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是我帶兒子回來想要尋找的東西。”姜濤說。
在兒子的教育上，姜濤有很深的思考，也很有計劃性。
“中國的父母都是要傾盡全力給孩子一些東西的，這是沒有辦法的，反正要給，那么給什么就顯得很重要了。”姜濤說，“我們根本不知道孩子長大的時候會面對什么樣的生存狀態”，因此，“我們要給孩子那些將來無論環境發生什么變化都能應對的最基本的素質”。他覺得這些能力應該包括解決問題的能力、創新的能力、溝通的能力、合作的能力、搜集信息的能力、解讀金融和經濟知識的能力以及全球觀念和本土參與能力等等。
回國、進入普通學校，是姜濤教育計劃中“本土化”的一部分，他希望兒子能認同中國文化，能認同自己其實是個中國人。
現在，姜濤覺得這“本土化”的計劃不能再繼續了，因為他看到兒子“會說流利的中文，但是文字中沒有自己的觀念；可以破解很難的奧數題，但是已經體會不到快樂”。
同樣是逃離應試教育，姜濤的痛苦是雙倍的。因為他是帶著希望和期盼把兒子交給學校的，但現實是，他的期盼只實現了小小的一部分，換來的卻是他對繼續這樣下去的恐懼：“我現在給孩子的可能是對他將來沒有用的東西，而對他有用的那些東西我現在卻給不了他。”姜濤說。
有人說，中國的教育是：希望進，絕望出。
這恰恰是姜濤目前的狀態。
“我要讓孩子在最好最正確的教育資源里尋找未來生存的答案。”姜濤開始考慮把他的一攬子教育計劃中的“國際化”的部分提前。
姜濤已經物色好北京順義的一家國際學校。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在這所國際學校的幼兒園里看到這樣一幕：孩子們都已經離園，老師卻忙了起來，他看到一個老師正在挖開教室門前的沙坑，然后把一個個“恐龍蛋”埋進去。姜濤不解，老師回答，小朋友第二天會在玩沙子的時候“意外”地挖出恐龍蛋，“孩子們一定很欣喜”。
“我被這個老師感動了，我在老師身上看到了希望。”姜濤說。
逃離的路費很昂貴 這樣做到底值不值
人們把這種進入國際學校接受教育的方式稱為“本土留學”，因為免去了出國留學種種不確定的風險，近些年這種方式成為不少低齡留學者的選擇。
其實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很多家長像楊寓晨的媽媽和姜濤一樣，認為孩子應該有國際視野，適當的年齡應該到外面去看看。只不過這個“適當的年齡”已經有越來越低的趨勢。有媒體統計，今年我國低齡學生出國留學人數達到近年來的最高峰，赴海外讀高中的學生比往年增加兩到三成，高中畢業參加“洋高考”赴海外上大學的學生，比往年增加一成多。
與那些還在應試教育中苦苦掙扎的孩子相比，楊寓晨和姜濤的兒子似乎即將進入“世外桃源”。但這個“世外桃源”的入門費用可是不低，按照目前市場上的普遍價格，國際初中的費用大約是每年四五萬元，國際高中的價格要更貴，每年大約6萬~10萬元。而且，從國際中學畢業后，只有出國讀大學一條路，再回到中國教育體制內參加高考是不可能的，這意味著要花更多的錢。
跟真正的出國留學相比，進入國際學校的費用還相對較低，但是對于大多數工薪階層來說，一年近10萬元的費用還是很高。
花這么多錢，讓孩子早早離開國內的基礎教育，這個逃離是不是太貴了？
姜濤的回答應該很有代表性。
“真正讓我決定讓兒子逃離應試教育的還不僅僅是怕壓力、怕累。”姜濤說。
“中國和外國的教育真正看出差別的是在孩子進入大學以后，”姜濤說，國外的孩子進入大學之前都是在玩兒，在“不全面地發展”著，但是進入大學后，經過一年時間的思考，很多人在大二鎖定了一個自己夢想的專業。然后這些孩子就會突飛猛進地發展，短短的幾年內就能在自己的領域內達到很高的水平。
“同樣是大學，國內的學生剛上大一時，懵懵懂懂比較安靜，但是到了大二就開始玩兒了，很少有人認真思考自己的專業、自己的興趣，真正把心思放在某個領域上。”姜濤說，這就是不同，人家開始學了，我們卻開始玩兒了。“我們十幾年的基礎教育就是以進入大學為目標的，孩子們進入大學的門后，反而不知道該干什么了。”
如果說楊寓晨的媽媽和姜濤正帶著孩子奔跑在逃離應試教育的路上，那么周志興先生應該算帶著兒子逃離成功了。
周志興和愛人都是做文字工作的，他的愛人曾經在上個世紀80年代寫下了膾炙人口的小說《女大學生宿舍》。
“兒子從一年級開始上的就是國際學校”，周志興說。
他有3個孩子，最大的孩子大學已經畢業，老二正在上高二，都是在應試教育中歷練過的。周先生對孩子的教育曾經非常困惑，他不知道應該給他們選擇什么樣的受教育方式、選擇什么樣的學校、選擇什么樣的專業、怎么才能讓孩子既學到知識又有好的品質。為此，當小兒子到了上學的年齡時，他決定換一種教育方式，直接把孩子送入了國際學校。
國際學校有很多方面周先生都很認同：“孩子不用上課手背后面了”、“孩子班里一共十幾個人，上課圍成一個圈坐”、“孩子可以隨便提問”、“可以走來走去，甚至可以坐在講臺上”。
最讓周先生動心的是：“跟其他孩子比，兒子的眼神都不一樣了。” 本報記者 樊未晨 實習生 崔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