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風知勁草

    ——訪安徽檢驗檢疫局局長姜宗亮

    本報記者 繆傳真

    編者按

    在質檢事業發展的歷史進程中，涌現出許許多多辛勤耕耘、涉獵廣博、造詣精深的各級領導干部、專家學者和一線質檢工作人員，他們在各自崗位上以其智慧和汗水不斷取得新成績，無怨無悔地傳承著激蕩人心的精神特質。他們用奉獻、忠誠、責任，擔當起中國質檢事業，擔當起中國出入境檢驗檢疫事業，譜寫出了一曲曲平實而激越的感人樂章。

    遵照國家質檢總局局長支樹平“樹立剛正廉明的依法行政形象、樹立科學權威的技術執法形象、樹立可親可信的人民質檢形象”的要求，“愛在崗位·質檢人物”欄目將視線進一步拓展到口岸一線……

    ●他說：“人們的理想總是高于現實，食品安全問題正是如此，總是消費者的期望值引領著管理水平。”

    ●他說：“這么多年，跟中外記者打交道，我的體會是，實事求是，跟記者講真話，讓記者了解真相。記者了解了真相，他們自然會傳達給公眾。”

    一陣陣和風，輕輕吹過號稱歐洲屋脊的阿爾卑斯山脈，掠過風光旖旎的日內瓦湖天藍色的鏡面，在綠樹掩映的白色建筑物前盤旋。風，卷動著世界貿易組織總部大樓前的“萬國彩旗”。

    “萬國彩旗”中有一面五星紅旗，飄揚著，若隱若現地指向一座古老的建筑。

    第51屆WTO/SPS年會正在那里召開。此刻，各國代表都把目光聚焦到中國代表團的席位，一位五十開外的中國人正在發言。這個人身材魁梧，表情溫和，氣質沉著，語調從容。他一邊演講，大會秘書處一邊演示著中國代表團提供的PPT文件，會場上回蕩著他的聲音，桌面上不時傳來“嘩啦”聲，那是與會各國代表翻閱著與他演講內容相關的文字材料。

    他用聲音、圖片、文字三種載體，同時傳達著中國食品安全管理制度的信息。

    在他發言之后，世界動物衛生組織、世界銀行和歐盟等國際組織做出積極回應，對中國實施的食品農產品安全區域化管理體系給予高度評價。

    世界銀行代表稱贊道：“中國的做法非常出色！中國建立的食品安全區域化管理體系，內涵與APEC會議備忘錄提出的要求完全一致。”

    這個場景發生在2011年7月5日，地點是瑞士日內瓦WTO總部，人物是山東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副局長姜宗亮。

    實際上，在出國前，他已接到了履新任命。回國后，7月28日，國家質檢總局局長支樹平把他送到安徽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局長的崗位上。

    一年后的2012年8月18日（星期六）傍晚。在安徽省城合肥，在風景秀麗的包公園清風閣附近，一座小橋引渡、四周環水的茶亭，一方茶幾上，擺著一壺紅茶，茶香四溢，慢慢地蕩開了姜宗亮局長的思緒……

    食品安全的三次浪潮

    時光倒退30年。

    1982年，姜宗亮同志從山東輕工學院輕化工系工業發酵專業畢業。在統招統分制度下，他被分配到設立在青島的原山東商檢局。聽說姜宗亮同學分到省商檢局，他的老師非常高興，說：“商檢局好哇！儀器設備都是進口的。到這個部門工作，你學的食品工程專業派上用場了。”

    老師的話激蕩著他的一腔熱血。那時候，大部分老百姓還在溫飽線上徘徊掙扎，人們對食品的第一需求是數量，而不是質量，甚至不是衛生。“食品安全”完全是個陌生的字匯。追求食品產量，食品工程人才當然大有作為。

    那年8月的一天，宗亮告別了父母。父親對他說：“社會上每個人都在走著自己的路。與別人同行，你不能指望所有的人都對你好。對你不好的人，你要學會寬容；對你好的人，你要知道感恩！”

    他提著母親為他準備的沉重的行李，從濟南乘上慢如蝸牛的火車，經過七八個小時的行程來到青島。入學報到的《通知書》上說，商檢局就在火車站附近，他想象，安裝著世界一流儀器設備的單位肯定非常氣派。于是，他拎著行李以仰視的目光在火車站周圍尋找高樓大廈，轉了幾圈之后又回到原點，在一棟不起眼的樓房前，他問一個人：“請問商檢局在哪里？”

    那人朝他身后一指：“喏，這不就是嗎？”

    他再仔細一看，這幢樓的門面跟馬車店沒有什么兩樣，但是牌子是千真萬確的。這位給他指路的人就是商檢局的，從事檢務工作，后來還經常提到這件事。

    宗亮對記者說：“這就是理想與現實的落差！人們的理想總是高于現實，食品安全問題正是如此，總是消費者的期望值引領著管理水平。”

    歷史注定要把宗亮同志與食品安全緊緊聯系起來。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國際組織和發達國家認識到食品工業飛速發展帶來的弊端，感受到化學品濫用對食品帶來的危害，于是，在不到半個世紀里掀起了食品安全管理的三次浪潮。第一個浪潮把食品安全推向規范化管理的軌道，第二個浪潮把食品安全推向科學化管理的軌道，第三個浪潮把食品安全推向法制化管理的軌道。

    三次浪潮的第一朵浪花就是，1969年聯合國食品法典委員會（CAC）借鑒美國在藥品質量管理上的經驗，制定出臺的《食品衛生通則》，建立了良好衛生規范（GHP）和良好操作規范（GMP）。立法者認為，規范了硬件，規范了工人，也就規范了食品生產管理過程。

    這股浩浩蕩蕩的世界潮流，拍擊著漸次開放的中國國門。不能不說，30年前的中國人思想意識是功利的，為了出口創匯，中國對食品安全“管理之劍”首先指向出口食品生產企業。

    宗亮從事進出口食品檢驗監管工作，正趕上食品安全管理的第一次浪潮。1984年10月15日，我國頒布了《出口食品廠、庫最低衛生要求（試行）》。從此，中國食品安全管理緊隨世界潮流，追趕時代步伐，走過日新月異，卻又跌宕起伏的30年。

    30年不平凡的歲月把他磨煉成一位系統內外知名的“專家型領導”，在他身后留下“從政”和“治學”兩串足跡。

    點克球酚事件

    經驗來自于閱歷，成果來自于探索。

    記者：“姜局長，您在分支局、在直屬局、在國家質檢總局機關工作過，特別是參加或主導了多次對外食品安全談判，有微觀的經歷，中觀的指導，宏觀的思考，您認為，對食品安全管理影響最大的因素是什么？”

    宗亮局長堅定地說：“實踐！說到底，探索解決食品安全之路是一個實踐問題。我們可能是實踐的機會多一點，在實踐中遇到的問題多一點，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得到的指導多一點。經歷得多，遇到難題總是要思考，要解決。尤其是眼前一片漆黑的時候，就會本能地尋找光明，尋找出路。有些路子是根據國際發展趨勢，借鑒國外先進經驗來的，但是，更多方法是我們立足于中國國情和區域經濟特點，在實踐中逐步探索出來的。”

    記者：“比如說……”

    宗亮：“比如說，山東省農產品出口150多億美元，占全國四分之一以上，自2000年起連續12年全國第一，并且仍然保持著兩位數的強勁增速。大家認為山東是農業大省，又是沿海地區，口岸距日本、韓國比較近，出口量大是理所當然的，很少有人去研究歷史，分析山東農產品出口優勢是怎么形成的。”

    記者：“怎么形成的呢？”

    宗亮：“其實，30年前，山東和遼寧、河南的食品農產品出口量差不多。后期，山東能脫穎而出，主要是外貿企業受到國外技術性貿易措施困擾的關鍵時期及時地化解了技術壁壘。在這方面，毋庸置疑，我們檢驗檢疫部門是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這里有一個故事。”

    上世紀80年代初，遼寧從美國引進“AA”肉食雞，養殖之后加工出口。這種貿工農一體化的產業鏈具有很強的外向帶動作用。在羊群效應影響下，這個產業很快從遼東半島傳播到山東半島。山東省最早出口大宗農字號產品就是冷凍“AA”肉食雞。

    為什么后來山東的肉食雞出口量反而超過遼寧呢？主要是應對國際市場的食品安全標準的方式不一樣。1990年，日本提出，在進口肉食雞中不得檢出克球酚。克球酚學名二氯二甲吡啶酚（Clopidol），是一種禽類防治球蟲病的常用藥，成本低、效果好、使用方便。當時可供選擇的禽藥少，如果不用克球酚，養殖有一定難度。

    日本在口岸抽樣檢測，中國的凍雞肉大量被檢出克球酚，一檢出就退貨，退了貨還要通報到原國家商檢局。

    一次次通報，一次次對日交涉，國家商檢局急了，于是發出通知，今后凡是被日本檢出克球酚的企業一律吊銷出口衛生注冊號。并且，要求各地商檢機構對輸日肉食雞一律實施批批檢驗。“批批檢驗”這個詞就是那時提出的。

    1991年，宗亮同志正在濰坊商檢局掛職，負責這方面工作。濰坊市昌邑縣有一家外貿冷藏廠一批凍雞肉被日本檢出克球酚。濰坊商檢局執行國家局規定，吊銷了這家企業出口注冊編號。于是，企業停產，原料停收，雞農受損。那時是分散式的農戶養雞，一個企業下面連帶著數千家養雞戶。

    吊銷企業出口注冊號后，宗亮同志一直牽掛著這件事，很想到企業看一看，看看他們是怎么整改的。兩個多月后，他去了企業，企業負責人陪他看了已經停產關閉的車間后，又帶他來到一個村莊，看了一家養雞戶。這家四口人，養了近兩萬只雞。簽約加工廠不收了，他們只能繼續飼養，主人一天天地投料，肉雞一天天地長大，雞越大越賣不出去。

    一家人的憂愁掛在臉上！

    這時，省內的另一家企業過來收購。這是典型的買方市場，收購時，每斤比昌邑外貿冷藏廠壓價兩毛錢。按一只雞五斤重，每斤差兩毛，一只雞就相差一塊錢，兩萬只雞就少了兩萬塊。在當時，這不是小數目，相當于折了兩個“萬元戶”。

    宗亮說：“當時，我正好在場，看到這一家兩個大人帶著一兒一女兩個孩子，忍痛割愛把雞裝上車。車往外走，一家四口人依依不舍地跟著走，邊走邊抹眼淚，像送殯一樣，一直把拉雞的車送到村口，仿佛被人搶走了兩三萬塊錢！”

    記者：“這事件對您的觸動很大？”

    宗亮：“非常大！可以說改變了我的人生觀念。這次昌邑之行令我感到很沮喪、心情很沉重。在回來的路上，我就想：我們的工作對象不僅僅是企業，而是牽涉到千家萬戶，涉及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吊銷企業出口注冊證易如反掌，可企業停產，苦了百姓。如果日本人檢出一例克球酚，我們就清除一個肉雞加工廠，他一批批地檢，我們一批批地清除，這樣坐以待斃，用不了多長時間，山東的、中國的肉雞產業就會全部毀滅了。如果我們把關把到老百姓都掉淚，那還要我們干什么？日本人卡我們的脖子，我們這些從事食品安全監管的人不想辦法，國家培養我們干什么？我們最熟悉外國的標準法規，我們不想辦法破解，誰想辦法呢？所以，從那以后，我就把處理食品安全問題的著力點放在探討怎么解決問題上。幾十年來，這個觀念始終沒有改變。”

    從那之后，宗亮同志就開始研究如何應對國際市場的食品安全標準。在他看來，制約食品安全最關鍵的要素并不是落后的技術，而是落后的習慣。克服落后的習慣必須由點到面，慢慢推開。

    諸城的基礎好一些，他們就在諸城搞試點，從千家萬戶養雞變成集約化飼養。在工廠化條件下，從育種、商品代飼養進行封閉式管理。諸城外貿的老板事業心很強，決心很大，很快建起了自屬種雞場、商品代雞場、飼料加工廠，并新建了屠宰車間，建立和完善了防疫體系，在相對封閉的環境下做到了“統一供雛、統一供料、統一防疫、統一收購、統一屠宰加工”。經過一段時間探索，感覺這種模式既可行也有效，能從根本上解決售藥殘留問題。

    這時，宗亮局長在濰坊商檢局的掛職期結束了，1992年回到省局任副處長，繼續從事食品檢驗監管工作，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諸城的經驗在全省大力推廣。

    當時，形成了一條不成文的規定，凡是達不到諸城養雞場標準的，一律不得對日出口。這樣，在很短的時間內，山東的出口肉食雞質量管理模式就改變了，日本市場也漸漸恢復了。后來，山東局將這一管理方式歸納為“五統一”模式。

    記者：“1992年，我到諸城看過那里的凍雞出口，他們宣傳模式是‘公司＋農戶’。”

    宗亮：“‘公司＋農戶’的模式，是諸城貿工農一體化初期創造的經驗，但隨著國際市場的變化，這種方式顯然不適應了。后來改為‘五統一’的養殖加工一條龍。不僅諸城改了，全省加工出口肉食雞的企業都改了。通過這種模式的改革，攻克了技術性貿易措施，質量安全有了保障，日本的客戶紛紛跑到山東進貨，山東的出口肉食雞漸漸發展成全國的龍頭老大。”

    《參考消息》透露的美國“消息”

    說到山東出口凍雞如何在困境中崛起，姜宗亮局長接著向記者講述了山東出口水產品的故事。

    雖然是沿海省份，但是山東的水產品養殖業并不發達。上世紀80年代末，山東沿海漁民開始養殖對蝦，很快形成特色產業。經過幾年的高密度養殖，池塘的水質和環境發生變化，對蝦發病率居高不下，養殖風險增大，效益銳減。到90年代初，對蝦養殖業漸漸衰落。一時間，山東水產品出口量急驟萎縮，原來的加工企業利用冷凍設備從國外進口原料搞來料加工。說來也巧，鱈魚來料加工產業也是從遼寧引入到山東的。

    當時，山東與遼寧的水產品加工出口業基本是在一個水平線上，一個偶然的因素使山東的出口水產業發生了質的飛躍。

    記者：“什么偶然因素呢？”

    宗亮局長淡然一笑，神情依然沉浸在回憶中：“1995年12月，美國總統克林頓簽署了一個聯邦法規，名字叫《水產與水產加工品生產與進口的安全與衛生規范》。這個法規規定，在美國凡是13人以上的水產品加工企業必須建立危害分析與關鍵控制點（HACCP）體系。自1997年12月18日起，在美國的水產加工業和進口水產品的境外生產企業必須強制推行HACCP計劃。像這樣的法規，在美國、歐盟等發達國家經常會出現，通常不會引起太多人注意，況且在中國更沒有太多人關注此事。但還是有細心人！當時我剛從濰坊局第二次掛職回山東局任處長，我們從事水產品檢驗監管的科長叫顧紹平，他現在已經是國家認監委注冊部主任。1997年初，他在《參考消息》看到美國的水產品HACCP法規即將頒布實施，就提醒我們應該引起關注。為了徹底搞清美國水產品HACCP法規的來龍去脈，山東局專門派顧紹平同志赴美國FDA學習，他也不負眾望，短短幾天的時間不僅掌握了HACCP原理，而且拿到了美國FDA授權培訓師資資格證書。為我們開展企業培訓奠定了基礎，也為山東水產業發展迎來一個新的機遇。”

    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

    雖然沒有上級的要求，出于職業敏感和工作責任心，山東局通過研讀這篇“參考消息”，窺破了其中包含的美國將對輸美水產品設置技術性貿易措施的“消息”。如果我們不能滿足美國的要求，將來對美出口水產品必定受阻。

    正如“肯定列表制度”折射出日本人的心理陰影一樣，HACCP明顯地打上了美國文化的烙印。

    日本人用“列表”的形式對食品安全隱患布下天羅地網，企圖畢其功于一役。美國人非常務實，他們只控制關鍵點。到后文就會發現，姜宗亮局長的食品安全管理理念更務實，他提出區域化管理，把復雜的源頭化整為零，一塊一塊地收拾干凈，干凈一塊認證一塊，這叫積小勝為大勝，實為兵法之道。

    話說20世紀60年代，美國科學家在宇航食品加工過程中探索建立了一套“危害分析與關鍵控制點（HACCP）體系”，保障宇航食品安全，隨后美國把HACCP體系應用于低酸性罐頭食品生產。1993年聯合國食品法典委員會（CAC）正式把HACCP納入《食品衛生通則》。在我國，HACCP首先應用于山東省出口水產品企業，與姜宗亮、顧紹平等人對西方文化的敏感、接納與吸收能力直接相關。

    從美國取回“真經”后，他們開始在出口水產品加工企業培訓。第一期HACCP培訓班選的是青島企業。青島是個水產品加工企業集中的地方，第一期通知了36家企業來參加培訓班。

    出口放行權在商檢，商檢辦班，能不來嗎？

    宗亮局長回憶道：“確實，這多少帶有強制性，企業不愿意接受，認為這是給他們添麻煩，增加成本，抵觸情緒很大。我們說這是幫助你們規范管理。企業說，你們不是搞了衛生注冊嗎，注冊考核不是有一套標準嗎，為什么還要再搞什么HACCP？

    我們只好千方百計做工作。一期HACCP培訓班不需要多長時間，但是，在企業建立HACCP體系需要很長時間。我們一邊繼續辦培訓班，一邊幫助企業建立體系。在幫助首批企業建立體系的時候，培訓班已經辦到第三期。這期間，黃島有一個企業叫三洋水產，香港獨資企業，總經理姓莊。有一天，三洋水產來了個美國客戶，在和莊總閑聊的時候問他，你最近忙什么呢？莊總說：‘哎呀，別提了，可讓商檢局把我們折騰壞了，整天搞什么HACCP計劃。’‘什么？’這個美國客戶怕翻譯翻得不準確，讓他寫出來，然后，又讓他把體系建立情況大致講了一遍。美國人非常吃驚，因為在美國雖然有了法規，但還沒有普遍推廣。當時，這個美國客戶二話沒說，就說：‘這樣吧，從現在開始，你生產的水產品我全包了，并且每噸給你增加100美元。’莊總心想，天下還有這么好的事！他非常激動。看來這個HACCP還挺管用。美國客戶走了，他下午就坐船從黃島趕到青島，把這個消息告訴我。說的時候還抑制不住興奮。我說：‘好了，從下一期培訓班，請你給我們現身說法。’從那之后，每次培訓班莊總就到現場講一講他的經歷，宣傳效果比什么都強。”

    山東局HACCP培訓班一共辦了六期，到第五期、第六期，國家局就要求山東局把培訓范圍擴大到全國的出口水產品企業，但山東畢竟早行動了半年。

    宗亮說：“中國的第一份HACCP認證證書是我簽發的。那時候連證書是個什么樣子都不知道，我們從美國人那里要了個樣本，重新設計，自己制作。當美國水產品法規生效的時候，別的地方水產品進不了美國市場，唯有山東的能進去，美國客戶紛紛到山東來訂貨。這也是羊群效應帶動了產業發展，慢慢地山東水產品加工形成了一個產業集群。”

    無源頭管理源自一次破天荒

    山東蔬菜出口一直穩居全國第一，年出口蔬菜一億多噸。

    記者：“從自然條件看，全國很多地方都盛產蔬菜，為什么山東出口蔬菜能做成這么大的產業？”

    宗亮：“這里有區位優勢，日本、韓國客商來山東采購比較方便，但是，山東的出口蔬菜也是在克服重重壁壘中發展起來的。”

    記者：“當年，山東的輸日冷凍菠菜受到過日本農殘標準的限制。”

    宗亮：“那個時候我在國家質檢總局進出口食品安全局，我多次和日本談判。出了問題就去談判，每次談完了之后，握著手說，保證不再發生類似問題了，于是日本放開市場。隔了幾天，又檢出農殘超標。日本市場又關閉了，日本一封關，我們的蔬菜就出不去，全國各地的企業都在呼吁，讓我們盡快想辦法打開市場。企業找，地方政府也找，領導就讓我們再去和日本談，我們的壓力非常大。就這樣翻來覆去將近兩年的時間，把我們折騰得心力交瘁，焦頭爛額。在總局食品局的日子真的是不好過！沒完沒了的談判，談到最后感覺到非常疲憊，有一種很無助、很無奈的感覺，包括日本厚生省的談判代表也是這個感覺。連續不斷地談判，我們和對手彼此都很熟悉了。在談判茶歇的時候，雙方代表放松一會兒，聊聊天。日本人說：‘姜先生，我們這樣談下去沒有意義。你堅持讓我們修改標準，可我們厚生省根本無權修改，因為那些標準都是國會通過的。你的產品要想進我們的市場就要適應我們的標準，你的企業不提高農殘控制水平，靠我們這樣扯來扯去解決不了問題。’日本人說的是真心話。”

    記者：“也是大實話。”

    宗亮：“其實，我早有這個感覺。回來后，我就向總局領導如實匯報。領導說，那有什么辦法？我提出建議，我們從源頭抓起。具體地說，就是建立‘公司+基地’的管理模式。”

    記者：“‘公司+基地’模式就是在這個背景下提出來的？”

    宗亮點點頭：“后來，我們搞了一個《輸日冷凍菠菜農殘控制體系運行規范》。這在中國食品安全管理史上是破天荒的一件事！作為國家部委的質檢總局，針對一個進口國，一種商品，制定一部二級法規，這是非常罕見的。法規司打破了立法程序上的障礙，支持我們，總局分管領導葛志榮副局長果斷地批準發布了這個規范。”

    記者：“只有從一點突破，才能打破僵局，探出路子。”

    宗亮：“規范搞出來了，需要找個地方試行。找了好幾個直屬局讓他們推廣，他們都沒有積極性，感覺太復雜，太嚴格，沒辦法實施。”宗亮局長自嘲一笑，“沒有辦法，我從山東來的，那就在山東推廣吧。推廣了不到一年，我們就把機制建立起來了。后來，再到日本會談時，底氣就很足了，我主動邀請他們來看我們的源頭管理。”

    經過申報和考核，全國第一批有27家企業達到總局制定的《體系運行規范》，當時這27家企業都在山東。2004年的春天，在北京召開了一次“中日食品安全研討會”。

    “那個會議是由我主持，與會人員有日本厚生省官員、日本客商，也有中國企業代表。會上，有一個日本著名大公司駐中國代表向我發難，他說，為什么這27家企業都在山東？言下之意是我偏向山東。我說，標準都是一樣的，不存在區位的概念，只要達到標準，無論這個企業在哪里都是可以通過的。”

    記者：“實際上這27家企業既是試點，也是全國的示范。”

    宗亮：“從那以后，日本凍菠菜進口商基本上都到山東去了，國外的客商都把山東當成一個品牌，慢慢地山東蔬菜就形成了氣候。”

    從“示范區”到“區域化”

    記者：“到這一步，您探索食品安全的步伐還是沒有停止。”

    宗亮局長一笑：“食品安全管理永無止境！不同時期會出現不同的問題，這是食品安全的客觀屬性決定的。無論哪個國家無論何時都無法確保食品安全零風險，人們追求的目標是把食品安全風險控制在最低水平。要做到這一點并不容易，需要用現實的挑戰推動食品安全管理體制不斷創新。”

    本來，中國就是個傳統的農業大國，從茶馬古道到村野客棧，從陸上絲綢之路到海上絲綢之路，中國的茶葉、生絲、豬鬃、腸衣出口了上千年，從沒有像現在這樣被人橫挑鼻子豎挑眼。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進入“后過渡期”之后，整個對外貿易強勁增長，國際市場出于貿易保護主義的本能，選擇了“農產品食品質量安全”這一“中國制造”的軟肋，向中國發難。日本、美國、歐盟等進口國家和地區對我國出口食品農產品實施苛刻抽檢，我出口食品農產品質量安全問題不斷遭到國外通報，針對我國食品農產品瑕疵的惡意炒作更是甚囂塵上。在國外通報的質量安全問題中，約有70%屬于農獸藥殘留、重金屬超標等源頭污染問題。

    記者：“這一次挑戰，揭示了中國食品安全管理體制中的深層次弊端？”

    宗亮：“這個弊端就是鐵路警察，各管一段，各自獨立。具體地說，我國實行的分段監管為主、品種監管為輔的食品安全監管模式，很難確保食品安全。國外頻繁的通報，給了我們一個啟示：解決食品農產品中存在的農藥殘留、獸藥殘留、重金屬、黃曲霉毒素、非食用添加劑等問題，單靠檢驗檢疫一個部門不可能完全解決。”

    記者：“回過頭來看，對食品安全的終端檢測、注冊管理、體系管理、過程管理、源頭管理等多少都帶有檢驗檢疫包打天下的性質。”

    宗亮：“現實要求我們，必須創新出口食品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管體系。2007年6月，我們在安丘市啟動了《出口食品農產品質量安全區域化管理體系》試點。后來總結為‘安丘模式’。”

    記者：“這個模式新在什么地方？”

    宗亮：“新在指導思想，它強調食品安全管理以各級政府為主導、一把手負總責；把商務、質監、農委、海關、工商、公安等相關部門職能整合到一起；以生產者為第一責任人，履行對消費者健康安全的社會責任。具體地說，就是建立政府主導、科學指導、部門聯動、龍頭帶動、全民行動‘兩導三動’工作推進機制，通過健全完善質量標準、化學投入品控制管理、農技推廣、檢測監控和組織領導‘五大體系’，強化源頭控制、過程監管、檢測驗證‘三道防線’。安丘模式是由市長掛帥、32個部門納入的龐大的食品安全管理體系。”

    記者（笑）：“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安丘模式”得到了國家質檢總局的認可。2009年10月，總局在山東濰坊召開現場會，向全國推廣“安丘模式”，推出25個地區作為首批試點。

    宗亮：“‘安丘模式’是個好模式，但在推廣過程中，也遇到了實際情況。全國很多地方不具有山東安丘那樣成片的出口基地，特別像安徽這樣分田到戶搞得比較徹底的地方，土地碎化，基地不成片，流轉成本高，很難套用安丘模式。就在推廣安丘模式過程中，山東威海乳山市提出他們的思路，得到了當地檢驗檢疫部門的支持。后來總結為‘威海經驗’。所謂威海經驗，就是以出口農產品食品的質量安全管理為切入點，對整個區域實施規范化管理，確定一個目標，這個目標就是‘五無’：在區域內，投入無違禁、管理無盲區、產品無公害、出口無障礙、百姓無擔憂。各方朝這個目標努力，在地方政府的主導下，形成合力。威海2009年建立模式，2010年農產品出口11.3億美元，同比增長31%；農民人均純收入突破萬元，增長14%。”

    從威海的“五無”，我們想到從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的過程。康德說，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不想做什么就不做什么。

    記者：“顯然，這個模式更能夠放大到全國。”

    宗亮：“因為中國幅員遼闊，自然條件復雜，很難推行一個模式，只能抽取這個模式的精髓，各自發揮。我們強調區域化的概念就是局部管理，整體推進。”

    記者：“順著您的食品安全管理理論邏輯，是不是可以梳理出這樣的脈絡？從克球酚事件中，您認識到，必須用現代工業的理念管理現代農業；從引入HACCP計劃，您認識到，抓質量安全必須抓關鍵控制點；從菠菜風波中，您悟出，必須從源頭管理，于是建立了”公司+基地“的出口農產品模式；在山東建立出口農產品區域化管理體系，從‘安丘模式’到‘威海經驗’，實際上是通過建立和完善區域化管理體系，實現食品安全的源頭治理。可以看出，《初級農產品安全區域化管理體系要求》是您的得意之筆！”

    宗亮：“不是我一個人的成果，而是一個團隊，包括山東局黨組一班人、從事這項工作的同志，還有國家認監委、總局食品局的同志，也包括地方政府和企業的同志，這是人民群眾的創造，是集體智慧的結晶。2008年國家標準委批準了《初級農產品安全區域化管理體系要求》國家標準立項。2011年5月12日正式發布了這項國家標準（GB/T26407－2011）。2011年7月，第51次WTO/SPS例會上，我們向與會的WTO各成員方代表散發的政府文件就是《中國食品安全區域化管理體系介紹》。”

    讓記者了解真相

    把一種管理模式上升為國家標準。這個標準不是來自純粹的思維邏輯，而是“實踐－制訂標準－再實踐－修訂標準”的過程。這是螺旋式上升，是良性的循環，也是理性的力量。

    有道是，一部標準勝過十萬精兵！

    因為手握“精兵”，宗亮局長對山東的出口食品農產品就有了充分的信心，這份信心讓他在處理接踵而至的食品安全國際貿易爭端時，表現得沉著冷靜、游刃有余。

    采訪中，他講述了一些處理突發事件的故事。他并不希望記者寫出來，但是，記者感到，恰恰是這些故事反映了一段真實的歷史，蘊含著智慧，提供了處理突發事件和應對媒體的經驗。

    2008年2月，在日本“天洋水餃中毒事件”發生不久，總局食品局李春風副局長從北京給宗亮局長打電話說：“日本媒體報道，日本一家經銷商委托民間機構檢測，威海輸日的鮐魚敵敵畏殘留超標。”他自己即將從北京飛往威海。

    宗亮說：“我直觀感覺這是日本人在瞎扯，在我們的管理體系中，鮐魚里怎么可能有敵敵畏呢？但是，我還是馬上趕到威海去處理。”

    他們在威海會合，首先查看了檢驗檢疫原始記錄和工廠的管理記錄，當時，宗亮同志就很有把握地說：“沒有什么問題，肯定是日本有人在故意制造事端。”

    日本媒體指出的“問題鮐魚”恰好是宇王食品與日本合資的一家企業加工的，產品生產加工過程日方代表始終都在現場。所以，宗亮同志主張采取的第一條措施就是：召開新聞發布會，請當地電視臺現場對日方代表做一個專訪，把整個生產管理過程對公眾講清楚。

    實際上就是讓日本生產者向日本消費者喊話。電視專訪一播，讓日本人自己去判斷是非吧！

    誰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姜宗亮和李春風在威海剛剛把鮐魚事件處理完，下午五點鐘，總局食品局就接到中國商務部駐日本商務處的電話，說日本正在準備召開新聞發布會，可能會公布他們在中國的包子中發現了甲胺磷。目前還不知道是哪個企業出口的產品。

    春風問宗亮：“你估計包子可能是哪兒生產的？”

    宗亮說：“有可能也是山東的，因為日本正在集中攻擊山東的食品。”

    不久，準確消息來了，果然是山東諸城一家企業出口的包子。

    宗亮苦笑道：“那怎么辦？趕緊往諸城趕。當時已經是晚上六點鐘了，因春風局長要趕回北京，我把他送到煙臺機場就直奔濰坊，趕到諸城的時間是凌晨一點鐘。那時，諸城市市長還在會議室坐立不安地等著我。因為當時以美國為首的部分國家詆毀‘中國制造’，弄得地方政府風聲鶴唳，出口企業草木皆兵，媒體恍恍忽忽。”

    宗亮同志去了以后發現，這仍是一家日本獨資企業。到現場，他們才大致了解了一些背景情況。據說，因日本一位老先生食用了仁木包子，感覺不適住院，經日方檢測所食用的包子甲胺磷殘留超標。針對這一情況，他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看同一批次的包子還有多少存貨。工廠說貨都發走了，只剩下8袋樣品。

    “把8袋樣品全部給我封存，由濰坊局派人送樣，一份送到中國檢科院，一份送到省局技術中心，一份留在濰坊局。三個實驗室連夜檢測，明天給我出結果！”宗亮局長說，“這就是垂直管理體系的好處。”

    第二天一早，他們剛到企業，一批日本記者聞訊趕來，包括《朝日新聞》的記者在內，架起攝像機，堵在工廠門口。當時，檢測結果還沒有出來。在等待檢測結果的時候，宗亮同志說要去蔬菜基地看看，他讓企業給他換了車，從后門離開了工廠，來到原料種植基地。這個企業采用的是“公司＋基地”模式，基地是他自家的。看過種植基地，宗亮同志心里有了數。

    當日下午，所有的結果都出來了，沒有一個是陽性，都是合格的。

    此時，從質檢總局到山東省政府領導都在牽掛著這一事件。總局主要領導等待一線調查結果，宗亮局長在電話里對總局辦公廳的同志說：“請你轉報領導，我們有信心跟鬼子拼一次刺刀！”

    不久，總局新聞辦向國務院新聞辦匯報，由國務院新聞辦牽頭組織日本媒體19名記者到山東現場采訪，宗亮局長全程陪同。讓日本媒體看了一圈，所到之處完全是開放式的，除了特殊工藝，其他任何地方都可以看。讓他們近距離真真切切地看，看了以后有一絲懷疑點的，讓他們再看一次，看到記者們找不出毛病。這一點，完全出乎日本媒體的意料。臨走的時候，他們說出了一個結論——“中國政府是負責任的！”

    最后，國新辦留出了半個小時的時間，讓宗亮同志接受一下記者的答疑，實際就是答記者問。

    宗亮局長對日本記者提出的問題都做了解釋。他說：“我的回答不能算是解釋，應該說是公開。我希望讓日本消費者更多地了解真相，希望媒體不要誤導。什么叫食品安全？我們要把概念搞清楚。你們談到的，有些現象已經超出了食品安全的界限了，包括天洋水餃事件，實際上那不是食品安全問題，而是刑事犯罪，也就是說，它已經超出了食品安全的范疇。”

    接著他介紹了我國的食品安全管理體系。采訪結束，他幽默地向在場的日本記者說了一句：“請各位日本記者朋友，轉達我對那位據說因吃了中國包子身體不適的老先生的問候，我不知道他現在是否已經康復，如果還沒好的話，我祝他早日康復！”日本記者會意地笑了。

    這番話，得到國新辦陪訪人員的高度評價：“這話講得非常經典。”

    從那之后，日本媒體宣傳中國食品的調子發生了變化，雖沒有完全改變，但至少不再是一邊倒地詆毀。

    宗亮說：“這么多年，跟中外記者打交道，我的體會是，實事求是，跟記者講真話，讓記者了解真相。記者了解了真相，他們自然會傳達給公眾。記者本身是有判斷力的，你越不告訴他們真相，他們就會不斷地追，不斷地挖，不斷地捕風捉影，必然會誤導公眾。當然也有個別記者違背職業操守，斷章取義。有一家日本媒體在拍攝采訪我的錄像時，特地選了我擦額頭的一個鏡頭，說：‘你看，中國官員很無奈！’但絕大部分媒體是公正的。另外，讀者也有自己的判斷。”

    還有一個例子。2008年10月質檢總局從日本獲悉，日本一女性消費者食用從煙臺北海食品公司進口的冷凍青刀豆后，感到不適。經日本方面檢測，其食用的豆角中含有高達6900PPM的“敵敵畏”成分，是標準限量的3.45萬倍。接到總局的通報后，宗亮局長立刻趕到萊陽，當時企業門口已經全是日本記者。

    “你不能不佩服日本記者的敬業精神和速度”，宗亮局長感慨地說。

    他們架上設備，用電腦直傳新聞。現場如臨大敵，在場的當地政府官員和企業代表神情緊張。

    宗亮說：“別緊張，沒什么大問題。”因為從日本通報的豆角中敵敵畏含量，他已意識到是有人在故意搗鬼，問題不會是發生在生產加工環節。經過現場核實，的確也沒有發現任何可能導致敵敵畏污染的可能性。

    按照外事管理規定，未經批準，宗亮同志和其他檢驗檢疫人員不能接受日本記者采訪。但是，越是回避，記者越是疑惑，于是，他建議省里批準分管市長和企業一道與媒體見面，通報了生產加工及管理情況，事態很快就平息了。

    宗亮說：“解決食品安全爭端，不能硬碰硬，不能遮遮掩掩，應該多溝通交流。總局和商務部組織了幾次到日本的推介活動，加強正面宣傳，這些措施都是有效的。山東還邀請了日本消費者協會，一些老太太，家庭婦女，都是消費者代表，來山東感受中國的食品安全。因為在食品消費方面，家庭主婦是很重要的群體。她們實地感受之后說，原來我們吃的中國食品就是這么嚴格管理的，能不放心嗎？”

    蒼蠅和鐵釘的區別

    這個問題是從中韓泡菜之爭說起的。

    泡菜是韓國第一菜。有人說韓國是一個站在菜壇子上的民族。在《大長今》上，我們見識了他們的菜壇子。

    2005年10月21日，韓國正式通報我國質檢總局并且在媒體公布，從中國山東威海輸韓泡菜中檢出寄生蟲卵。韓國媒體稱中國食品安全有問題。

    當時，宗亮同志剛從總局食品局調回到山東局任副局長，處理此事的任務自然落到他的肩上。

    “我不是一個人在戰斗。”宗亮局長說“接到威海輸韓泡菜中檢出寄生蟲卵事件的信息時，我們恰好在威海召開全省檢驗檢疫領導干部會議，這事自然也成了大家共同關注的問題。山東局處理這類突發事件已經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當晚，他們召開了案情分析會。威海局根據韓式泡菜的生產工藝流程和原輔料的使用情況，找出了源頭管理（包括輔料）和清洗工序兩個關鍵控制環節，沒有發現任何問題。

    宗亮局長分析：“韓國人找茬兒未找到點子上。第一，泡菜中的寄生蟲嚴格講不能算真正的食品安全問題，至多屬于衛生問題。食品的衛生、質量、安全是三個不同的概念。第二，中國出口到韓國的泡菜用的是韓國的生產工藝，中國泡菜中存在寄生蟲卵，韓國的泡菜也會有同樣的問題，消費者會產生自然聯想。韓國炒作這個問題，必定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第三，當時國際上還沒有關于食品中寄生蟲卵的衛生標準。按照國際慣例，一個國家或組織要提出一項新的要求，必須事先預告，給予一定過渡期，同時提供相應的檢測方法。這一次，韓國沒按規矩出牌。”

    當時，有人突然提出建議“何不找些韓國泡菜檢測一下，看有沒有寄生蟲卵？”一句話提醒了大家，說干就干！威海通韓國的輪渡每天幾個航班，旅客攜帶物中不乏大量韓國泡菜。

    “通知口岸檢驗檢疫人員查扣所有從韓國攜帶的泡菜！”指令發出后，很快就查獲了一大批韓國產泡菜樣品。經連夜檢測，在產于韓國的泡菜及其同類產品中同樣發現了寄生蟲卵。

    10月30日，一份書面報告直接送達國家質檢總局：“10月29日威海局在韓國輸入中國的泡菜、辣椒醬、烤肉醬等10種產品中檢出寄生蟲卵。”

    10月31日，國家質檢總局發布公告，公布了10種不合格的韓國泡菜、辣椒醬、烤肉醬及相關產品。宣布對自韓國入境的這10種產品停止入境，對已經入境的這些品牌的產品實施強制性召回和銷毀處理。

    11月1日，央視播出這個公告。當日，日本、美國宣布對產自韓國的泡菜及相關產品下架。

    11月2日，韓國SBS電視臺播報韓國外交通商部的聲明，稱中國政府為本國國民的健康著想，對這次韓國食品的檢查是很必要的，韓國尊重這次檢查。希望與中方以對話方式解決這次泡菜事件。隨后，中國外交部表示，愿意與韓國對話。

    11月3日，韓國政府稱“繼從中國產泡菜中檢出寄生蟲卵之后，在一部分韓國產泡菜中也檢查了寄生蟲卵”。

    宗亮局長語調沉痛地說：“通過這一出鬧劇可以看出，當今世界的食品安全問題是一個亂局！那么多國家，那么多政客，那么多學者，那么多媒體，甚至根本沒有搞清楚什么是真正的食品安全問題，就跟風炒作。這是最大的悲哀！”

    記者：“食品安全應該有一個大概念與小概念之分。”

    宗亮：“食品安全是政府和生產經營者對消費者健康安全的一種責任和擔保，從大概念上講，那就過于寬泛了。我曾經作為考試題目出給不同的對象回答，題目是，罐頭加工過程中掉進一只蒼蠅，是不是食品安全問題？百分之百回答：是。實際上，它是一個食品衛生問題。因為罐頭經過高溫殺菌，蒼蠅的屬性就變成了蛋白質，一般不會對消費者健康造成危害；如果罐頭里面掉進一枚鐵釘，無論經過多么高溫殺菌它還是一枚鐵釘，誤食后就會對消費者造成危害，因此它是一個食品安全問題。泡菜中的寄生蟲卵與前者類似，屬于衛生問題，經過長時間發酵和工藝處理，寄生蟲卵并不會對人體構成危害，否則韓國人祖祖輩輩奉為美食的泡菜不會有這么強的生命力。由此，可以看出，韓國把泡菜中的寄生中卵作為食品安全問題攻擊中國，是犯了一個常識性錯誤，不是別有用心就是無知。”

    記者：“您為什么說當今世界的食品安全問題是個亂局？”

    宗亮：“我指的是拿食品安全說事兒，許多所謂的標準并不是為消費者著想，而純粹是為了設置技術性貿易措施。歐盟的蜂蜜標準、歐盟固執地堅持茶葉檢測方法就是典型例子。蜂蜜中抗生素含量不得超過0.1ppb，相當于一個標準的游泳池裝滿水，滴入一滴抗生素，就算全部不合格。按這個標準，歐洲市場的許多礦泉水都可能不合格。中國人喝茶喝的是茶湯，檢測農殘應該用茶湯法，但歐盟要求必須把茶葉研成粉末檢測。”

    “日本的情況也很明顯，我曾經應邀在日本的大阪和東京做過兩次演講，都直截了當地指出，日本的‘肯定列表制度’犯了一個常識性的錯誤。對一部分農用化學品設立了嚴格的限量，其余的按一律標準‘不得檢出’。按照這個邏輯，一旦檢出就視為不合格，毫無疑問，這是無限度的盲目放大了食品安全概念。我說，你們日本有幾個消費者知道ppm、ppb是什么概念？老百姓只知道合格與不合格。按你的標準，一旦檢出就是不合格，不合格就是不安全，不安全就不能買。”

    “你定了這個標準，就意味著大量的安全產品被打上”不安全“的標記，接著是退貨、銷毀。銷毀本身是對資源的浪費，又有誰計算過焚燒貨物對地球的污染有多大？你制定出那么多苛刻的標準，逼著供應商一次次進行檢測，造成了檢測實驗室殘留液對地球二次污染，這不同樣是對子孫后代犯了罪行嗎？”

    “我講過之后，有位在場的中國朋友說：‘講得好，太解氣了！’我說，不是為了解氣，我們要講道理，講科學，打著科學的幌子搞標準，那是偽科學！外國人攻擊中國食品安全問題，我們不能保持沉默！中國政府解決食品安全問題決心是大的，成效也非常顯著，在這么短的時間里，想了這么多辦法，很不容易。所以，我們在聯合國發言是有底氣的。”

    采訪過程中，宗亮局長陪同記者吃了一頓簡餐。他一直在說，記者一直在記，舌尖上只留下思想的韻味。吃了什么，完全沒有在意。

    包河因包拯而得名，包拯因無私而著稱。包河出產一種特別的蓮藕，特別之處就在于藕中無絲。可惜，水質污染，這種無絲之藕早已絕跡了。

    也許，無絲之藕以自己的滅絕在無聲地呼吁，食品安全生產者和管理者都應該樹立無私之心，負起社會責任吧！

    采訪手記

    在技術上，他是高級工程師，中國檢驗檢疫科學研究院第一屆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青島農業大學食品科學與工程學院客座教授。主持完成“進出口食品安全衛生監控體系的研究”、“出口農產品風險預警及食品安全衛生監控體系的研究”、“中國現代出口肉類官方獸醫體系建立及應用”、“中國現代出口蔬菜食品安全體系建立及應用”等研究項目。著作有《韓國食品安全法規與標準譯編》（2004）、《歐盟食品衛生與官方控制新要求》（合著，2006）、《＜初級農產品安全區域化管理體系要求＞理解與實施》（主編，2011）、《花生中黃曲霉毒素的污染和控制》（合著，2012）。

    采訪中，宗亮局長沒有談及個人發展。記者搜索百度資料得知，他先后擔任山東商檢局副處長，濰坊商檢局副局長（正處級），山東商檢局處長，青島檢驗檢疫局副局長，山東檢驗檢疫局副局長（其間曾任國家質檢總局進出口食品安全局副局長），安徽檢驗檢疫局局長。

    這種以學術為根基，不放棄專業追求的“學而優則仕”，正是作為技術執法的檢驗檢疫部門很多領導干部的共同寫照。

    《中國國門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