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壓力之下，由家樂福引進中國的農產品可追溯體系建設風起云涌。但記者調查發現，距離真正意義上的“可追溯”，家樂福目前的可追溯農產品還只是“看上去很美”。
近日，記者采訪發現，有趣的是，對這樣一個體系竟然存在著兩種涇渭分明的觀點。有專家認為，農產品可追溯機制是農產品質量控制歷史上的一次革命；而另一些專家和業內經營者卻認為，這只是一個噱頭，因為從實用角度出發，在目前中國國情下，這是一個成本高昂的體系，并不適用于推廣。
家樂福賣場里的特種肉菜
十年前，家樂福將其農產品質量可追溯體系引進中國，“家樂福品質體系”開始被中國人所認識。這樣的一個先行者，農產品可追溯體系的建設情況達到怎樣的水平了呢？
12月17日下午，在家樂福北京中關村店，記者在“家樂福品質體系”牌子下的特種蔬菜柜臺上，發現了北京方圓平安食品開發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方圓平安)和北京歐閣有機農莊科貿發展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有機農莊)的產品。兩家公司的產品包裝上都印了一行特殊的編碼——追溯碼。
不同的是，方圓平安的產品上貼有北京市農業局監制的“產品質量安全追溯標簽”(以下簡稱追溯標簽)，標簽上除了常規的品名以外，還有包裝日期、生產標準、保質期，更重要的是有一個20位的數字編碼，名稱為“產品追溯碼”。根據包裝上的說明，記者隨意撿起一盒辣椒，用手機發短信到一個號碼為 “10669500010”的信息中心，回復的短信為“您所查詢的內容暫時不存在，請核對后重新查詢……”。
在北京市農業局專門開設的關于農產品可追溯體系的網站上，該公司的部分盒裝蔬菜信息沒有顯示。
有機農莊產品的品名、生產日期、保質期和企業自己的溯源編碼則印在一張黃色紙片上。該公司的追溯手段是一部400電話，記者多次撥打，經常無人接聽。該產品包裝上還有公司地址和網址，沒有顯示產地。在其公司網站使用追溯碼查詢，終于可以獲知該產品的產地和地塊信息。
在北京家樂福方圓店，北京天安農業發展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天安農業)的“小湯山”牌蔬菜(以下簡稱小湯山)和北京青圃園菜蔬有限公司的“留民營 ”牌蔬菜(以下簡稱留民營)，包裝都貼有北京市農業局監制的追溯標簽。用手機發送兩家公司蔬菜外包裝上的追溯碼，獲得的短信回復顯示是這兩家公司的產品。在北京市農業局網上利用追溯碼查詢，基本上也只能查詢到公司名稱，對于產品的生產履歷等信息，網站上的信息顯示，只能前往公司查詢。
記者曾經走訪過家樂福北京雙井店、廣渠路店、馬連道店、望京店、天通苑店，同樣都發現了以上四家企業標簽的蔬菜，查詢可追溯碼所獲得的信息，和上述幾家超市尋找到的產品的查詢信息大致相同。
不過，家樂福北方區總經理蓋一曼(EmmanuelGaches)對記者表示，以上產品不屬于家樂福品質體系的產品。他介紹，“家樂福品質體系”是家樂福超市的一個自有品牌，在北京，其產品只有三種：豬肉、蜜柚和三文魚，其質量標準由家樂福控制。
12月25日，在家樂福北京雙井店，蓋一曼帶領記者參觀了其品質體系豬肉和蜜柚柜臺。兩個柜臺均屬于專用柜臺，產品外包裝上也沒有追溯碼。蓋一曼表示，每天送來的豬肉都屬于某一批次的產品，消費者關心家樂福是否能夠控制好質量，而非追溯來源。
在該店的豬肉冷藏室，鐵架上掛著兩類還沒有分割的豬肉，其中品質體系豬肉用紅色的塑料薄膜包裝，豬皮上寫有一串數字，但分割成小塊后由于沒有追溯碼，不能分辯是哪頭豬身上的肉。蓋一曼說，如果消費者一定不相信柜臺里的豬肉的可追溯性，甚至可以單獨要求從冷藏室還沒有分割的豬白條上割一塊走。
追溯標準各不相同
國際食品標準委員會(CODEX)對可追溯的定義是：“能夠追溯食品在生產、加工和流通過程中任何指定階段的能力。”國際標準化委員會(ISO)的定義為：“可追溯性是指通過記錄的標識追溯某個實體的歷史、用途或位置的能力。”
一家跨國超市公關經理曾告訴記者，其店內有一種特殊的儀器，通過這個儀器，輸入產品外包裝上的特殊編碼，不僅可以查到直接的供貨商，而且還可以查詢到產品的產地、施肥和施用農藥的記錄等有關信息。
12月17日下午，記者在家樂福中關村店、方圓店和國展創益佳店發現，沒有任何的儀器可以查詢其店內貼有追溯碼的蔬菜生產履歷，詢問“家樂福品質體系”產品的追溯問題時，也只能獲得營業員關于質量上絕對放心的保證。記者在包括上述三家店在內的家樂福北京八家門店走訪發現，四家提供可追溯蔬菜的供貨商追溯標準也不統一。
天安農業、青蒲園和方圓平安的盒裝蔬菜的追溯系統依靠北京市農業局設立的信息中心來實現，在其外包裝上所留下的20位數字的追溯碼可以通過發短信和上網查詢獲得追溯信息，但其信息只能證明是某家公司提供的蔬菜，并不能提供更多細節。
在2009年3月和12月的兩次采訪中，透過外包裝上的追溯碼，都無法依靠短信在北京市農業局設立的信息中心查詢到方圓平安公司的蔬菜信息。在相隔八個月的兩次采訪中，記者都就方圓平安遇到的問題與北京市農業局和方圓平安方面進行溝通，獲得的解釋都是方圓平安的網線斷了，在公司生成的資料無法上傳。但天安農業的生產部經理王福東告訴記者，其追溯碼是由北京市農業局設立的信息中心的計算機系統隨機生成，只有掌握終端的公司向信息中心上傳信息，才能夠獲得由該中心計算機系統生成的追溯碼。
歐閣有機農莊負責技術的高管沈福慶說，該公司蔬菜追溯方式是使用企業自己的追溯碼，沒有和北京市農業局的信息中心連接。在家樂福商店內只能通過撥打該公司的400電話人工查詢產品信息，但記者多次撥打無人接聽。購買該公司盒裝蔬菜產品回家后，能夠登錄該公司網站查詢，但僅僅是該公司提供的單方信息。
記者還發現，北京市農業局的可追溯系統和農業部農墾系統所設立的農產品可追溯系統并不兼容。而歐閣有機農莊的追溯系統與北京市農業局和農業部農墾系統的追溯系統更是無法兼容。沈福慶表示，該公司是一家全國性的公司，只能采用一個統一的追溯系統，而全國各地實行農產品質量可追溯機制的城市追溯系統各不相同，他們無法加入任何一個系統，只能自己建立一套系統。
目前更多是宣傳策略？
有專家說，農產品可追溯體系是一場偉大的革命，但很多人并不這樣看。天安農業總經理林源表示，他的公司實行可追溯生產以后，每年的成本比以往增加100萬元左右，但只有15種蔬菜實現了可追溯，“最大的成本就是組織成本，主要就是現在一家一戶的小農戶生產，很難控制，我們在全國有22個基地，9 個技術員整天在基地跑，人力成本受不了”，“一家一戶的小農生產要牽扯我80%以上的精力，這是一個高成本的體系。”
畢業于普林斯頓大學的經濟學博士、在國內從事有機農業生產和銷售的張東(化名)談起家樂福的農產品可追溯體系時的反應是：“第一，家樂福及其供貨商能不能保證信息采集的客觀公正？如果不能保證信息記錄的準確性和錄入時不被修改，那還有什么意義？第二，家樂福及其供貨商能不能保證整個加工和運輸過程的可追溯性？第三，我們現在面臨嚴重的信任危機，有幾個消費者相信這個可追溯系統？這套系統能不能做到真正的可追溯？”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副院長鄭風田則說，歐洲之所以能建成這個體系，得益于農產品企業的大規模化。中國一些農產品生產企業的規模不大，農戶、小作坊太多，目前很難管理。
全國城市農貿中心聯合會會長馬增俊表示，目前超市蔬菜有90%來源于批發市場，只有不到10%由基地直接供應；而蔬菜零售中，早市、農貿市場和社區便利店占了總量的70%，連鎖超市僅占30%。北京平時的蔬菜自給率只有40%左右，必須依靠全國各地的配送，超市每天適時進貨和補貨的方式需要從批發市場進貨，如果每天從全國各地補貨進京速度很慢，路費也不夠。
從這些情況看來，要實現真正的“可追溯”，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新聞背景
方興未艾的可追溯熱潮
中國農業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胡定寰說，家樂福是國內最早引進農產品可追溯體系的大型超市，其于1999年引進該機制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與食品安全的壓力有關。
隨后，農產品可追溯體系開始在中國萌芽。2001年7月，上海市政府頒布了《上海市食用農產品安全監管暫行辦法》，提出了在流通環節建立“市場檔案可溯源制”。這是迄今為止在政府層面上對農產品可追溯機制最早的描述。
2004年爆發的“蘇丹紅事件”成為農產品可追溯體系的有力推手。
農業部于2005年前后開始在農墾系統開展農產品可追溯試點，而北京、上海、廣州、杭州、寧波、青島、成都等城市最早從2001年起已經高調宣布實行農產品可追溯機制，以應對被曝光得越來越多的食品安全問題。
胡定寰說，2004年以來，農產品可追溯體系一直是政府層面的熱門話題，從國家到地方有關食品安全方面的科研項目，80%以上與農產品可追溯機制有關。
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地區的中心城市以及合肥、武漢、南寧等城市競相宣布各自區域農產品的可追溯預期。2008年4月27日和11月5日的相關報道顯示，在商務部主持下，除了家樂福外，百聯集團、中百倉儲、武商量販、中商平價、蘇果、北京華普、沃爾瑪等全國60多家大型超市全面加入農產品可追溯體系。
農業部農產品安全監管局監管處專家張繼新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電話咨詢時表示，農產品可追溯體系目前在農業部正處于探索階段，農墾系統在 2005年前后啟動了可追溯體系的建設，初期參與的企業有50家，后來每年都有新的企業加入。迄今為止，參與的企業沒有發生過任何事故，社會認可度也比較高，政府也比較容易監管。
張繼新介紹，除了農業部農墾系統在試點外，主要是一些比較大的城市在進行試點，還沒有全國鋪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