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旋律的三次變遷
重溫中國經濟發展的時代背景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的主旋律經歷了三次大的轉變——從20世紀80年代的“速度和效益兼顧”到20世紀90年代的“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再到2007年“十七大”上提出來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中國質量萬里行
文/蕭 峰
“速度和效益兼顧”
1984年4月30日，特區深圳。當地標志性建筑國貿大廈主樓封頂的時候，比預計的工期整整提前了一個月。工程師羅君東回憶往事，感慨萬千，他說：主樓開建后，先是7天建一層樓，后來速度提升到5天、4天一層。自第30層，則開始持續以驚人的3天一層的速度蓋樓。而當時香港的最快速度是5天一層，美國的最高速度是4天一層樓。
“深圳速度”自此叫響。不久，“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大標語就貼滿了全國的大街小巷。
也就在這年的10月，十二屆三中全會上，會議一致通過《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提出：進一步貫徹執行對內搞活經濟、對外實行開放的方針，加快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
學者葉楊分析，深圳創造的“深圳速度”，當年作為一個高速度高效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概念而深入人心，其時代意義在于它不是建立在高指標、國家大量投資、行政命令、人海戰術等方式的基礎上的，而是積極運用商品經濟內在規律的結果。
而彼時，由于受長期封閉的計劃經濟體制和意識形態影響，經濟資源的配置權掌握在國家計劃中，資源配置不按市場規律，導致國有企業普遍不景氣。甚至，姓“資”姓“社”還是一個敏感的政治問題。
兩相對照，“以80年代國企的普遍不景氣為標志性事件，1985年之后，以經濟效益為中心推動國民經濟發展的政策開始轉變，‘速度和效益兼顧’成為響亮的口號，也成了那個時代的主旋律，這是中國經濟發展方式的第一次轉變。”中央黨校教授張建君分析。
“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為中國開啟了一個新時代。“九五”計劃期間，中國明確提出“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這一命題，成為經濟政策新的主旋律。
經濟學家吳敬璉認為，所謂經濟增長方式，就是指推動經濟增長的各種生產要素投入及其組合的方式，其實質是依賴什么要素，借助什么手段，通過什么途徑，怎樣實現經濟增長。經濟增長方式，從增長機制看，有粗放型和集約型之分；從增長路徑看，有外延型和內涵型之別。兩者是有機聯系的。
“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提法源自前蘇聯。20世紀60年代后期，蘇聯實行在1959年黨代表大會通過15年趕超美國的計劃后，發現雖然經濟增長速度遠高于美國，但增長質量很差，經濟差距并沒有縮小。于是得出一個結論，即增長方式有問題，提出了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從60年代開始，蘇聯每個五年計劃都包含轉變增長方式內容，但是，直至蘇聯解體也未轉過來。
中國上世紀60年代后期，由留蘇經濟學家劉國光等引入此概念后，曾有過一段時期的討論，但在政策上并沒有實際舉措，直至“九五”計劃。國家計委擬定“九五”計劃時提出，中國經濟的大問題是增長方式問題，要從外延、粗放的增長方式向集約、內涵方向轉化。中央吸取了蘇聯增長方式難以轉變的教訓，在制定關于“九五”計劃的建議中完善了計委的提法。
吳敬璉分析，前蘇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之所以一直沒轉過來，主要是體制問題。所以中國“九五”計劃中提出了兩個轉變，一是增長方式轉變，二是體制轉變。
實際上，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一直在相當程度上是依靠資金、勞動力和自然資源等生產要素的粗放投入實現的。據經濟學家胥和平統計，當中國GDP增長了10多倍時，礦產資源消耗增長了40多倍。我國資本形成占GDP的比重，1980年為34.9%，1995年為40.8%，2000年為36.4%，2003年高達42.7%，大大高于美國、德國、法國、印度等一般20%左右的水平。
高消耗換來的高增長，必然是高排放、高污染和低效率。胥和平說，我國第二產業勞動生產率只相當于美國的1/30、日本的1/18、法國的1/16、德國的1/12和韓國的1/7。資源產出效率大大低于國際先進水平，每噸標準煤的產出效率相當于美國的28.6%，歐盟的16.8%，日本的10.3%。
因此，在粗放式經濟增長模式下，生產擴張與資源消耗、生產規模與環境惡化之間的正比例關系，不可能通過經濟增長得到轉變，相反，生產越擴張，就越是激化了這些矛盾。
“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2004年到2005年，中國學術界掀起了一場爭論——中國未來應該走重化工業還是新型工業化道路？
這是中國工業化進程已完成初級和中級階段，進入新跨越階段所面臨的問題。主張重化工業道路者認為，以重化工為重點投資熱潮，推動了經濟高速增長，中國的經濟結構也要向重型結構轉化，中國工業化必須補上重化工大發展這一課。這是基本沿襲了過去兩個世紀對工業化理解的一種思路；而主張走新型工業化道路者認為，中國應破除“GDP”崇拜，不能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要發揮后發優勢，以人為本，著重發展“綠色GDP”、“輕型GDP”。
十五屆五中全會上，最終決定：中國走新型工業化道路。
但從“十五”來看，政府作為調整的主體，動力不足。財政收入、政績考核，都決定了政府必然要搞產值大、稅收高的重化工業。
吳敬璉舉例說，北京是世界上技術力量最集中的城市之一，應是高新技術基地、創新基地，但發展了兩年，財政收入、GDP都上不去，于是選擇了汽車業，創造了200天的“現代奇跡”。同樣，深圳是信息中心，有望成為世界性企業的兩個電信設備制造企業都在深圳。但深圳反思其發展道路時，卻認為問題是結構過輕，要向重化工業轉化。
“中央和地方看到的當然不一樣，”張建君為本刊記者分析此間的微妙之處，“中央看到的是全局，地方看到的是局部，自然感受差別很大。”
隨著中國經濟發展進入重化工業加速發展階段，中央深化了對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的認識。但長期形成的經濟結構不合理、經濟增長質量不高的問題依然存在，資源短缺、環境污染、生態失衡成為國家工業化、現代化越來越嚴重的制約因素，消費、投資、出口在拉動經濟增長中的作用還不協調，分配不夠合理、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亟待解決，部分地方加快發展的積極性沒有轉上科學發展的軌道。在此背景下，中央提出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從內涵來看，與以往不同的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把社會優化與經濟增長提到了同等重要的高度。”張建君認為。
上海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權衡認為，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替代了以往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提法，這是經濟理論的一個飛躍。其既消除了經濟增長方式的概念誤區和理論缺陷，也闡明了發展中國家當經濟發展到一定時期應選擇怎么樣的發展方式的問題。
“十七大”上，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出了“兩個堅持”和“三個轉變”的基本思路：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道路，堅持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的方針；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
權衡研究員分析，這意味著中國經濟發展方式在由外延型為主向內涵型為主轉變。他說，在發展經濟學上，前者以推進經濟向廣度發展為特點，而后者以推進經濟向深度發展為特點。這兩種經濟發展方式盡管在理論上可以區分，但現實的經濟發展中一般既有外延成分又有內涵成分。中國在今后的經濟發展中，非常突出的問題是如何自主創新。
自2007年“十七大”提出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至今已有三年時間。從今年2月3日，胡錦濤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強調關鍵是要在“加快”上下功夫、見實效，及9月6日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30周年慶祝大會上的講話中，對特區要求的第一條就是“繼續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努力為推動科學發展探索新路”來看，中央黨校教授張建君分析，中央對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心情十分“迫切”，這也意味著過去三年里全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速度并未達到高層的預期。
而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意味著在經濟、社會、政治等領域進一步深化改革，改革，又必然牽涉到多方利益的深層博弈。復雜之處還在于，在后金融危機時代，中國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社會改革和政治改革已經進入到了一個新的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相互決定成敗的歷史周期。
因此，中國正在進行的必定是一場伴隨陣痛的艱難轉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