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理價與版面費差價千元不等
行有行規，這般差價不是章齊國一個人定出來的，代理價通常在對外的版面費價格上減去百元至千元不等。為了讓章齊國有更好的選擇，師兄把“行規”交給了他，這也是“找接班人”的最大價值所在——資源傳遞。
所謂“行規”是一個上面有著近百家學術期刊的匯總，這份文檔中包括刊物名稱、級別、刊物所在領域、每版字符數、價格、主管部門以及刊號。最重要的是，上面有代理價格以及編輯聯系人、電話、QQ、匯款行賬號。
從文檔上可以看到，在CSSCI類別中，6000字3個版的代理價是4200元，版面費即對外價通常是5500元；7000字3個版的代理價是5800元，對外價是7000元。北大核心類別中，4000字2個版的代理價是3700元，對外價是4300元；3600字2個版的代理價是2800元，對外價是3200元。國家級類別中，2800字1個版的代理價是500元，對外價是700元；2400字1個版的代理價是400元，對外價是600元。省部級刊物3000字1個版的代理價是300元，對外價是500元；4000字2個版的代理價是400元，對外價則是600元。
這份只有幾百字的文檔，從CSSCI、北大核心、國家級到省部級刊物應有盡有，其代理價和版面費的差價分別是1000元左右、800元左右、300元左右和200元左右。學科領域則多以教育教學、醫藥醫學為主，其中不乏一些知名的核心期刊。
如此生財可比章齊國想象的簡單，如同論文代理都知道的一句話“所有上知網的論文，均需要抄襲率30%以下，否則不予錄用”，這是最低要求。而在一些期刊雜志的“編輯”那里卻是最高要求。
一次，為了在某社科學術刊物上代發一篇論文，章齊國找到一個陌生“編輯”，隨口一問：需要審稿嗎？對方說，“當然要，英語、體育的不要。”這話留有余地又不失和氣。
和陌生“編輯”的頭幾回接觸中，“編輯”繼續對他有所保留，“文章質量有保證是前提”。不過，章齊國和另外一位“編輯”的交流則讓他徹底放寬了心。
這位國家級教育期刊的編輯向他透露，檢測系統竟然是“照妖鏡”，這讓他哭笑不得。“照妖鏡”是網上一款使用較為廣泛的檢測論文抄襲的軟件，它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檢測文章是否引用了百度等外網搜索引擎上的內容，而對于一些學校圖書館內部論文資源庫存有的資料則難以搜索和檢驗。
章齊國很詫異：“要是這么簡單，我自己從學校論文庫里下載幾篇拼湊一下就成一篇論文了。”
這位“編輯”會心一笑：“要求本來就不高。”
摸熟了路子，章齊國發現，國家級及其以下的期刊，只要是代理推薦來的文章一般都能上，即便是在版面不夠的情況下，正文也很少進行修改，只將摘要、參考文獻給去掉。如果抄襲率過高或者正文內容也需要壓縮，“編輯”一般會把文章返還給代理找作者進行壓縮，但不會斃稿。
上線“編輯”也是代理，學術期刊之間稿件互代
起初，章齊國以為“編輯”只是履行自己在編輯部任職的正常工作，只有代理從中漁利。和做了6年“編輯”的吳宇在電話里聊得多了，他才發現“代理對于一些學術期刊而言猶如再生父母”。
“我們需要你們(指代理——記者注)來養活我們。”吳宇對章齊國說。
通常情況下，外行人認為版面費的交易行為只有兩方，一方是作者，另一方是學術期刊編輯部。現實中，一般學術編輯的運作很難和代理絕緣。據吳宇了解，如果沒有代理方，學術期刊編輯部要么是稿荒，要么是稿子多得來不及挑選。
“單純依靠編輯部的力量的確很難完成現有的工作。”一位省部級學術期刊的“編輯”羅玉良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在編輯部的來稿郵箱中，每天有幾十封的投稿，但編輯部一般不會采用。平日里羅玉良的工作重心也不是約稿，而是“審閱”代理給的稿件。
“我們要做的是培養更多專業的‘腳’。”羅玉良說，有了章齊國這樣成百上千的代理后，整個學術期刊的流水線才得以閉合，流水線上的學術文章加工生產才得以順利且有節奏地進行。
代理成了“編輯”的腳，這種頗為默契的合作帶給羅玉良的，并非僅僅順利且高效地完成編輯工作。
未曾謀面的“編輯”的真實身份究竟是什么，章齊國剛開始并不清楚。生意做了幾個月，他才知道，這些人大多確是一些學術期刊的編輯，但他們通常還具有另外一個身份——“代理”。“編輯”自己本身也是代理，這聽上去有些玄乎。
吳宇對章齊國說，“不兼職我們會餓死。同樣是本科畢業，我們一個月只拿3000元的工資，好歹咱也是個知識分子。”在自己刊物吃飽的同時，羅玉良利用自己手頭的期刊資源以及約稿能力，給其他刊物“代理”論文。
聽到這兒，章齊國發現這就是一盤自欺欺人的生意：“編輯”內部之間做代理，我給你供稿，你給我代理費，你給我供稿，我給你代理費，兩邊的刊物也都蓬勃地活著，而交易的產物——論文卻乏善可陳。
利益空間大，一張空白的用稿通知書也能賣錢
在這盤自欺欺人的棋盤上，章齊國開始變得聰明，除了代發論文，他開始拓展其他業務。就是一張幾分錢的紙也能給章齊國帶來利潤。
一些高校院系在評定獎學金時，考慮到學生的論文已由雜志社確定發表但還未刊發的情況，便將學術期刊編輯部的用稿通知書當做該文未來數日內必發的憑證，并按論文已經發表計入評定分數。
一些學生想獲得獎學金的“名”，又不能臨時抱佛腳寫論文，便不惜重金拿到這樣一張空白的用稿通知書，寫上自己的大名，交給評定小組。章齊國看到了這一點，商機就此產生。
和“編輯”打成一片后，他在沒有論文的情況下，也可以拿到一沓期刊社的用稿通知書，他便把這些通知書當做商品賣給有需求的學生。只要客戶拿到獎學金，章齊國便不費工夫拿到400元。
章齊國自己的兩次獎學金便是通過這樣的方法拿到的。這些用稿通知書蓋好學術期刊編輯公章，著作人、發表日期等需要填寫的位置均留白。“編輯”對他說，畢竟是老客戶，合作機會多。他們這樣做也省得每次都給代理快遞通知書。
“編輯”也會主動地向他介紹更多的業務，一般是“賣書號”。“編輯”通常以“價格便宜”作為誘餌，讓代理幫他們大肆宣傳：一書一號，非叢書號，國家級27000元，省級14000元。
即便有再多的業務來往，章齊國對“編輯”仍抱有一絲警惕。和“編輯”的交流方式一般僅限于QQ，除此并沒有別的聯系方式。一旦代理費寄了出去，對方沒回話，或者發在一本非正式出版物上面，他便很難向客戶交代。結局只能是自己把錢墊上退給客戶。
為把風險降到最小，章齊國每次和“編輯”交流時都會打開中國知網(CNKI)上查詢編輯所說的學術刊物是否存在以及是否正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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