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塌了，也要把孩子帶大”

　　五六年過去，吳獻芳已經習慣了這樣的生活。她很勤快，“營業時間”從早上8點持續到晚上9點半，除了逢事回家，全年無休。久而久之也就習慣了，疲沓了，干這檔子事，“跟下地種田一樣”。

　　做這行之前，苦活累活吳獻芳沒少干。她出生在貴州一個偏遠山坳里，方圓只有9戶人家。女娃子沒書讀，她至今連自己的名字都不認得。后來她結婚生子，老公又賭又嫖還打人，她被男人傷透了，拖著兩個兒子走了——沒離婚，反正結婚證也沒領過。

　　在異地他鄉，她喂過豬，進過編織袋廠，還上工地，把石灰漿從一樓扛到四樓，每個月掙百來塊，怎么都喂不飽兩個兒子的口。難捱的時候她想過：實在活不下去就投江，帶兒子一起死。

　　就這么扛到了三十來歲。有一天，一個女性老鄉來找吳獻芳，神神秘秘地對她說：“跟我走，保你掙大錢。”于是，吳獻芳被帶到廣西這個風塵仆仆的小縣城里。直到被扔進小旅社，她才明白是干這個來了。

　　開始吳獻芳說什么也不肯，也不跟人說話，悶房間里呆了一個星期。找不到工作，又心疼住宿費和車費。這時來了一個鄉鎮干部，肯為她出60塊的“高價”，天天來，單守著她。第三天，吳獻芳從了。

　　認為自己“走投無路”，幾乎是這一群女人共同的烙印：

　　209房的“桂圓”不怎么抬眼，也不肯和陌生人多說話。有人說她老公死了，也有人說她老公又賭又嫖。女兒跟著她住縣城，念小學四年級，從小就自己做家務。女兒越乖，桂圓越覺得自己對不起她；

　　王菊花有三個小孩，她老公是游醫，醫死了人要坐十年牢，老公在監獄里叮囑：“天塌了，也要把孩子帶大”；

　　袁麗蓉快六十了，生意也寡淡，總是哭喪著臉。她老公跟別人好上了，不離婚，還把她往死里打，左眼至今落著疤，有家不敢回。

　　這是一群來自農村的傳統而貧困的女人，對她們，命運如一桿悶棍：家庭暴力、死老公、坐牢……家庭壓力排山倒海而來：小孩子上學要錢，農村蓋房子要錢，家里人生病住院也要錢。

　　沒有學歷、技術、年齡限制，這個幾乎零門檻的“工種”接納了她們。

　　吳獻芳不識字，怕被偷，隔三差五，攢的錢都托老鄉存到卡上，寄回家里。兒子是她最大的盼頭。這些年，大兒子當了司機，倒插門嫁到了天津農村。二兒子最教人操心，有一陣天天要錢，后來才知道他“滾傳銷頭去了”。

　　她白天照常上班，得空就在電話里對著二兒子哭，愁得整夜睡不著覺，總有個爛盆子在腦袋里敲，時間一長就拼命掉頭發，直到禿頭。為了不嚇到客人，她又花了80多塊錢買藥吃。不曾想，吃了藥長出來的全是白頭發，從那之后，她開始把頭發染得烏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