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6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30周年慶祝大會上的講話引起海內外高度關注。
　　胡錦濤對經濟特區提出的5點要求中，“繼續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努力為推動科學發展探索新路”成為首當其沖的要求。
　　無論是城市還是企業，都正在經歷轉型期的深刻變革。多年的改革經驗使人們普遍意識到，能否高質量地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關系到“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關系到中國下一個30年的發展之路，并深刻地影響中國未來的命運。
　　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意味著在經濟、社會、政治等領域進一步深化改革，而改革，必然牽涉到多方利益的深層博弈。復雜之處還在于，在后金融危機時代，中國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社會改革和政治改革已經進入到了一個新的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相互決定成敗的歷史周期。
　　這就決定了，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將是中國一場新的、不得不進行的艱難轉身。
　　——編者

解讀未來經濟政策的主旋律

——專訪中央黨校理論經濟學博士后張建君教授

　　“經濟增長方式”與“經濟發展方式”一詞之差，昭示的卻是不同的含義——前者指的是經濟產出和經濟效益問題，后者則是經濟增長和社會優化問題。

　　中國質量萬里行

　　文/本刊記者  宿希強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政府和企業無疑是執行層面的兩大主體。但問題是，地方政府剛性動力不足，而企業也存在諸多實際困難。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突破口在哪里？中央提出要在“加快”上做文章，如何才能破解這一難題？在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落實過程中，怎樣才能讓政策落到實處，避免做表面文章？為此，中國質量萬里行記者專訪了中央黨校理論經濟學博士后、中共甘肅省委黨校經濟學部張建君教授。

　　轉變的速度和質量，決定中國未來
　　中國質量萬里行：從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中國在完成著一個巨大的跨越，這種跨越您怎么解讀？
　　張建君：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2007年在黨的“十七大”首次提出的。此前，中央強調的一直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增長”與“發展”一詞之差，昭示的卻是不同的含義——前者指的是經濟產出和經濟效益問題，后者則是經濟增長和社會優化問題。
　　最近幾年社會問題頻發，如收入差距過大，生態環境污染、各種資源的浪費等，醫療、教育、養老等領域積累的矛盾不斷出現，加上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就經濟談經濟已不能解決中國轉型期的社會問題和民生問題，這是中央提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現實原因。不過，從長遠來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更是事關國家社會前途和命運的重大決策，是中國未來10到20年經濟政策的主旋律。
　　2010年2月，胡錦濤在中央黨校提出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關鍵是要在“加快”上下功夫、見實效。“加快”，強調的是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緊迫性、戰略性和全局性意義，我認為這是畫龍點睛的一筆——“加快”要從兩個角度來理解。一是，在2007年前后，我們主要應對和解決的是國內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問題，我們是對自我，也就是對內部的經濟結構與經濟矛盾的一種自我調整。二是，2008年的金融危機，給中國和全世界都上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給各國乃至世界經濟形成了巨大沖擊，在這個沖擊面前，中國傳統的經濟發展方式，暴露出了一些局限和弊端，中國在謀求轉變，同樣世界各國也都在尋找出路。
　　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速度和質量，決定了在下一輪世界經濟大潮中的地位。
　　中國質量萬里行：從公眾容易理解的角度講，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內涵是什么？
　　張建君：簡單說就是兩個“推動”。一是推動產業結構升級轉型，既要在新興能源、生物、空間、電動、核技術等領域形成新的產業主力軍，又要加強自主創新，改變中國企業處在產業鏈價值低端的局面；同時，推動勞動力從單純的農業、工業向現代服務業轉型。二是實現社會事業與經濟成就的協調、和諧、平衡發展。
　　中國質量萬里行：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現在中央政府提得非常高，但是從實際情況來看，地方政府未必積極，有些只是喊喊口號，做做樣子。
　　張建君：我個人看法，主要問題在于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這樣一個矛盾沒有很好地解決。所以，要加快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還要進一步提出比較有系統性的國民經濟平衡發展的戰略規劃，把這個規劃和區域經濟發展的現實結合起來，解決國內經濟發展中的不平衡現狀。
　　新型工業是“有中變優”，不是“無中生有”
　　中國質量萬里行：中國工業化進程已完成初級和中級階段，進入中后期的新跨越階段，這一階段在經歷了重化工業和新型工業的道路之爭后，中央最終定調選擇了新型工業化道路。新型工業化道路對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意味著什么？
　　張建君：新型工業化道路是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一個重要推動。
　　對中國來說，新型的工業化道路路在何方？有這樣幾個制約因素：
　　中國是后發國家，一直是拷貝西方，進行追趕型增長，由此在現階段，中國的新型工業化道路如何走，人們普遍缺乏預見性，我把它稱之為“突破前的困惑”。

　　中國的人才瓶頸非常嚴重，既缺技術人才、管理人才，更缺創新型政府的服務人才。
　　中國的很多地方政府急功近利，為了短期效益，盲目扶持投入小見效快或者投入巨大、規模巨大但產業傳統化的項目，這就制約了對新型工業化道路的探索。
　　需要強調的是，所謂新型工業是“有中變優”，不是“無中生有”。舉個例子，通過對傳統鐵路產業向新型高鐵產業的升級轉型，形成了鐵路產業的振興，這是多么大的產業！現在是鐵路技術的革命性時代，目前中國鐵路運營還不到8萬公里，而美國運營鐵路27萬公里，如果用高鐵替代傳統鐵路產業，將使中國經濟整體提速。所以，新型工業的“新”，不一定都是大的技術變革，也可以是小的技術改造。
　　不過，通過“有中變優”實現更新換代，事關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的產業，是國家產業結構的主體構成。比如汽車產業，中國現在已成為全球第一大汽車市場，能不能發展成為新型工業？關鍵看能不能搶占電動汽車和新能源汽車的制高點。否則，10年后，中國汽車行業就將面臨嚴峻的你死我活的競爭局面，更不用說節能減排、低碳環保的國際苛刻條件了。
　　再比如說農業的制種產業，這是農業結構調整最有希望的一個推手。當前，在制種產業，中國多是次級代理和再代理，制種產業都抓在美日等國手里。實際上，中國地域廣闊、物種豐富，地理帶分布齊全，這十分有利于產品創新和技術創新，推動中國產業育種。所以，中國的生物技術需要新的跨越式發展，需要更有效地突破。
　　現在，中國模式面臨產業結構升級轉型、經濟結構調整的突破口和關鍵期，中國工業化道路向新型工業化道路的轉變一定要考慮網絡、生物、空間、新材料等新興技術帶來的歷史性機遇。只有這樣，在世界轉型大潮中，才會有中國的聲音、中國的形象、中國的標志，才會有中國代表性的東西。
　　轉型是否成功，取決于百姓能否“安居樂業、安身立命”
　　中國質量萬里行：對于地方政府而言，怎樣才能使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真正落地并迅速開花？
　　張建君：對政府各級部門而言，一要深刻領會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歷史緊迫性，要把握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內在本質，要意識到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不是泛泛而談，而是中國的新型工業化道路到了只有依靠經濟結構調整、產業轉型升級、社會事業協調發展來推動經濟發展的時候，對此，要有清晰的認識，要深刻把握理論精髓；各級領導干部依然要對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性再學習、再認識、再調研，體味其對中國未來的戰略意義和影響。
　　二要改變中國政府官員的考核評估體系，要去掉“惟GDP”論的官場陋習，使各級政府官員能真正從推動地區經濟的長遠發展來考慮產業規劃，經濟政策調整，以及各種各樣推動社會事業發展政策的制定，要鼓勵既有產業的升級轉型，要大膽引入新興產業和新能源技術的發展，要關注有利于節能減排和生態安全的產業布局。要立足長遠，統籌考慮城鄉布局和一體化發展，不要追求短平快，盲目制造GDP，如果官員頭腦中的GDP少一點，轉型的步伐就會快一些，要多做一些基礎性和長遠性的工作。
　　三要把經濟增長和社會優化統籌考慮，要從各項政策和民生角度考慮，要凝聚百姓智慧，謀求經濟社會的和諧發展，切實解決好百姓教育、醫療、養老、就業等民生問題——這也是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的突出標志。如果民生問題、群眾利益被忽略，盲目追求政績，引進華而不實的項目，如開發具有明顯利益導向的有些房地產項目，引進具有地方利益導向的項目投資，這都可能會制造新的矛盾，設置新的障礙。要把經濟增長和社會優化作為政府官員考核的標準，二者不能失之偏頗。
　　四要加大中央部門和聯合小組對全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督導、調研，采取相應的獎懲措施，推動各省、各地區加快轉變，要通過調研、工作檢查、專家學者研究，使之落到實處。“積之3年，必有大效”。如果宣傳多、調研少，甚至沒有有效的督促、獎懲來推動，政策就有可能“雷聲大，雨點小”，使中國經濟模式的全面崛起失去歷史性機遇——全球都在進行產業結構調整，都在進行發展方式轉變，誰走在前面，誰就是下一輪產業大潮中的領軍人物。
　　中國質量萬里行：對企業來說，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如何落實？
　　張建君：對于企業來說，一是要有吃螃蟹的勇氣，大膽將技術、資金、人才、物力向有利于技術突破的領域投入，要以“有舍有得”的理念實現自身領域的產品更新和技術突破。
　　二是奉勸中國的企業家，要從資本運營、房地產景氣的投資理念中實現轉型，把技術研發作為最重要的投資方向，如工藝改進、功能創新、產品、組合創新，從小的技術創新轉向大的技術創新，建議企業家關注模塊化生產的產業化分工新趨勢，無論是有形的產品還是無形的服務，都有更為專業的精神推動企業的進步。對內，“模塊化”，技術服務精深化、標準化；對外，要實現技術的有效突破，產品創新。
　　三是建議企業家一定不要過度迷信市場，迷信市場的暴利，迷信市場的利益導向——行業利潤的平均化是市場的基本法則，經過一定時期的市場競爭和產能的調整，利潤會比較均衡地分布在社會的各個行業，只要在本行業做到最好，就能獲得較為長久持續的利益回報，成為行業的領頭羊。要在本行業長期堅持、投入，升級發展，不要盲目地追隨市場導向——創新和轉型發展是企業進步的靈魂，企業要自主創新。
　　中國質量萬里行：經濟發展方式是否轉變，轉變得怎么樣，從效果上看，如何判斷？
　　張建君：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落到實處，不僅要看政府和企業，也包括百姓生活圖景的完善與和諧。經濟發展方式轉型是否成功，就看能不能使百姓“安居樂業、安身立命”；使企業“技術創新、產品創新”；使政府“既注重經濟發展，更注重社會優化”。
　　中國質量萬里行：加快經濟方式轉變，您覺得還有哪些是必須要強調的重要因素？
　　張建君：對中國來說，還要做好金融和農業兩篇文章。在全球化的經濟形勢下，中國需要熟悉國際原理與規則，做好應對進一步全球化的準備，實現中國金融業的轉型升級。東南亞金融危機，還有美國的次貸危機都說明這一點。21世紀，金融穩定才能經濟穩定。
　　農業對現代化的發展至關重要。中國是農業大國也是人口大國，但因為是人口大國，所以才是農業大國，這樣的邏輯關系，說明農業在國民經濟中處于基礎性位置。所以，農業現代化對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這兩篇文章做好了，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就有了很可觀的內容。其中還要加大對金融和農業人才的培養，特別是跨國人才的培養。
　　謹防黨政一體化的政治弊端
　　中國質量萬里行：轉型期社會矛盾的頻發，既要求社會改革，也要求政治體制的配套改革。您認為政治改革應重點從哪里著手？
　　張建君：各級黨組織要關心人民群眾的利益訴求問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中國的問題不在于要找到中國政治體制的劣勢，而是要發現中國政治體制的優勢。這是中國經濟崛起過程中往往容易被忽略的成功經驗。事實上，中國黨政雙重結構的憲政模式具有極大的優勢，有利于激發社會群體的集體創造力，有利于形成社會穩定的框架結構，有利于形成黨政互相制衡、相互監督、相互推動的政治權力形式。但在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今天，也存在很大的缺陷——黨對自身民主制度建設的滯后，組織建設的弱化。
　　中國黨政制度的優勢如能發揚光大，中國經濟持續穩定的發展就有了保障，中國模式就是可期待的。但怕就怕在，中國政治體制仍然走在黨政不分，黨不管黨的路子上——黨的各級一把手失去黨內民主監督，從而造成政治體制的腐敗和動力機制的喪失，這才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要害所在。要謹防黨政一體化的政治弊端。
　　中國質量萬里行：您認為過去三十年中國的高速發展是否已經形成了“中國模式”？
　　張建君：這里首先要考慮的是，如果有模式，那中國模式為世界帶來了什么？
　　中國經濟的發展還沒有完全擺脫傳統工業化的束縛，沒有取得突破性的標志性成果，相對來說整體水平還比較低。如果說模式的話，譬如社會生活模式、社會制度的改革——它應該對中國和世界產生巨大影響。就像瓦特發明蒸汽機，愛迪生發明電燈，比爾·蓋茨發明windows操作軟件一樣，能以產品和服務產生劃時代的影響。
　　目前，中國正處于發展的關鍵時期，面臨著嚴峻的全球挑戰。所謂中國模式，不是我們為世界提供所謂模式和成功經驗，而是要發現自我不足，循著既往發展的內在邏輯，尋找更好的全球化發展對策。所以，加快發展方式的轉變是中國模式的應有之義，也是推動中國模式升級轉型的重大戰略決策。

　#p#副標題#e#

主旋律的三次變遷

重溫中國經濟發展的時代背景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的主旋律經歷了三次大的轉變——從20世紀80年代的“速度和效益兼顧”到20世紀90年代的“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再到2007年“十七大”上提出來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中國質量萬里行

　　文/蕭  峰

　　“速度和效益兼顧”
　　1984年4月30日，特區深圳。當地標志性建筑國貿大廈主樓封頂的時候，比預計的工期整整提前了一個月。工程師羅君東回憶往事，感慨萬千，他說：主樓開建后，先是7天建一層樓，后來速度提升到5天、4天一層。自第30層，則開始持續以驚人的3天一層的速度蓋樓。而當時香港的最快速度是5天一層，美國的最高速度是4天一層樓。
　　“深圳速度”自此叫響。不久，“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大標語就貼滿了全國的大街小巷。
　　也就在這年的10月，十二屆三中全會上，會議一致通過《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提出：進一步貫徹執行對內搞活經濟、對外實行開放的方針，加快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
　　學者葉楊分析，深圳創造的“深圳速度”，當年作為一個高速度高效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概念而深入人心，其時代意義在于它不是建立在高指標、國家大量投資、行政命令、人海戰術等方式的基礎上的，而是積極運用商品經濟內在規律的結果。
　　而彼時，由于受長期封閉的計劃經濟體制和意識形態影響，經濟資源的配置權掌握在國家計劃中，資源配置不按市場規律，導致國有企業普遍不景氣。甚至，姓“資”姓“社”還是一個敏感的政治問題。
　　兩相對照，“以80年代國企的普遍不景氣為標志性事件，1985年之后，以經濟效益為中心推動國民經濟發展的政策開始轉變，‘速度和效益兼顧’成為響亮的口號，也成了那個時代的主旋律，這是中國經濟發展方式的第一次轉變。”中央黨校教授張建君分析。

　　“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為中國開啟了一個新時代。“九五”計劃期間，中國明確提出“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這一命題，成為經濟政策新的主旋律。
經濟學家吳敬璉認為，所謂經濟增長方式，就是指推動經濟增長的各種生產要素投入及其組合的方式，其實質是依賴什么要素，借助什么手段，通過什么途徑，怎樣實現經濟增長。經濟增長方式，從增長機制看，有粗放型和集約型之分；從增長路徑看，有外延型和內涵型之別。兩者是有機聯系的。
　　“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提法源自前蘇聯。20世紀60年代后期，蘇聯實行在1959年黨代表大會通過15年趕超美國的計劃后，發現雖然經濟增長速度遠高于美國，但增長質量很差，經濟差距并沒有縮小。于是得出一個結論，即增長方式有問題，提出了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從60年代開始，蘇聯每個五年計劃都包含轉變增長方式內容，但是，直至蘇聯解體也未轉過來。
　　中國上世紀60年代后期，由留蘇經濟學家劉國光等引入此概念后，曾有過一段時期的討論，但在政策上并沒有實際舉措，直至“九五”計劃。國家計委擬定“九五”計劃時提出，中國經濟的大問題是增長方式問題，要從外延、粗放的增長方式向集約、內涵方向轉化。中央吸取了蘇聯增長方式難以轉變的教訓，在制定關于“九五”計劃的建議中完善了計委的提法。
　　吳敬璉分析，前蘇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之所以一直沒轉過來，主要是體制問題。所以中國“九五”計劃中提出了兩個轉變，一是增長方式轉變，二是體制轉變。
　　實際上，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一直在相當程度上是依靠資金、勞動力和自然資源等生產要素的粗放投入實現的。據經濟學家胥和平統計，當中國GDP增長了10多倍時，礦產資源消耗增長了40多倍。我國資本形成占GDP的比重，1980年為34.9%，1995年為40.8%，2000年為36.4%，2003年高達42.7%，大大高于美國、德國、法國、印度等一般20%左右的水平。
　　高消耗換來的高增長，必然是高排放、高污染和低效率。胥和平說，我國第二產業勞動生產率只相當于美國的1/30、日本的1/18、法國的1/16、德國的1/12和韓國的1/7。資源產出效率大大低于國際先進水平，每噸標準煤的產出效率相當于美國的28.6%，歐盟的16.8%，日本的10.3%。
　　因此，在粗放式經濟增長模式下，生產擴張與資源消耗、生產規模與環境惡化之間的正比例關系，不可能通過經濟增長得到轉變，相反，生產越擴張，就越是激化了這些矛盾。
　　“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2004年到2005年，中國學術界掀起了一場爭論——中國未來應該走重化工業還是新型工業化道路？
　　這是中國工業化進程已完成初級和中級階段，進入新跨越階段所面臨的問題。主張重化工業道路者認為，以重化工為重點投資熱潮，推動了經濟高速增長，中國的經濟結構也要向重型結構轉化，中國工業化必須補上重化工大發展這一課。這是基本沿襲了過去兩個世紀對工業化理解的一種思路；而主張走新型工業化道路者認為，中國應破除“GDP”崇拜，不能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要發揮后發優勢，以人為本，著重發展“綠色GDP”、“輕型GDP”。
　　十五屆五中全會上，最終決定：中國走新型工業化道路。
　　但從“十五”來看，政府作為調整的主體，動力不足。財政收入、政績考核，都決定了政府必然要搞產值大、稅收高的重化工業。
吳敬璉舉例說，北京是世界上技術力量最集中的城市之一，應是高新技術基地、創新基地，但發展了兩年，財政收入、GDP都上不去，于是選擇了汽車業，創造了200天的“現代奇跡”。同樣，深圳是信息中心，有望成為世界性企業的兩個電信設備制造企業都在深圳。但深圳反思其發展道路時，卻認為問題是結構過輕，要向重化工業轉化。
　　“中央和地方看到的當然不一樣，”張建君為本刊記者分析此間的微妙之處，“中央看到的是全局，地方看到的是局部，自然感受差別很大。”
　　隨著中國經濟發展進入重化工業加速發展階段，中央深化了對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的認識。但長期形成的經濟結構不合理、經濟增長質量不高的問題依然存在，資源短缺、環境污染、生態失衡成為國家工業化、現代化越來越嚴重的制約因素，消費、投資、出口在拉動經濟增長中的作用還不協調，分配不夠合理、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亟待解決，部分地方加快發展的積極性沒有轉上科學發展的軌道。在此背景下，中央提出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從內涵來看，與以往不同的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把社會優化與經濟增長提到了同等重要的高度。”張建君認為。
　　上海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權衡認為，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替代了以往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提法，這是經濟理論的一個飛躍。其既消除了經濟增長方式的概念誤區和理論缺陷，也闡明了發展中國家當經濟發展到一定時期應選擇怎么樣的發展方式的問題。
　　“十七大”上，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出了“兩個堅持”和“三個轉變”的基本思路：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道路，堅持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的方針；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
　　權衡研究員分析，這意味著中國經濟發展方式在由外延型為主向內涵型為主轉變。他說，在發展經濟學上，前者以推進經濟向廣度發展為特點，而后者以推進經濟向深度發展為特點。這兩種經濟發展方式盡管在理論上可以區分，但現實的經濟發展中一般既有外延成分又有內涵成分。中國在今后的經濟發展中，非常突出的問題是如何自主創新。
　　自2007年“十七大”提出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至今已有三年時間。從今年2月3日，胡錦濤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強調關鍵是要在“加快”上下功夫、見實效，及9月6日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30周年慶祝大會上的講話中，對特區要求的第一條就是“繼續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努力為推動科學發展探索新路”來看，中央黨校教授張建君分析，中央對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心情十分“迫切”，這也意味著過去三年里全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速度并未達到高層的預期。
　　而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意味著在經濟、社會、政治等領域進一步深化改革，改革，又必然牽涉到多方利益的深層博弈。復雜之處還在于，在后金融危機時代，中國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社會改革和政治改革已經進入到了一個新的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相互決定成敗的歷史周期。
　　因此，中國正在進行的必定是一場伴隨陣痛的艱難轉身。

#p#副標題#e#

華為持續轉型的“密碼”

　　華為集團一位高層人員日前在一次會議上接受中國質量萬里行記者采訪時表示，華為的成功路徑是和中央高層提出的“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思路契合的。華為自覺、正確和高質量地持續“轉型”，其究竟經歷了怎樣的發展過程呢？

　　中國質量萬里行

　　文/石中遠

　　作為一家民營高科技企業，華為現在越來越被視為“中國制造”的新標桿。從一家代理交換機的小小民營公司，躍居電子信息領域的世界領先企業，短短二十幾年的發展史，華為書寫了屬于自己的傳奇。

　　早在2008年，《時代周刊》曾評價說，華為正重復當年思科、愛立信等卓越的全球化大公司的歷程，并且正在成為這些電信巨頭“最危險”的競爭對手——獲此殊榮的中國公司只此一家。華為如何打贏一場場戰役的那段往事，將載入中國現代公司成長與發展的史冊。
　　華為用事實證明，此贊譽并不為過。在金融危機并未走遠的2009年，華為交出了年銷售收入1491億元人民幣，利潤增幅達132.8%的完美答卷。
　　而在后金融危機時代的2010年，華為再次以驕人的業績創造了奇跡：超越兩大國際巨頭阿爾卡特朗訊和諾基亞西門子，晉升為全球第二大電信設備商；移動軟交換和固定軟交換市場份額全球第一；2009年國際專利申請全球第二……
　　華為輝煌的背后有著怎樣的發展密碼？
　　1988-1990——第一次轉型：義無反顧投資科研
　　1988年——鄧小平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著名論斷這一年，44歲的任正非創辦了華為公司。
　　華為成立之初，主要業務是代銷香港的一種HAX交換機，靠打價格差獲利。代銷是一種既無風險又能獲利的方式，經過兩年的艱苦創業，華為公司有了一定的資金儲備。
　　這時候，華為面臨的選擇是，或者繼續做代銷商，或者自己做生產商。任正非掌舵的華為最終選擇了一條充滿風險的、技術自立的、發展民族高新技術的實業之路——這可謂華為的第一次轉型。很多人不理解為何華為公司放著唾手可得的錢不賺，卻去勞神耗財地搞科研，“實在太傻了”。要知道，當時任正非與父母等住在深圳一間十幾平方米的小屋里，在陽臺上做飯。父母通常在市場收檔時去撿菜葉或買死魚、死蝦來維持生活。
　　和很多行業一樣，通信行業的基本游戲法則是，誰掌握了核心技術，誰就掌握了市場競爭的戰略高地。不過，很多人多年后才真正體悟到“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真正價值。也就從這個時候開始，華為義無反顧地把大量的資金投入研發，投入強度一直保持在利潤額的10%以上——這樣的大手筆在中國品牌企業中幾乎無出其右者。
　　時至今日，在華為的95000多名員工中，有40000多人從事技術工作。華為的科技含量可想而知。當然，背后的辛酸對一直低調的華為來說，似乎不足以對外人道。直到2001年，聯想的楊元慶慕名來華為參觀時，表示聯想要加大研發投入，做高科技的聯想——已專注研發10年的任正非才禁不住感慨：“研發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要做好投入幾十個億，幾年不冒泡的準備。”
　　1990-1996——土狼時代
　　從1990年到1996年，是華為集中在國內市場打拼的時期，這一階段被廣泛譽為華為的“土狼時代”。實際上，這也是華為追求“規模與效益兼顧”的時代。
　　據經濟作家王育琨觀察，在這期間，華為采取了高明的“間接路線”市場戰略，經營出令競爭對手側目的客戶關系。這是華為歷史上最奇絕也最富爭議的一招。
　　其時，華為與各地電信局組建了許多合資公司，如沈陽華為、成都華為、安徽華為、上海華為等。但這些合資公司自誕生之日起就是個空殼，與通常意義的合資企業使命迥異——這些企業的作用只是簽單走賬。甚至，當地運營商和政府投資合資公司的資金，都可以先由華為墊付。這樣的好處是，既促進了華為的銷售，又疏通了其長期客戶關系。并且，這種利益捆綁還能在企業危機時發生微妙的作用。用一體化的經濟體固化與客戶的關系，既保證了客戶的自然與坦然，又保證了團隊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與之配套的是，華為對客戶的服務也一直堪稱“到位”。其銷售人員甚至能把客戶諸如親朋好友的生日、喬遷等信息資料，記得比客戶本人都清楚。以至于當時連華為的競爭對手都嘆息：難怪三流的華為能做出一流的市場！
　　在人才方面，和很多公司不同的是，華為一直十分喜歡應屆畢業生。某大學一個無線電專業班30名學生中有25名被“端”到華為就是一時佳話——原因很簡單，只因應屆畢業生是一張白紙，可塑性強，有激情。
　　任正非曾經對土狼時代的華為精神做過經典概括。他說：“發展中的企業猶如一只狼。狼有三大特性，一是敏銳的嗅覺，二是不屈不撓、奮不顧身的進攻精神，三是群體奮斗的意識。企業要擴張，必須要具備狼的這三個特性。”
　　那時，任正非宏大的理想與煽動性的語錄口號、運動式的內部交流方式，成為艱難環境條件下華為拓展生存空間最有效的方式。兩年之后的1998年，《華為基本法》誕生。
　　1996-2004——從本土化到全球化
　　經過近10年的積累，華為的底氣漸漸充足。1996年，華為拉開了從本土化向全球化公司轉型的序幕。
　　但一直到1999年，近3年時間里，華為參與國際招標的結果卻是從屢戰屢敗到屢敗屢戰。在與國際一流跨國公司如美國休斯公司、IBM公司、貝爾實驗室和惠普公司等接觸的過程中，華為人漸漸意識到，在國內賴以打天下的“土狼文化”、《華為基本法》，無法與全球化的大公司形成很好的對話：為客戶創造價值是企業的最大使命，華為必須遵守世界通行的商業價值觀和一系列標準流程和制度以保證企業使命的實現。
　　華為又一次開始了痛苦的文化裂變，而跨國巨頭也同時在改變甚至重塑著華為。跨國公司的巨頭們考察華為是不是具有長期發展的潛力，他們關心公司的業務流程、財務管理、人力資源、員工福利、勞工待遇等各個方面，而且還要進行一系列嚴格的資質認證。
　　1998年，痛下決心的任正非正式聘請IBM為IPD（集成產品開發）提供咨詢，打破了華為以部門為結構的管理模式，轉向以業務流程為核心的管理模式——咨詢費高達數千萬美元。
　　之后直到2001年，華為派人到各個國家做市場，積極參加各種展覽會，并大力地邀請客戶來考察華為，以期樹立中國的高科技以及公司自己的品牌和形象。
　　但真正彰顯價值的還是那筆數千萬美元的咨詢費。2002年，已“懂得規矩”的華為請BT（英國電信）對其管理體系進行認證，做了2年。華為人注意到，對方來考核時，技術并非是首要考慮的，而管理體系、質量控制體系、環境體系等才是最重要的——要華為保障對客戶交付的產品的可預測性和可復制性。BT的考核還包括對華為合作伙伴的運營和信用的考核，對華為的供應商的資信審核，甚至還包括對華為的人權（諸如華為給員工提供的食堂、宿舍等生活條件，對華為的供應商為員工提供的條件也予以關注）狀況的考核。
　　最終，2004年，BT才把華為列入他們的可以參與角逐的名單中。又一年之后，華為終于擠進BT21世紀網絡供貨商的短名單。
這一階段，堪稱華為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期。這段經歷，也讓華為人意識到，產品看上去好像比試的是技術和產品的性價比，而實際上考量的卻是質量保證體系。
　　逐步悟得真諦的華為在2003、2004年間做出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繚亂的大動作：
　　2003年3月，華為與3Com達成協議，組建合資公司。當年，華為全球市場銷售突破300億元人民幣，其中，海外銷售達到10億美元，增長約80%。
　　2004年2月，西門子和華為正式宣布成立TD—SCDMA合資公司。合資公司中，2/3的員工來自西門子。同樣是2月，華為增持300萬股香港電信運營商SUNDAY的股票，使持股比例從原來的4.91%上升到5.01%。華為此舉是為了獲得向SUNDAY銷售3G設備的穩定業務。這是華為出征海外市場以來在3G方面第一次有所收獲。
　　2004年5月，華為耗資1000萬元收購宏智科技在湖北、青海的boss項目及湖北、青海、新疆的bi項目的已簽合同和全部知識產權。
　　有趣的是，名噪一時的“思科訴華為”侵權官司，也在2004年7月以和解告終。這場訴訟被媒體喻為一出為華為量身定做的“活廣告”，在國際市場上原本默默無聞的“中國的華為”變成了“讓思科畏懼的華為”——華為在國際化的道路上高歌猛進的時代真正開始了。
　　2005年至今——從單純“賣盒子”到“賣整體解決方案”
　　《華為的世界》一書作者、IT經理世界首席記者冀勇慶一直跟蹤關注華為，在他看來，華為快速成長的最大秘密是——尊重技術的力量。因為華為的戰略重點就是以技術為本搶占制高點，幾十年如一日地強化研發力量。
　　但實際上，很難用一句話來涵蓋華為。譬如“思科事件”，華為的收獲是：在中國商業文化、法律體系、游戲規則中成長起來的華為，從管理、技術、文化等方面開始不斷修正自己，有了更加開放、包容的姿態——善于思考總結、舉一反三，這是華為的可怕之處。
　　更可怕的是，華為在短短二十幾年的發展中一直不斷地修正、轉型。而且，修正、轉型的質量極高。
　　2005年10月，華為在2005中國國際通信設備技術展覽會期間，宣布“華為inTouchLab體驗中心”正式面向全球運營商及業界合作伙伴開放，并推出“inTouchLab合作伙伴計劃”。華為此舉不但為電信增值業務價值鏈的成熟添上了一把火，而且也顯示出，電信制造業將重塑自身定位，在電信增值業務價值鏈中發揮更大的作用，由原來單純的“賣盒子”，逐步向為客戶提供量身定做的整體解決方案的角色轉變。
　　這也是華為由“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的轉變。華為已經意識到，低成本與差異化早已不再是制造業的兩大競爭利器，制造業的新趨勢是要向著提供更多包含服務的整體產品或整體解決方案來打造競爭優勢。
　　總裁任正非曾說過，華為固守通信設備供應商的身份，不從事通信運營。但是它的產品和服務，卻已經深深地切入了運營商的所有細枝末節。包括基站系統、運營系統、信息化管理等在內的所有運營商的系統建設、維護和管理，所有備件和關聯產品，各種各樣的軟件、芯片與服務，華為都可涉足。
　　在2006年的北京國際通信展上，華為重點展示了涵蓋移動產品、固定網絡產品、光網絡產品、數據產品、無線終端產品、業務與軟件等全面的系列產品及解決方案。供應鏈的這樣一種深度延伸，也使得華為對運營商系統的所有問題和環節，都了如指掌。在這樣的整體解決方案中，運營商成了一個殼子，華為成了內容提供商。運營商的任何一種延伸和擴展，實際上都給華為創造了新市場。而且有些時候，華為更能為運營商點撥或鋪設增值的新途徑，為它們主動創造新價值。

#p#副標題#e#

株洲：一個城市的轉型樣本

　　大力轉變發展方式，是要在極大豐富民眾對物資需求的同時，更加注重滿足人作為城市的主體對生態環境的需求，不斷提高人的生存環境和質量。

　　中國質量萬里行

　　文/彭路遙

　　在9月份中國質量萬里行湖南記者站承辦的“質量興湘萬里行”走進株洲采訪活動中，記者了解到，株洲近年來在“加快經濟方式轉變”方面做出了頗多有益的探索。
　　2010年8月14日，湖南株洲市市長王群在湖南日報上發表了《轉變發展方式 構建“兩型”城市》一文，對株洲市的全面轉型進行了階段性梳理。文章指出，大力轉變發展方式，要在極大豐富民眾對物質需求的同時，更加注重滿足人作為城市的主體對生態環境的需求，推進城市向著本義回歸，不斷提高人的生存環境和質量。
　　此時，距離國務院批準“長株潭城市群”為“全國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簡稱‘兩型社會’)建設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已經過去了近3年，距離“長株潭”區域經濟一體化已經過去了12年多。經過多年的不間斷實踐，株洲市上下已經達成了共識：城市是發展經濟、承載資源、改善民生、創造文明的主體，城市就是轉變發展方式的“主陣地”和“總抓手”。

　　新型城市標本：“寧可犧牲GDP，也要青山綠水”
　　“長株潭城市群”是長沙、株洲、湘潭的簡稱，其中株洲市是“長株潭城市群”中工業基礎最強的城市。但現在株洲正逐步淡化“重化工業”的帽子，著力向產業低碳化轉型。
　　株洲的定位是：“以現代工業文明為特征的生態宜居城市”。在產業規劃上，強調工業特征；在發展趨勢上，強調現代文明；在人文環境上，強調生態宜居。這一定位，契合區域融合、尊重歷史現狀、順應發展趨勢。由此，株洲的生態宜居不僅是自然生態，而且是政治生態、社會生態、文化生態的和諧統一。
　　中央黨校副校長石泰峰在“長株潭”調研時，對株洲的這一城市定位高度評價，認為“走出了一條富有特色的城市發展道路，對于總結我國前30年的城市發展經驗，研究下一步發展道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事實上，多年來，從湖南省委省政府到中央及各部委，無數人在密切關注著株洲的改革，株洲的改革也被賦予了頗多“標本意義”。
　　“兩型”城市是一種全新的發展模式，是一種經濟增長與結構優化、效率提升、民生改善、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相統一的質量效益型發展理念。株洲的突破是從觀念轉變這個切入點上率先完成的。記者注意到，湖南和株洲的媒體對于株洲的改革理念、轉型探索絲毫不吝筆墨，而株洲改革的籌劃者、倡導者——以株洲市委書記陳君文為首的領導班子成員，不少都親自執筆，直抒胸臆。
　　市長王群曾在一篇文章中這樣描述株洲轉型的理念：新賬不欠，舊賬要還，寧可犧牲GDP，也要青山綠水……
　　在湖南，株洲現在已是公認的最美麗的城市：城市綠化率達到50%；成功創建全國優秀旅游城市、國家園林城市、國家衛生城市；正在創建國家交通管理模范城市、國家環保模范城市和全國文明城市。
　　產業結構調整：落實到具體行動
　　株洲市委書記陳君文曾撰文對城市與產業的關系做過精彩的評述：城市與產業，就是軀干與血肉的關系，以產業發展支撐城市發展，是必須遵循的客觀規律。
　　由此，株洲對產業結構調整的規劃是：發展城市產業，重點要發展二、三產業，堅持“三個并重”：工業主導與三產繁榮并重、提升傳統產業與發展新型產業并重、壯大園區經濟與促進全域發展并重。
　　為了推進“兩型”社會建設，株洲還以“產業集聚化、工業園區化、園區低碳化”為目標，大力發展新興產業，改造傳統產業——3年投入800多億元，實施了1000多項技改項目，推進了45個已被列入國家循環經濟試點項目庫的重點項目建設，同時近兩年關停123家污染嚴重的企業，淘汰落后生產線113條，推進節能減排。
　　期間，市委書記陳君文反復強調，加快轉變發展方式不能喊口號，必須落實到具體行動、具體項目上。要通過大力實施“走出去”戰略，引導和鼓勵企業提高自主創新能力。
　　在采訪中，記者了解到這樣一個小故事：為了幫助南車株洲電力機車有限公司打開土耳其市場，陳君文曾親自帶隊率南車株洲電力機車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兼總經理徐宗祥一行，訪問土耳其伊茲密爾、伊斯坦布爾兩市，加快項目推進。
　　南車集團公司擁有世界最大的電力機車制造基地、中國首屈一指的大功率內燃機車及柴油機的研制能力、中國最早的中高檔鐵路客車研制基地，作為擁有軌道交通電傳動裝備核心技術的領先者，曾參與中日韓競爭美國高鐵項目，其高新技術對于中國高鐵產業代替傳統的鐵路產業，推動全球鐵路、技術、產業的調整，具有極大的作用——在既有的產品基礎上創新，以技術創新作為龍頭，使傳統的產品不再傳統，傳統的產業不再傳統，這無疑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精髓。

　　產業園區化：避免盲目擴張
　　長株潭城市群“兩型社會”建設，在株洲布局了云龍示范區和天易示范區。株洲市再次拋出了大手筆，堅持非均衡發展戰略，推動這兩個示范區實現率先突破。他們對示范區的規劃標準也頗有氣魄：以國際化的視野規劃示范區未來，按照“傳承歷史，操作現實，留白未來”的理念，邀請世界知名規劃設計機構參與示范區規劃設計。
　　中國質量萬里行記者了解到，其中云龍示范區的建設目標是，成為“生態宜居城、旅游休閑城、科教文化城”；天易示范區的建設目標是，成為“生態工業園、創新科技園、生態宜居區”，以成為能夠具有國際影響、國內示范的“兩型社會”建設先鋒區。
　　2008年，中央黨校經濟學博士后張建君教授在經過實地調研后，評價：湖南“兩型社會”是有規劃、有步驟、有目標的，避免了城市的盲目擴張、浪費公地，使長株潭產業分工比較明確——這值得很多城市借鑒。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必須有“統籌”，不能拍腦袋，示范區工業和農業的園區化，使工業強者更強，農業形成規模化、集約化甚至標準化——既避免了沒有競爭力的小農經濟，又使農業為地區提供了供應能力和競爭能力。
　　城鄉統籌：生產要素合理配置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目的是促進社會公平和可持續發展。而影響公平和發展的最大矛盾源于中國城市和農村的差距。眾所周知，中央11個“1號文件”都是針對“三農”問題的，也都是為了解決一個重要問題——縮小城鄉差距。而這一問題是否解決關系到能否科學發展，能否構建和諧社會。
茲事體大。
　　但遺憾的是，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城鄉差距非但沒有能夠縮小，還有擴大之勢。據測算，目前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已達到了1：3.3以上。
　　對于這一難題，株洲市把握和用好了建設“兩型”城市的機遇，辦法就是改革創新。為此，株洲重點在城鄉統籌、土地利用、投融資、城市管理等領域積極探索、率先突破。按照“三變、六化、一增加”的思路，縱深推進城鄉統籌改革。
　　“三變”即農民變市民、村莊變社區、土地變國有；“六化”即基礎設施一體化、公共服務均等化、產業發展集聚化、社會保障同城化、社會管理社區化、土地利用集約化；“一增加”即增加農民收入。同時，按照“資源資產化、資產資本化、資本證券化”思路，深化投融資體制改革。
　　更重要的是，株洲市還積極推進農村土地流轉制度改革，促進農村土地向種養大戶集中，實現土地適度規模經營，耕地流轉——記者獲悉，這被譽為“株洲經驗”，已在湖南省推廣。
　　城鄉統籌、城鄉一體化發展戰略，很好地兼顧了農業的城鎮化發展的統籌發展思想，通過道路的統一規劃，交通的統一配置，通訊的統一整合，信息統籌，城市的基建超前規劃，資金、資源、人才、物流、信息、技術的互通有無，加速了人員流動，使生產要素進行更通暢的交流。
　　有專家評價，株洲經驗已極大地推動了湖南由傳統農業大省向新興經濟強省的轉變。

#p#副標題#e#

艱難的轉身

　　地方政府的“GDP”政績觀念短期內并不容易改變；而帶有臨時性、強制性關停并轉高耗能、高污染企業的做法，也由于企業的生存需要，而具有隨時恢復再生產的可能。

　　中國質量萬里行

　　文/本刊記者  宿希強

　　今年9月，兩條熱點新聞引人注目：
　　一是隨著“十一五”末期的臨近，尚未完成節能減排任務的浙江、江蘇、河北、山西等地心急如焚，紛紛出臺嚴格調控措施，對高耗能、高污染企業紛紛采取強制性限產、限電措施，甚至累及居民用電。
　　另一條新聞是，湖北武漢市場上假冒水泥泛濫，源頭來自于鄂州一些縣市中按照國家產業政策被強制關停的小水泥廠。
　　兩條新聞的共同點是，都與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相關。“限產限電”暴露的問題是，很多政府部門依然沒有改變“GDP至上”的政績觀和發展理念，所以各地的經濟結構和經濟增長規劃并沒有把“節能減排”作為一個長期目標，更沒有建立長效機制。而假冒水泥折射出來的是，在以強制手段關停小水泥廠的同時，政府并沒有做好相應的服務、引導工作，妥善解決它們停產之后的生計、善后問題，政府職能從發展型向公共型轉變任重道遠。
　　這實際上可以看作是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所面臨的困難的一個縮影。

　　——挑戰——
　　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基本目標是實現公平與可持續發展。中央推出的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要求，除了解決國家長遠的經濟出路外，還直接有助于解決當下中國社會現實中的突出矛盾，如區域差距、貧富差距擴大，資源環境約束越來越強，基本公共服務不到位等。從后金融危機時代的形勢來看，伴隨著傳統的經濟模式走到盡頭和社會矛盾的凸顯，中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和社會改革及政治改革已經進入了新的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相互決定成敗的歷史周期。
　　但對于地方政府來說，改革的動力不足。根本原因在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涉及重大的利益關系調整。過去30年，在投資主導的基本格局下，財富主要向資本集中，向企業集中，勞動者的工資相對較低，從再分配來看，總體上這些年社會(居民)的收入不斷下降，而政府的收入不斷上升。對于地方政府來說，短期看，不改革日子照樣風光，改革還會得罪既得利益群體，反而要冒風險。所以，壟斷行業改革、能源資源產品價格改革、物業稅改革等，就被一直拖了下來。
　　學者黃靖曾撰文指出，從根本上說，中國的社會問題，皆因分配問題而起，中國如果不能解決分配問題，不斷作大的特權利益和日益惡化的貧富差距，必將迅速侵蝕社會的公平與正義，最終導致社會動蕩。令人擔心的是，據統計，中國勞動力報酬占GDP比重，10年左右下降了14個百分點。
　　改革的動力不足，還直接導致了地方政府的執行力不足與公權力異化。這在頻頻見光的社會問題方面最為明顯，如近年來的三聚氰胺事件及三聚氰胺重現風波，黑磚窯問題，欠薪屢禁不止問題……一旦問題足夠惡劣，高層必嚴令查處。而有關部門通常的說法就是“嚴查背后的腐敗”。問題是，在個別官員的腐敗查出之后，同樣或類似的問題總還會冒出來，甚至形成了“治理、重現、再治理、再出現”的循環過程。
　　另一個令人憂心的問題是，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姚洋在調研中發現，一些地方政府對中央政府的政策理解上出現了偏差。譬如，中央政府把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作為結構調整的重要政策，但一些地方政府的理解往往是提高產業結構，發展高附加值的產業。而這會導致政府對高資本密集度項目的偏好，反而對經濟結構調整不利。
　　在他看來，中國的很多地方政府其實更像一個公司，有很大的投資盈利沖動，而這種沖動長遠來看，極有可能造成中國經濟的進一步失衡。
　　——約束——
　　目前地方政府主導的增長方式特點非常突出：一是當前經濟總量仍然是許多地方政府追求的基本目標；二是擴大投資規模仍然是各級政府致力的重點任務；三是土地批租仍然是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之一，尤其是地方財政對土地的依賴相當大；四是上工業項目，尤其是重化工業項目仍然是許多地方政府突出強調的。
　　對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地方政府的動力不足問題，學界的共識是，重在體制機制創新。例如，投資主導的發展方式與當前財政稅收體制改革滯后直接相關；國民收入分配失衡與收入分配體制改革滯后直接相關；城市化進程滯后與城鄉二元體制直接相關；自主創新能力薄弱與現行教育體制、研發體制、財政投入體制直接相關；基本公共服務供給不足與基本公共服務體制和相關的社會體制改革滯后直接相關；低碳經濟發展緩慢與現在的制度安排滯后直接相關等。
　　中央黨校教授張建君表示，在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機制方面，除了市場經濟運行機制之外，也要很好地關注我們國家經濟政策、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這樣一些調解性手段協調運行的機制問題。不能經濟政策就是經濟政策，法律手段就是法律手段，行政手段就是行政手段，各自封閉運行，在這些政策之間，就是經濟政策、法律手段、行政手段之間要有配套結合的機制，通過這個機制能夠保持政令暢通、法令有效，政權的威信能夠提高，能夠使一些好的戰略舉措落到實處。
　　除此之外，很多學者還認為，應該在“十二五”規劃中制定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具體約束性目標，以剛性要求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實質性進展。
　　譬如，“十二五”期間，要求在形成有利于擴大消費的收入分配格局上取得重要突破，最終消費率要從現在的49%提高到55%以上，奠定消費主導的基本格局，形成消費主導的經濟增長方式；要求從城鄉二元走向城鄉一體化，解決好第二代農民工問題，防止出現第三代農民工。同時，把城鄉收入差距控制到3：1以內；要求城市化率從46%爭取達到51%〜52%，奠定城市化發展的基本格局，服務業的比重5年后就可能提升到45%〜46%；要求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如公共服務投資增長速度不得低于財政收入增長速度；要求提高技術進步貢獻率，企業研究開發經費要達到3%左右，同時，除節能減排有重要約束以外，還要形成資源環境價格的形成機制、碳交易體制機制等。
　　專家表示，這些剛性指標有利于化解地方政府的“GDP”競賽，迫使政府部門擔負起引導經濟發展方式加快轉變的職責。
　　事實上，從目前中央政府對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自上而下”的推動來看，政府不轉型，經濟發展方式很難轉變。過去，中國將行政體制改革作為改革攻堅的重點和關鍵曾提了多年，但一直沒有實質性突破。
　　不過，嚴峻的形勢下，以政府轉型服務于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大局將是最好的突破口。
　　專家提出，這就需要建立有利于國內的政府體制。比如，把就業作為宏觀調控的首要目標；加強消費市場的政府監管職能，加強財政再分配；需要打破行政主導的城市化，把發展城市圈、城市群作為行政體制改革的主要任務，破除城市圈、城市群的行政壁壘；需要形成城市支持農村的政府間合力；需要建立多元化的公共服務供給體制及創新低碳經濟發展的政府管理體制。
　　——選擇——
　　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最終落實得如何，執行的質量如何，怎樣保證？
　　姚洋認為，民主化是地方政府可以主動選擇的一個重要手段。民主化最根本的是民眾對公共事務、公共政策的參與，包括對市場的干預進行辯論和協商的過程。
　　不過，民主并不能解決所有問題，姚洋強調，所有的改革和政策如果都是公開透明的并有公眾的參與，就容易偏離方向。但是在最低層次上，民眾參與可以遏制政府對經濟的過度參與。政府有時和公眾的意見是不一致的，政府永遠不如公眾自己知道他們想要什么。所以，要讓民眾參與決策進程，有暢通的表達訴求渠道，應該以制度的形式保證公眾的某些參與權。
　　如果政策決策過程有公眾的充分參與，現在中國的貧富差距不會這么大，姚洋認為，民眾如果能參與政府支出決策的話，就不會讓政府干涉、參與太多的經濟投資。
　　權衡則表示，對于地方政府來說，更現實的主動選擇是，以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推進經濟體制改革，以公共需求為主線推進社會體制改革，以政府轉型為主線推進行政體制改革。譬如以公共利益為目標配置國有資本。權衡認為，近年來社會上經常討論的“國進民退”問題是一個表面現象，不是問題的實質。實質在于國有資本應該主要配置在哪些領域。國有企業，尤其是央企，不應當主要以盈利為目標，而是應該主要以保障公共利益為目標，這樣才能比較有效地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促進國民收入提高，由此推進社會公平和可持續發展。這也是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要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