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系北京安康

——訪北京檢驗檢疫局局長、黨組書記齊京安

    本報記者 繆傳真

    標題書法 余師孟

    攝影 韓同樂 甄 凱

    每個時代，每個行業，總有屬于自己的先進人物和先進事跡。

    “愛在崗位·質檢人物”欄目的設置，是版面宣傳的需要，也是各局宣傳工作的需要。

    隨著國家質檢總局開展的“創優爭先”活動的深入，在質檢事業發展的歷史進程中，涌現出許許多多辛勤耕耘、涉獵廣博、造詣精深的直屬級分支局局長、專家學者和一線質檢工作人員，他們在各自崗位上以其智慧和汗水不斷取得新成績，無怨無悔地傳承著激蕩人心的精神特質。他們雖然工作在平凡的崗位上，但是他們卻在平凡之中做著許多平凡或不平凡的事，是團隊中的佼佼者，他們的工作精神激勵著他人奮進，起到了模范帶頭作用，是工作中的先進典型，他們也是受人尊敬的人物，在他們身上有許多值得人們學習的優點和感人事跡。他們用奉獻、忠誠、責任，擔當起中國質檢事業，譜寫出一曲曲平實、激越的感人樂章。

    從本期開始，我們將這些優秀人物的事跡通過“愛在崗位·質檢人物”欄目傳達給讀者，真實生動地將他們的成長經歷和豐富的內心世界寫出來，將他們的思想、學術成果和奮斗過程記錄下來。本著科學、嚴謹、完善、實用的原則，我們借此對質檢人物進行一次檢索和資料儲存。同時，站在豐富質檢行業文化的高度，我們將在這個欄目里記錄和挖掘質檢人物的人生經歷、科研理念、工作經驗、口岸視線、前沿胸懷和學術成果，奉給系統內外廣大讀者。

    前期，經過系統摸底，對系統內各局要報道的質檢人物進行了梳理。有120多人被納入到被采訪名單內。我們將逐一進行報道。

    本期主打人物：北京檢驗檢疫局局長、黨組書記 齊京安

    在中國國門時報組織的“愛在崗位·質檢人物”系列采訪摸底中，有120位采訪人物被列入到采訪名單里，其中，就有北京檢驗檢疫局局長、黨組書記齊京安。

    我是參與這次采訪活動的記者之一。此次出差來京，任務完成，一時買不到返程票。

    首都的秋，挽留了我的腳步。報社周刊部華靜主任說：“那我和北京局記者站的張淑義副站長聯系，讓她向京安局長請示，給你點兒時間，接受你的采訪吧。”

    就這么偶然，讓我的拙筆像槳一樣，劃向京安局長故事的彼岸。

    也許，只有刻骨銘心地經歷過不平凡的歲月，才算得上真正的擁有。只有擁有過去的人，才會對現在和未來從容不迫。采訪前，他沒有刻意準備。采訪時，他的面前沒有一片紙。這種隨意讓我感動，說明他真誠，他要在“文本事實”之外，給我一個新鮮的“記憶真實”。

    都市的街，像一條條河，河中漲滿了秋色。滔滔車流，在我的眼前傾瀉而澎湃。

    車流的背后是客流，客流的背后是物流、資金流、信息流，還有文化的潮汐，希冀的光芒。它們在都市與鄉村之間流動，在國門內外交匯。

    在流動的軌跡上，在交匯的結點上，是規則和秩序維系著人民的幸福與安康。

    現在是下午三點，我坐在車上頭昏腦脹。我一手扶著額頭。

    “你有點疲憊呀。”張淑義關切地說。

    “是的。”我笑了笑。“采訪齊京安局長這個任務對我來說壓力太大了，我必須集中精力。中午吃過飯，我悄悄地服了一顆安定，但是，依然沒有睡著。”

    見面，握手，寒暄，來到會議室，對面而坐。

    他的發型一絲不茍，制服熨燙得挺括端莊，肩章平整，胸前的工作牌上方，別著一枚殷紅的黨徽。

    一位跟他共事多年的朋友對我說：“你在任何時候，任何場合見到他，他的衣著總是那么得體而又簡潔，一派儒雅的風度。這是一種品質，一種修養，一種內在精神的自然流露。”

    今天，除了一貫的溫文爾雅的氣質，英姿俊朗的魅力，他有一種主人的和藹可親。他微笑著打量著我。我感覺到的是一股清新的氣場，低調、干練而理性。

    “京安局長，我們見過。2010年12月份，我有幸參加一個上海局的文化建設座談會。在那個會上，聽了您關于文化的精彩發言。”

    “哦！那是一次精心準備的文化研討會。我當時是有感而發。文化，是一種流淌在血液里的東西，是行為背后的底蘊。正因為這樣，來到北京局4年半了，我都沒敢輕易觸碰這個局的文化。我希望通過抓工作和反復的理念倡導，讓大家漸漸地感悟和認同，讓北京特色的檢驗檢疫文化慢慢地積淀，慢慢地展現。”

    制度，讓一個單位穩定而有章法；創意，讓一個單位靈動而有生機；文化，讓一個單位沉著而有品位。當我們的思緒一瞬間掠過“北上廣”的天空，就會感覺出，這里散發著自信自強自足的京派文化氣息。

    我們的話題，就自然而然地從檢驗檢疫文化展開了……

    我們的目光不約而同地轉向會議桌橫頭的北墻，一面精致的牌匾，裝裱著一幀字幅，4句話，16個字，凝練著北京檢驗檢疫局的精神：“團結奮進，開拓創新，求真務實，無私奉獻。”

    我看出，書寫者用的是魏碑中的《張黑女》字體，遒麗天成。在我和京安局長交談的過程中，這幅字烘托著一種氛圍，醇厚而妍媚，透著一股雄強之美。

    這是現任國家質檢總局副局長魏傳忠在北京局當局長時提煉的。這4句話的要求很高，與其說是標準，不如說是信念，或者說是一面鏡子。

    京安局長說：“2007年4月，從國家質檢總局計財司調任北京局時，總局領導跟我談話：北京局的工作已經非常出色，這對你是個挑戰。你不能躺在前任的功勞簿上。”

    他的前任是魏傳忠局長。魏局長主政北京局時期，很多方面領跑著整個系統。當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隨之進入“后過渡期”，外貿轉型、經濟轉型、規則轉型，出入境檢驗檢疫系統面臨著一系列挑戰。北京局外樹形象，改革業務模式，建立ERP系統，首創綠色通道；他們內強素質，推進科技興檢、人才強檢戰略，科研工作非常突出，在戰勝非典過程中，發揮了中流砥柱作用；他們踐行科學發展觀，融會中西方管理文化，獨創了質量、績效、能級管理為核心的“三位一體”綜合行政管理體系模板，成為植入這個大系統的一塊“芯片”。

    江山代有才人出。

    事業需要繼承，更需要發展。發展就要找到發力點，不斷地“創造未來”。

    京安局長說：“北京局的發展該在哪里發力？我們應該把這支隊伍帶向何方？建機構、蓋房子、增編制，提升檢驗檢疫業務量，都是有極限的，只有創新發展，激發人的力量，打造團隊精神，建設行業文化，正當其時，永無止境。”

    文化，有著豐富的內涵。檢驗檢疫行業文化離不開地域文化。首都北京為檢驗檢疫文化提供了什么樣的背景，什么樣的基因？他分析道：

    第一，北京市經濟體制比較成熟，經濟結構比較合理。三類產業中，第一二類產業占20%多一點，第三產業則達到70%以上。這個比例與發達國家相似。

    其次，北京市的“總部經濟”特征明顯。世界500強企業、外國的駐華機構、高端研發中心落腳北京。由此帶來了信息交匯，技術密集，人才集散。2010年首都機場客流量7395萬人次，成為僅次于美國亞特蘭大的全球第二大國際航空港。北京的進出口2010年突破了3000億美元，其中80%為進口，20%為出口。

    第三，北京市常年進出口的企業只有三四千家，認證注冊企業只有1000多家。北京沒有像山東那樣眾多的農產品食品出口企業，因此也沒有他們那么多的源頭監控風險；北京沒有像長三角、珠三角那樣眾多的工業生產企業，因此，過程監管的負擔相對較輕。從這一點上來講，北京局的工作還有發展空間，應該做得更好。

    第四，首都天然的向心力、凝聚力，使北京人文薈萃，科研院所云集。北京居住著全國大部分院士，這是其他地方無法比擬的。各類人才的包容性、兼容性比較好。北京局現有工作人員2007人，其中編制內人數近千人，碩士以上學歷占到將近三分之一，僅博士就有39人，其中6名博士后。6人中3人已出站。北京局人才的優勢相對突出。

    北京局的業務量在系統名列第13位，比不上沿海口岸大局。全球的海洋文明，國家的開放戰略，締造了無數的藍色巨人，他們分布在沿海口岸和腹地。北京出口的工業制成品很多是拳頭產品，比如說手機，出口量占全國第五。這些企業管理成熟，監管的難度不大。每天的出入境旅客，北京沒有深圳口岸多。深圳一天進出境40多萬人，北京一天進出120架飛機，運載著4萬人。

    北京市提出構建和諧社會的“首善之區”。總局領導要求北京局建鐵軍，樹標桿，為全系統做出榜樣。齊京安提出，打造精品工程。他說：“什么是精品？精品就是無瑕疵，挑不出毛病。它是要求，也是理念，是我們持久發力的地方，應該全面做實。”

    精品之質，永恒之美，它增添了質檢的質感，職業的美感。精品里包含的不是清規戒律，而是創新的精髓，是脫俗的精神價值，這就是文化。

    他感嘆說：“文化的力量不可小覷！”

    “從2008年開始北京局提出打造精品工程，有人問我什么時候完成。我說永無止境。打造精品工程是針對北京局的特點而制定的戰略措施，它是一個理念和指導方針，不是一個具體的戰術目標。北京局只有走精品之路，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

    他在北京局做的第一個精品工程就是奧運服務。

    2008年北京奧運會圓了中國的百年夢想，但對守衛國門的北京檢驗檢疫人構成了重大挑戰。入境人員健康、動植物檢疫安全、進境食品安全，一旦有個閃失，就會影響全局。

    京安局長說：“奧運會開了這么多屆，應該有一套成熟的做法，我們希望到雅典奧組委學習取經。總局通關司的同志告訴我，他們去了雅典，人家說沒有留下檢驗檢疫服務保障的文字資料，只有一套安保方案，看不行，可以買，價格是一億歐元。這件事對我觸動很大。通過北京奧運會，我們一定要建立自己的重大國際活動檢驗檢疫總體組織方案。”

    但是，這是一個實實在在的空白，需要用“心”填補。

    他們協助總局與北京市政府、北京奧組委簽署了三方《合作備忘錄》。先后與相關部門簽署了9個合作協議。建立了“奧運領導小組-專業工作組-各巡查組和口岸機構”三級奧運工作組織體系。

    那年3月，總局派他到中央黨校中青班學習，每周自學時間只有半天，他就回來開會，專題研究。那時，他把干部管理權都下放了，唯獨抓在手上的就是：建立一套奧運檢驗檢疫方案。

    這個方案從一開始就作為一個研究課題，京安局長盯住方案的每一個細節。比如在應急預案中寫道：“發現白色粉末實行報告制度。”

    他批評道：“這種寫法，是應付領導檢查的，不實！報告制度，向誰報告？電話號碼是什么？對接觸者實行隔離，半徑多大？用什么隔離？檢驗檢疫人員穿什么等級的防護服？這些都沒有，不行，要改。改到人家拿到你這個方案就知道怎么做為止。”

    結果，數萬字的《第29屆奧林匹克運動會檢驗檢疫組織方案及應急預案》，三易其稿，變成了真正的工作指南和操作規程。他注重體系的完備性、可行性、操作性，在每一個環節注入責任、注入科技、注入標準化。

    歷史從不埋沒金子，真正的社會價值從未被低估！

    后來，圍繞重大國際活動檢驗檢疫規程，北京局在6個直屬局的參與下創設了7個國家行業標準。這些標準及《第29屆奧林匹克運動會檢驗檢疫組織方案及應急預案》，對2010年上海世博會、廣州亞運會、深圳世界大學生運動會的檢驗檢疫服務保障，都起了積極的借鑒作用。

    在奧運會歷史上，北京奧運有一個獨創，就是派出30名檢驗檢疫官員進駐運動員村、媒體村和奧運物流中心等核心區域。這是京安局長力主實施的。

    為此事，他拜會了奧組委負責人，與6個部門聯合洽談，與抵離中心商討。他的理由是，由于我國政府向世界奧組委作出了承諾，允許各國運動隊自帶食品、水果和鮮花進境，我們必須把檢驗檢疫工作做到奧運村、媒體村這個“家”，必須在“兩村”實施衛生和動植物檢疫，食品的抽樣檢驗，掌握垃圾處理情況。每個房間有兩個垃圾箱，水果、食品的廢棄物放入醫用垃圾箱。奧運村有沒有害蟲，有沒有危險性害蟲，我們必須實時實地誘捕監測，用數據說話。

    這些話，不是苛刻要求，恰恰是對“人文奧運”的注釋。

    7月30日，奧運村檢驗檢疫巡查組在對某外方公司代理的一批愛沙尼亞代表團自用食品進行查驗時發現，部分罐裝啤酒包裝有破裂泄漏現象，已經滋生蠅蛆。經清點共有1728聽，隨即予以封存。愛代表團團長到貨場查看后，主動出具了棄貨申明。

    2008年8月，圣火點燃了炎黃子孫抑制得太久的激情。一個月，短暫得轉瞬即逝，但在親歷者、在擔當者的記憶里，卻是如此悠長，如此美妙！

    采訪的話語，停靠在時間的碼頭，泊在2009年3月底。

    一種叫做甲型H1N1的流感病毒，讓一個春天墜落了。從世界衛生組織到全球媒體，談“甲”色變。

    甲流，一開始叫豬流感，發生在美洲國家，墨西哥出現死亡病例，美國大面積流行，歐洲普遍受到感染，日本呈現暴發態勢。中國臺灣、香港出現感染者，只有內地保留著一片凈土。

    敞開的國門，人員往來不絕。每天有40萬~50萬人從世界各地進入中國大陸。

    國人盯著口岸，會不會輸入病例？誰是首例輸入者？首例會在哪個口岸叩關而入？出入境檢驗檢疫成了第一道防線。

    甲型H1N1流感患者從感染到發病需要2至7天，在這潛伏期內，感染者體溫正常，沒有臨床癥狀。在沒有癥狀的情況下，檢驗檢疫部門如何御“敵”于國門之外？

    這是在圍城之中尋找寓言。記者想到葉芝的兩句詩：“但愿這片土地有福，但愿這座高塔更加有福。” 

    ●采訪時，他的背后是幾排空著的座椅，一堵墻。但我知道，在他身后，是一個人才濟濟的團隊。

    ●在北京局首先解決的是思想認識。他說：“觀念和文化認同了，辦法自然就有了。但觀念總是有些虛，理解要一個過程，所以，我的許多想法，只在大會上說，不急于落實到文件上。”

    4月25日，質檢總局發布《關于防止甲型HINI流感疫情傳入我國的緊急公告》，首都大門把關重任仿佛從天而降，悄然壓在齊京安的肩上。

    4月26日，在北京局防控領導小組會議上，他說：“從今天起，我的辦公室就在機場。”

    機場開始對來自疫病流行區的旅客測量體溫，要求他們填寫健康申明卡，提供國際旅行信息和后續聯系電話。

    五一長假期間，他在首都機場，他在現場指揮。

    他說：“當時，入境程序增加，現場擁堵，旅客有怨言。吸收了上海蛇行排隊的方法，仍然解決不了問題。北京的情況跟上海不同，首都機場是大玻璃幕墻，光照之后，迅速升溫，測量體溫時，誤判多，造成二次排查的人數上升，影響通檢效率。不行，我們調整柜臺避光。”

    現場辦公，就這么瑣碎。

    5月2日，他接到電話，說中央電視臺新聞會客廳李小萌記者要采訪他。

    采訪在首都國際機場航站樓展開。鏡頭前的京安局長侃侃而談：“第一，對有臨床癥狀的人，我們做到能發現。第二，監測到有臨床癥狀的人，我們知道如何處置。第三，我們建立了一套完善的防控機制，實施嚴密監管。”

    接著，跟其他嘉賓一起漫談國外疫情動態，我國各部門的防控準備。你一言我一語，非常順暢。那一份輕松，安撫了國人的耳目。

    節目最后，李小萌問道：“京安局長，假如，我是說假如，我國第一例輸入性病例就從你們把守的空港進入，你該怎么辦？”

    他的心頭緊縮了一下，表情依然鎮定，沉著答道：“如果體溫異常，就要進行初篩初診，隨后與疾控中心鏈接……”

    事實不幸被李小萌言中了。

    5月10日，京安局長和往常一樣，白天到機場嚴密巡查，現場處理各類問題，晚上8點多，帶著一身的疲憊回家。剛剛到家，電話響了。

    據衛生部消息，中國內地出現了首例甲流病例。他是四川人，30歲，在美國讀博士，回家完婚。5月8日從美國取道日本回國，進境口岸就是——首都機場！

    京安說：“當時，我的腦子一下子就蒙了！”

    眼前的事實是，這位甲型H1N1流感病毒攜帶者在首都機場未被成功截獲。

    我們要追問的是，他在過境時有沒有癥狀？如果當時體溫已經異常，依然闖關而入，那么，檢驗檢疫部門難辭其咎。

    京安局長坦言：“畢竟我是當兵出身，抗擊打能力強。經過片刻的驚恐之后，很快就冷靜下來。現在，重要的不是個人責任，而是盡快找到問題的癥結。如果不是我們的疏漏，趕快澄清事實，不能讓整個質檢部門背黑鍋。如果是我們的疏漏，就要趕快補救，因為大量的境外人員每時每刻都在入境。”

    他在車上，電話指揮調查。機場回話是，5月8日23時56分，這位甲型H1N1流感病毒攜帶者乘坐的美國西北航空公司NW029航班停靠北京機場T2航站樓。

    “趕快調閱他的入境記錄。”

    錄像從機場調出來了，“記錄一切正常。兩次體溫測試均為37攝氏度。據了解，他在國內的下一站是四川成都。5月9日上午10點50分，從北京飛往成都，13點17分抵達成都雙流機場，感覺不適，在成都就診，查出甲型H1N1流感病毒弱陽性。樣本正在送往國家最高研究機構……”

    京安局長連夜趕到總局向總局領導匯報。

    5月的微風，溫暖中夾著芬芳，芬芳中夾著一絲異味。那一夜，他和他的團隊沒有一個人睡覺。

    5月11日，所有電視臺都播放了那一段錄像。

    甲流防控難，不光難在國門是第一關，更難在國家要求對疫區和疫病流行區都要嚴格控制。這一要求，體現了我國政府對人民生命健康高度負責的態度，符合國際慣例，但是，與一些國家的做法不盡一致，引起了這些國家來華旅客的質疑和責難。

    檢驗檢疫必須服從大局，現場人員需要忍辱負重。京安局長說：“我們定了兩條：不爭論，不解釋。因為我們執行者，無權解釋，只能罵不還口，沉默為王！”

    他說：“面對不可預測的風險，我只能說，我盡力了，出問題也沒有遺憾。但是，所有的壓力都落在了一線！在機場，經常看到我們的年輕人日夜奮戰，疲憊不堪。我的眼淚就忍不住，覺得如果我做不好，對不起大家！”

    話是這樣說，他對干部職工的要求是很嚴的。

    危難之時，微笑是一頁永遠不會被誤讀的繪畫，是人人都能讀懂的世界語。檢驗檢疫人員戴著口罩工作，他說：“口罩擋不住微笑，擋不住熱情。我們要用嚴密的監控守住國門，要用周到的服務溫暖人心。”

    即便承擔著巨大壓力，微笑依然是首都機場檢疫檢驗人員最常見的表情，成為流感肆虐中的溫馨一幕。

    站在首都機場現代化航站樓的幕窗前，眺望一架架飛機頻繁起降，藍天擁抱著陣陣轟鳴，擁抱著悠閑的云翳。齊京安的心中無限欣慰。

    流程不斷優化，不斷固化，不斷標準化，不斷機制化。這便是精神財富。他們邊干邊總結，形成文字，在迷霧中尋找方向，在反復中摸索規律性，建立規范。

    他說：“即使在最緊張的時候，我們也沒有忘記積累資料，把目光投向長遠。預想到，如果到了下一波秋季大流行，我們就會拿出一個完備的實戰規程，那個時候就能處變不驚，遇事不慌。

    “防控甲型H1N1流感，我們的得意之筆是與北京CDC（疾控中心）的無縫對接。

    “每天有100多架飛機，每架飛機上有一、二百人。我們把每一位旅客的資料及時傳到北京CDC。這就跟打仗似的，許多方法都是實戰中逼出來的。

    “入境旅客的資料，每隔幾小時就向CDC移交一次。我們創新移交模式，改為傳輸電子版，大大提高了效率。先用普通掃描儀，太慢。不行，不能讓信息鏈在我這里梗阻。后來，采用先進的設備，掃描速度像點鈔一樣，一秒一張。按此測算，一次性購進7臺，每臺機器每分鐘可錄入30至45頁，徹底打通了信息傳輸瓶頸。”

    一個入境人員從踏入我國國門之時算起，幾小時之內，街道居委會會上他家去回訪，詢問他發不發燒。

    “中國人的行動怎么這么快！”這個效率，發達國家的旅客也很詫異。

    緊張的工作結束了，感慨灑落一地，那是汗滴的綻放。

    京安局長說：“大家非常懷念那一段時光。開會做決斷，快刀斬亂麻，決定的事抓落實，齊心協力，沒有人扯皮。那才叫執行力、戰斗力哩！用一個數字足以說明：首都機場甲流截獲率達到43%。”

    美國是‘甲流’重災區，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的研究人員做了一個數學模型，分析認為，在口岸現場查驗出一個感染者，后續可以減少34個感染者。1∶34，由此而節省的后續治療費用，數額驚人！

    這個學院把中國首都機場作為一個案例，2011年春節期間，他們在清華大學研究人員陪同下來到北京局。看到成套數據，他們嘆服。訪問回國后，拍回一份電報，說：“你們應該為你們取得的成績而驕傲！”

    風格即人。

    假如說部門體制是一個函數式，領導人是一個自變量，那么我認為，體制關不住領導者個人的風格。打造精品工程，折射出京安局長的精細風格，而精細的基礎是精算。

    做任何事，首先從查找問題開始。任何一個亮點都是從發現缺點開始。比如，為民服務創先爭優，實行三亮三創三比三評。他認為，“亮職責”比“亮身份”更重要。他要求每個基層黨組織和共產黨員抓住正在做的事情，不要另搞一個體系。圍繞工作對象不滿意的地方，查找工作中的不足。關系群眾利益的缺陷，小題也要大作，在細微處注入情感、采用實招。提出的改進措施就是公開承諾的內容。

    在理念與制度之間，他的思考放在理念上。總局有規定的，照規定辦，因為我是直屬局。總局沒有規定的，就去研究。研究的第一步是尋找參照標準。有現成的標準，拿來就行了。

    循著這樣的思路，加上“三位一體”綜合行政管理體系的底子，北京局的工作特別流暢，運行特別順暢，心情特別舒暢，照著規矩走，不需要看領導的臉色行事，也沒有太多的磕磕碰碰，大家的微笑是發自內心的。

    財務算賬是線型的，管理算賬是立體的。在機關管理坐標系里，縱軸是工作的目標，橫軸是各種資源，通過精準的計算，合理地配置資源。算定了，吃準了，強力推行。

    在實施層面上，他的章法是：胸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有全局，就是要明確方向，讓大家知道團隊的核心理念和努力方向。有典型，就有抓手，知道怎么用力，讓大家看得見、摸得著。他抓的典型就是首都機場檢驗檢疫局。

    這個局的人數隨著中心任務而波動，高峰時有800多人，常態下有500多人，占全局人數三分之一強。在那樣極其敏感、極其復雜的工作環境下，它要么是先進，要么是事故窩。它是窗口，又是關口；是源頭，又是龍頭。是龍頭，就有示范效應。

    首都機場局給自己的定位是：國門第一哨。京安局長形象地說：“你們是總局的臉，北京的臉，中國的臉。這個臉丟不起，必須嚴格管理。”

    謀事，必須上級、班子、群眾三個積極性形成合力。

    2007年，首都機場局希望打造先進單位。2008年正式提出創建先進單位。2009年開始準軍事化管理。

    對國門衛士進行準軍事化管理，這是首都機場局的首創。京安局長說，這件事有個由頭。

    奧運籌備期間，一位中央領導視察首都機場，巡視了口岸各家隊伍。到最后，齊京安聽到這樣的評價：領導說檢驗檢疫人員的精神狀態不大好。

    難道咱們的人沒精打采？他來到一線查詢。原來，領導拿我們跟海關、邊檢隊伍比，海關、邊檢行的是軍禮，檢驗檢疫行的注目禮，給人的感覺不佳。

    不行！我們要搞軍訓。這件事就從旅航檢疫人員抓起，開展軍訓。關起門來，一訓就是7天。7天下來，整個隊伍的儀容儀表、精神面貌就是不一樣。一開始，訓練敬禮，大家不習慣，相互取樂，嘻嘻哈哈。領導一帶頭，大家漸漸地就嚴肅起來。幾天的軍訓，就有了巨大的變化。

    有一天，時任首都機場局局長的楊杰同志到軍訓宿舍轉轉，樓道里一個處長端著洗臉盆準備洗衣服，見了局長，起了本能反應，下意識地立即放下面盆，“啪”地行了一個標準的軍禮。

    2009年10月，‘甲流’疫情基本結束，首都機場局開展了全員軍訓。實行日交接，周例會，月講評。2010年，首都機場局的準軍事化管理模式在窗口單位中推行到北京西站檢驗檢疫局、北京國際展覽檢驗檢疫辦事處。目前，在需要的場合，他們會自動列隊、報告、行禮。

    對別人的禮敬，樹的是自己的尊嚴。鐵的紀律固化了服從與執行的意識，它對人的塑造，有著出乎意料的效果。

    京安局長說：“現在，凡是集體活動，機場局和其他機構的人一眼就能看出來。他們的站姿坐姿標準、整齊。這個區別，我坐在主席臺上看得出來。給我的感觸挺深，我打算2012年在全局開展準軍事化管理。”

    耳聞此情，記者聯想到彌爾頓《失樂園》中的話：“心靈擁有其自我棲息之地，在其中可能創造出地獄中的天堂，也可能創造出天堂中的地獄。”

    以準軍事化訓練為切入點，首都機場局機關文化建設也搞得有聲有色。2011年“七一”，他們搞了個詩歌朗誦會。文學讓枯燥的工作升華了。

    工作一旦與詩意、與哲理結合，辛勞就會自動為幸福作出承諾。

    青年職工孫健寫了一篇文章《小站》，回顧自己的成長經歷和心路歷程，在重復的單調的工作中，在喧囂的嘈雜的旅檢通道上，在風險與委屈之間，他是怎么以標兵為榜樣，在克服困難中默默地自我修煉。

    京安局長說：“首都機場局這個典型是我比較欣慰的。”

    近年來，首都機場局先后受到了黨中央、國務院的表彰，獲得了首都文明標兵單位稱號。奧運之后，他們走上了人民大會堂莊嚴的領獎臺。

    離開北京的那一天，記者在首都機場T2、T3航站樓里，在有形的、無形的網中行走徘徊。過安檢的時候，脫掉外衣，衣領和褲帶都被儀器“嘀嘀”地檢索，我想到的是，支撐著繁榮的是安寧，支撐著安寧的是精細管理。在這個橫切面上，呈現的是北京局乃至中國檢驗檢疫人的信仰、目標、經驗和能力。

    首都機場檢驗檢疫局的變化，是以文化人的結果。

    什么是文化？

    京安局長說：“文化，就是這個人的味兒，這個單位的味兒。它是經過內在積淀，自然散發出來的。經過一次大會戰之后，用心收藏那些感動過多數人的事，用心捕捉那些不應該被丟掉的東西，就是文化。通過否定來肯定，在實踐中揚棄，告訴大家，什么是主旋律，什么是價值認同。”

    文化不是點綴，而是安身立命的精神。

    京安局長認為：“文化建設的核心是領導班子，靈魂是一把手。一個單位人心渙散，根子在班子，班子鬧矛盾，根子在一把手。一把手的問題有兩個表現：一是執政能力弱，二是太霸道。一把手本身就處在強勢地位，假如沒有私心，就不應該、也不會出現這兩個極端。”

    矛盾來自于分歧。他對待不同意見的辦法是：班子集體討論，大家不認可的不實施。他說：“事業是共同的事業，意見不統一，以說為主，只說不做，等大家接受了再推行，就會事半功倍。”

    權力之爭，核心是用人權。他說：“干部任用，主渠道是競爭上崗，北京局已經搞了4批。”

    他到北京局工作，第一件事就是修改干部管理辦法。這件事有個緣由。北京局每年7月份向干部職工開展問卷調查。這個調查設計很實，對局黨組滿意的方面列舉3條，不滿意的也列舉3條，每個人集中說6條。第一年搞問卷調查，反映比較集中的3個問題中，有兩個與干部工作有關。對干部任職年齡限制、實改虛年齡扛扛有意見。黨組會爭論激烈，開得很熱鬧。討論來討論去，讓大家充分發表意見，最后，他取了一個折中的辦法，大家心平氣順。

    允執厥中，調和矛盾，成本最低。誰說這不是領導藝術！

    京安局長深有感觸地說：“你尊重別人，別人才會尊重你。一定要充分吸納每一位領導成員的智慧。黨組會不僅僅是個程序，更是一種民主的保障。行政機關實行首長負責制，設立黨組干什么？就是限制一把手的權力，防止重大問題個人說了算。有些文件你能簽，有些問題你無權決定。硬要大筆一揮，下邊辦了，矛盾慢慢地就滋生了。”

    會前的醞釀是非常重要的環節。他的方法是，提出一個設想，逐一征求意見，把每個人的意見記下來。一開始，領導成員的意見比較分散，綜合起來再征求意見，一般情況下，經過兩輪就可以上會了。出于公心，不先入為主，人事問題就不會產生矛盾。大多數人同意，執行起來就沒有雜音，沒有私怨。

    他說：“誰都喜歡聽表揚的話，但是，坐在一把手位置上，老是聽不到批評，發現不了問題，心里不踏實，有一種懸空的感覺。聽到干部職工的批評，我就警惕。發現存在的問題，我就興奮。我相信，當面說問題的人，背后不會說。當面說好話的人，背后不一定給力。當面指出問題的人，哪怕話說得難聽一點，也是為你好，至少客觀上在幫助你。這個理念想通了，聽到尖銳的批評也不會痛苦，不會惱火。”

    領導干部做事，應該有一種高于職位要求的價值追求；領導干部處世，應該有一種高于職位進步的人格提升。

    從2011年開始，北京局的問卷調查加上了對黨組的滿意度測評，回收的有效票800多票，滿意的占70%，一般的占20%以上，有7人不滿意，這是正常的。在提出的意見中，有一人講領導干部有官僚主義作風。

    “官僚主義！這個帽子不小，我很吃驚！”

    上網查詢，百度上講了官僚主義有20種表現。他下載了，在黨組會上一條一條地對照檢查，分析來，剖析去，最后找到了癥結。其實，他這樣做的意義不在于找出癥結，而在于警示領導成員。

    那20種表現就是20條警戒線。

    采訪已經進行三個半小時。

    窗外，暮色在輕輕地合圍。窗幔上的薄暮云霞已漸漸褪色，換上了霓虹的閃爍之光。室內的人，仿佛有些動感。

    我知道，按照領導干部的思維，講過班子，接著要講隊伍了。

    他說，總局局長支樹平提出了抓質量、保安全、促發展、強質檢的要求，落腳點是強質檢，如何做強，就要從人員隊伍抓起。

    “我的得意之處是崗位練兵！”他說，“奧運會演習是有腳本的，我提出，我們要搞無固定情景的演習，這就是崗位練兵。我們‘三位一體’綜合行政管理體系上講的技術能手是練出來的，我們的年度先進是比出來的。崗位練兵已經開展了3900多人次。”

    “為什么這么嚴？”

    “北京局是不允許出事的！因為北京太敏感了。”他的目光投向遠方，感嘆道：“崗位練兵是我的一個心愿。我希望北京局走出去的人具有真才實學，有真本事。”

    北京局還有一項文化建設活動就是個性化培訓。2011年搞了三項：一是培訓新聞發言人，每個單位培訓兩個人。二是公務禮儀培訓。他們準備請的老師是為國航培訓中心授課的。三是特殊服務技能培訓。

    “什么是特殊技能？”

    “就是工作職責之外的技能。比如，各機構人員都要學會一些普通人不會的常見醫療急救技術，包括心肺復蘇、急救包扎等。旅行中有的疾病不會治療，至少能夠作出定性判斷。你是國家的檢驗檢疫官員，你在場，老百姓指望著你。”

    人員培訓的核心是檢測技術。過去魏傳忠局長在任時期，北京局提出了“借船出海，借梯上樓”的理念，與科研院所合作，把先進科技植入檢測技術之中，上了兩個大平臺：一個是熒光PCR技術，一個是芯片技術。現在，他們正在上第三個平臺：納米瓷珠檢測平臺。

    “中科院的研究成果多，轉化少，我們就緊扣應用環節，往實處抓。已經應用了5個成果，確定了應用技術路線圖。我們把納米磁珠技術引入檢測技術之中，它的優點就是對檢測對象物的吸附精確度高。這是對科技應用最前沿的跟進。”

    飛行質譜是近年興起的蛋白質組學研究前沿技術。總局買了5臺儀器，分到5個局開發。北京局拿到一臺，鄭重地把它交給兩個博士后開發。

    “一般情況下，我們的檢測是對樣品中已知物進行定性定量分析。應用中最大的障礙就是，儀器只會顯示出一堆圖譜，我們不能識別。現在就是要識譜，讀懂它，縮小搜索空間，精確打擊。目前，我們已經識別并描繪了一萬多種物質圖譜。在總局領導下，我們倡導聯合開發，成果共享。”

    談到科研，京安局長思緒紛呈，話語的鑰匙不斷地為記者打開一扇扇門。許多前沿科學名詞，記者孤陋寡聞，無法筆錄，只能卻步了。

    ●一切科學都以數學為基礎，一切決策都以數字為依據。檢驗檢疫憑技術執法，拿數據說話。他說：“我從事財務工作多年，對數字敏感，凡事都要算一算。”

    ●他說：“一位老師告訴我，前人的做法中充滿了智慧。尋找的路徑無外乎四個字，就是古、今、中、外。如果把古今中外搜索遍了，還找不到辦法，就去研究。”

    采訪進入尾聲，轉入輕松的話題。

    我說：“京安局長，聽說在‘甲流’期間，《人民日報》記者說，您的名字中包含著‘北京平安’。能請教一下您的名字的意思嗎？”

    他呵呵一笑：“我生在北京，老家是河北武安，父親給我取名為京安。是教導我不要忘本吧。”

    “工作之余，您有什么愛好嗎？”

    “我沒有特別的愛好，業余時間喜歡看大片和各類講座。”

    “看大片？比如好萊塢大片，比如《空軍一號》《刺殺總統》《阿凡達》《2012》。”

    “看！都看了。”

    我也有這個愛好。我覺得，歷史的大事撞擊著庸常的歲月，發出裊裊的回音。這回音被濃縮在電影之中，散發著人生智慧。

    京安局長說：“這些災難片、動作片、大場面的片斷，讓我有一種亢奮感。當然，不純粹為了刺激，更多的是體驗，在特殊情況下怎樣應急處理。我時常會問自己，假如我是片中人，我此時該怎么辦？從中積累見識和經驗。在制訂‘甲流’應急預案過程中，許多細節就是看大片時受到啟發的。”

    “在讀書方面呢？”

    “我看書很雜。雜而不專，但雜有雜的好處，就是時常會有頓悟的感覺。知識是人生的最佳模具，可以塑造人。”

    “領導的思維是一個單位最重要的模具，可以改變單位形象。”我說，“最后，還有一個問題我一直不理解。您跟我談了三個半小時，都是您在說話，我注意到，您一直沒有喝水。您的杯蓋一直沒有打開。”

    他笑了笑，說：“不是特異功能。其實，我聽會時也會一杯接一杯地喝水。不喝水，反映我性格中的一面，就是做事特別專注，集中精力把一件事做好。我這人做事追求完美。”

    說話間，他挪動了一下他的杯子。這只不銹鋼茶杯朝著我的一面沒有字，現在，經他一旋轉，我看到了幾行字。我的心中有所感悟：對人對事，要有一個全面的認識，必須從不同的角度去觀察。看來，我對齊京安局長的采訪還是非常片面、非常膚淺的。

    《中國國門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