主張高額懲罰性賠償。部分職業索賠人甚至采取違法手段牟利，如脅迫式打假、向商家收取“服務費”“咨詢費”作為不再滋擾的條件，或以先“造假”后“打假”的方式索賠等。此類惡意索賠行為不僅破壞了誠信的營商環境，擾亂市場秩序，使商家疲于應對并帶來不必要的經濟損失，更是對司法資源的濫用和浪費。對于此類職業索賠行為，我認為應予以打擊。
岳屾山：一方面，職業索賠現象的增多，確實反映了社會對消費者權益保護的日益重視。另一方面，職業索賠行為也存在一定的負面影響。部分職業索賠者可能濫用法律手段進行惡意索賠，這不僅會擠占消費者正常的投訴舉報等維權渠道，還可能損害商家的合法權益，擾亂市場秩序。
如何看待“網紅打假”現象
朱胤丞：自媒體的興起，使得流量成為財富密碼。為了獲取流量，網紅們可謂無所不用其極。網紅打假的類型多種多樣，因此很難對其作出統一的評價。
孫聞洋：“網紅打假”現象需謹慎看待。一些網紅為了博取噱頭、吸引流量、牟取利益，大張旗鼓地參與職業索賠。若他們基于真實的證據和合法的途徑，確實能對不良商家起到一定的輿論監督作用，促進市場規范。但很多網紅可能為了流量和經濟利益，夸大或歪曲事實，甚至惡意詆毀，這種行為不僅可能侵犯商家的合法權益，誤導公眾，造成不良社會影響，嚴重的還可能觸犯相關法律法規，構成犯罪。
陳曉飛：近年來，打假博主借助自身的知名度和互聯網的影響力，對違法情況的曝光確實可以震懾一些不法商販。但是，“打假網紅”的做法也常存在一些不規范之處，需要予以重視和警惕。部分打假網紅為了讓視頻更有流量，在打假過程中存在諸多不規范行為，如言辭激烈、情緒激動，故意挑起與商家的矛盾以制造激烈沖突，進行“釣魚式”打假，煽動網友情緒，引發社會輿論甚至網絡暴力。為了追逐流量，他們甚至“造假”后再“打假”、威脅商家等。此類行為名為“打假”，實則已侵害了他人的權益。部分打假博主因此“翻車”，甚至有知名打假博主涉嫌犯罪，已被公安機關立案偵查。我認為，在網絡視頻的創作中應樹立法律意識，遵守相關法律法規，確保發布內容真實客觀，堅守創作底線。
岳屾山：所謂的“網紅”，在某種程度上已成為互聯網時代的明星，是具有影響力的公眾人物。因此，網紅們打假的言論一經發表，往往能在短時間內迅速傳播。對于確實存在問題的產品，“網紅打假”有助于提升公眾的警惕性，減少上當受騙的風險。然而，如果網紅存在誤判，或出于炒作等目的故意夸大或編造虛假信息進行打假，那么這些不實信息或謠言的迅速傳播可能會給相關企業和個人造成嚴重的不良影響。因此，“網紅打假”現象有其存在的現實原因，但網紅在打假時也應當慎重，做好調查，避免為了流量而給誠信經營的商家帶來損失。
職業索賠趨于產業化
朱胤丞：對于打假行為，關鍵還是要看其具體行為方式。如果是通過正常的投訴舉報來推動產品質量向良性發展，那是值得肯定的；但如果涉及敲詐勒索，就可能構成違法犯罪。職業索賠產業化的現象是不應該被提倡的。
孫聞洋：職業索賠形成“產業化”趨勢，這種產業化的操作可能導致更多人并非出于維護公平正義和消費者權益的目的，而是為了追求經濟利益而參與其中。這容易滋生惡意索賠、濫用法律等問題，進一步擾亂市場秩序。而且，一旦接受培訓的人采取非法手段進行職業索賠并構成犯罪，這種收徒、培訓行為本身則可能構成傳授犯罪方法罪。
陳曉飛：目前現實中，更多我們看到的是利益驅動下形成的一條“灰色產業鏈”。有的是教人薅羊毛吃白食，有的是教人幫商家搞同行競爭，有的“打假培訓”本身就是“假課程”，成了不法分子詐騙的方式。當打假成了一種牟利手段后，反而擾亂了市場經營的秩序，破壞了營商環境。
岳屾山：如果是為了增強消費者的法律意識和維權意識，引導我們理性維權，那么所謂的收徒、培訓未嘗不可。但是，如果教授消費者采取過度索賠的手段要求商家賠償高額金額，這顯然已經超出了合理的范圍。甚至有部分職業索賠者打著“打假培訓”的幌子，教授“徒弟”如何以投訴、起訴等方式要挾商家索取賠償金，或者惡意提起虛假訴訟。這種行為不僅會給營商環境乃至社會秩序帶來負面影響，而且可能涉嫌敲詐勒索罪、虛假訴訟罪、傳授犯罪方法罪等。
弱小商家成為職業索賠的重點對象
朱胤丞：弱小商家本身生存就十分艱難，若再遭遇職業索賠，無疑是雪上加霜。而且這種情況并不能促使產品質量朝著向上向好的方向發展，這難免會讓人對職業索賠的初衷產生懷疑。
孫聞洋：中小商家確實是生產出售假冒偽劣商品的重災區，但同時也要看到，很多弱小商家成為職業索賠的重點，這反映了職業索賠者的不良動機。中小商家相比大型商家缺乏專業法律團隊的支持，在應對索賠時往往資源和處置經驗不足，更容易妥協，采取息事寧人的態度。再加上現在很多索賠發生在電商平臺，各大電商平臺在處置此類問題時往往采取偏向消費者的規則，中小商家在與平臺的合作中處于弱勢地位，敢怒不敢言。總之，職業索賠者針對中小商家的行為不僅不公平，也不利于中小微企業的發展和創新，對整個市場的多樣性和活力產生負面影響。
陳曉飛：我了解到的一種情況是，一些中小商家的法律意識不強，部分許可制度也相對嚴苛。在線下場景中，小型餐飲店、食雜店因超范圍經營、食品標簽等違法行為成為被索賠舉報的“重災區”。另一種情況是線上場景中，商家在利益驅動下本身就從事了違法經營活動，對商品服務做虛假廣告宣傳。他們所獲得的流量利益遠高于被索賠舉報的支出，一旦出現舉報的情況，他們就會立即賠償。分析來看，有的中小商家在面對職業索賠人時，不考慮違法情節，以法律規定的最高處罰額度夸大違法后果而妥協；有的中小商家是擔心遭遇報復性、集中性投訴舉報，或者是比較了訴訟成本、和解成本后算經濟賬，就會為了息事寧人“花錢買太平”。由于大企業通常有強悍的法務團隊，所以對大部分職業索賠人而言，“欺軟”才是常態。
岳屾山：一方面，由于客觀條件的限制，弱小商家可能更容易存在制度不完善、商品質量不穩定等問題，因此職業索賠者往往選擇這些商家作為索賠對象，以提高成功率。另一方面，職業索賠者針對弱小商家進行索賠也更容易獲取經濟利益，因為這些商家可能缺乏足夠的法律知識或財力、精力來應對長期的法律斗爭。面對職業索賠，弱小商家不僅要承受索賠本身帶來的經濟損失，還要應對由此產生的法律糾紛和名譽損害，這對它們來說構成了巨大的壓力。至于影響方面，我認為職業索賠選擇弱小商家作為目標可能會形成“欺凌弱小”的不良風氣，導致市場營商環境惡化，甚至對整個社會的價值觀產生不良影響。
惡意索賠違反了哪些法律
朱胤丞：惡意索賠可能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關于敲詐勒索、尋釁滋事的相關規定。
孫聞洋：惡意索賠可能違反的法律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的敲詐勒索罪、詐騙罪，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等。此外，還可能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等相關經濟法律法規。
陳曉飛：惡意索賠違背了以下幾類法律：第一類是“知假買假、高額索賠”。明知道商品或者服務存在問題而反復大量購買，并主張高額懲罰性賠償。這類行為在2024年7月1日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已經被定性為違法行為；第二類是“脅迫式舉報打假”。以不向行政執法部門舉報、不向媒體曝光或者撤回舉報為條件，脅迫經營者給付財物，涉嫌敲詐勒索；第三類是“收取保護費”。通過投訴、舉報反復滋擾企業，索要各類“服務費”“咨詢費”，在涉嫌敲詐勒索的基礎上甚至涉黑涉惡；第四類是“造假后打假”。利用虛構、捏造的事實主張高額索賠，涉嫌詐騙、虛假訴訟等違法犯罪。
岳屾山：首先，惡意索賠者通過虛構事實、隱瞞真相或夸大損失等手段進行索賠，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中規定的誠實信用原則。其次，惡意索賠可能構成名譽權侵權等侵權行為，惡意索賠者可能需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最后，惡意索賠行為還可能涉嫌犯罪，如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的敲詐勒索罪、損害商業信譽、商品信譽罪、虛假訴訟罪等罪名。
出現“假打”“瞎打”等惡意索賠的原因
朱胤丞：這種行為的初衷更難以評判，需要公安機關進行甄別，以確定是否構成違法犯罪。
孫聞洋：出現“假打”“瞎打”等惡意索賠的情況，主要原因包括：利益驅動，即通過惡意索賠獲取高額經濟回報；職業索賠者法律意識淡薄，對法律的理解和運用存在偏差；相關監管機構的監管和處罰力度不足，使得一些人敢于冒險；以及部分消費者和商家的維權意識和法律知識不足，給了惡意索賠者可乘之機。
陳曉飛：一是經營者自身法律意識的欠缺和存在趨利避害的心理，而職業索賠人恰恰抓住了這種心理，變相迫使經營者賠錢了事；二是懲罰性賠償制度缺乏了對主張人實際受到損害、經營者主觀意圖的考慮。舉報獎勵制度片面強調舉報獎勵效應，產生了讓職業索賠人眼饞的經濟利益，激發了其逐利的心理；三是部分許可制度的相對嚴苛讓舉報人鉆了空子，比如之前新聞報道的因未取得冷食類食品經營資質而售賣拍黃瓜的情況；四是很多人還是眼紅打假領域帶來的高流量，通過“假打”“瞎打”來博取眼球。
岳屾山：惡意索賠者的目的就是為了獲取高額賠償。相關法律法規中關于懲罰性賠償的規定，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中的懲罰性賠償金制度，雖然旨在保護消費者權益，但也被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來進行惡意索賠。這是惡意索賠情況出現的制度原因。
應該如何規制職業索賠行為
朱胤丞：可以通過限定索賠額度等方式來進行規制，同時，行政機關應加大對假冒偽劣、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制造者的懲罰力度。
孫聞洋：一是完善法律法規。立法機構和行政主管部門需出臺專項的法律法規，明確職業索賠的邊界和法律責任，加大對惡意索賠行為的處罰力度；二是加強市場監管。相關監管部門應加大市場監管力度，出臺切實有效的監管措施，提高執法效率和水平，及時發現和處理惡意索賠行為；三是強化宣傳教育。提高消費者、商家和職業索賠者的法律意識和道德素質，引導正確的維權和經營理念；四是社交媒體平臺加強內容審核。對于惡意打假的賬號要采取限流、下架內容、封禁賬號等措施，避免惡意打假者利用社交媒體平臺營造話題和關注，實現其非法目的；五是建立投訴舉報機制。鼓勵公眾對惡意索賠行為進行監督和舉報；六是優化消費維權渠道。降低正常消費者的維權成本，提高維權效率，讓真正的消費糾紛能夠得到及時、有效地解決。
陳曉飛：一是需要在社會調研的基礎上，通過立法和政策性文件進一步明確職業索賠的定義和特征，可以將其與正常消費者的維權行為區分開來；二是利用大數據分析技術，在前端對各類投訴舉報進行分析研判。全面優化投訴舉報渠道，加強各部門的協作配合，強化數據信息共享和聯動預警機制，形成合力打擊職業索賠的態勢；三是堅持過罰相當、寬嚴相濟的原則。對于未產生嚴重后果或不良影響的案件，依法依規從輕、減輕或不予行政處罰。推動行政執法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相統一，綜合運用約談提醒、行政指導、行政處罰等梯次性監管舉措開展行政執法；四是要落實好《關于審理食品藥品懲罰性賠償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和《市場監管部門優化營商環境重點舉措（2024年版）》等相關政策文件，引導商家、企業依法積極應對職業索賠行為，積極維護經營者合法權益，持續優化營商環境；五是在司法層面，應加大對職業索賠行為的打擊力度，明確敲詐勒索罪的類型化特征。一旦犯案，絕不姑息。
岳屾山：職業索賠的終極目標應是“天下無假”，而非“知假打假”。從立法層面來看，對于除食品、藥品之外的普通商品，一般認為所謂的“職業索賠”不屬于“為生活消費需要”的正常消費行為，因此“職業索賠人”不屬于“消費者”，不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保護。2024年8月22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食品藥品懲罰性賠償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明確規定，對于“職業索賠”，人民法院只會在合理生活消費需要范圍內支持其訴訟請求。從執法的角度來看，政府和相關部門應加強對職業索賠行為的監管，確保其不損害商家的合法權益，同時維護市場的公平競爭。同時，一方面要鼓勵商家增強法律意識，自覺遵守法律法規，提高產品質量和服務質量；另一方面，也要加強對消費者的宣傳教育，引導消費者理性維權、合理維權。超出個人或家庭正常消費范圍、單純為了獲取高額賠償的維權行為不會得到法律保護。
（“規制職業索賠”聯合報道組：李本軍、白戰林、杜吟、劉大平、茍明、雷玄、羅克研、劉回春、張偉龍、楊順興、孔祥兵、陳柯均）
掃碼投訴
京公網安備11010502034432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