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校和考生又怎樣達成了某種協議，繼而淪為“花錢辦證”機構？這樣的利益鏈不除掉，僅僅針對考生和考場的改變永遠不可能奏效，畢竟治標要治本，而根本原因還在于學校迎合了當前社會人員的學歷焦慮。

　　中國質量萬里行

　　文/龍敏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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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北京廣播電視大學50余分校、工作站正在進行統一的期末考試。記者暗訪發現幾乎每個考場都有學生作弊，考生帶著A4紙以及各種小抄來回翻看。監考老師熟視無睹，甚至站在門口“放哨”防巡考，發現情況就發“暗號”。北京電大負責人表示，將調查具體作弊人數。（據7月11日《新京報》）
　　電大的作弊幾乎成為一整套的程序——老師“把風”，學生“各顯神通”。如此大范圍的群體作弊事件，足以和吉林松原高考作弊產業化相媲“丑”。唯有產業化，才能有如此舒適的作弊環境。事實上，如果監考中有那么幾個人在利益圈之外，那作弊絕不至于如此猖狂，由此可見，這群體作弊事件的背后，必然有著不為人知的巨大的經濟利益圈子。
　　當前不少高校都有所謂的自考生，雖然名曰“自考”，但實際上并不是自己考，而是交錢給學校，繼而學校把重點內容發出來。但由于參加自考的有在校學生，也有社會工作人員，前者作弊可能性較小，因為他們尚無足夠的經濟實力，而后者則不然，在一個崇拜學歷的社會，能夠花錢買到學歷對自己來說無疑是一筆更為廣闊的社會“通行證”，也是誕生利益圈的癥結所在——學校正迎合了社會人員的學歷焦慮。
　　有網友戲言，不妨將電大更名為“文憑買賣學校”，其實這對電大來說似乎有些不公平，雖然它是第一所被曝光的學校，但并不意味著它是唯一的一所有買賣文憑之嫌的學校。當前不少高校的自考生，很大一部分的社會人員考試都誕生著同樣的作弊行為，只是沒被曝光而已。
　　另外，我們也不能僅僅盯著考生和考場，他們能夠明目張膽地作弊，其背后的問題更值得挖掘。在怎樣的一拍即合的情境下，學校和考生又怎樣達成了某種協議，繼而淪為“花錢辦證”機構？這樣的利益鏈不除掉，僅僅針對考生和考場的改變永遠不可能奏效，畢竟治標要治本，而根本原因還在于學校迎合了當前社會人員的學歷焦慮。
　　近來沸沸揚揚的唐駿“學歷門”事件，吊詭的是唐駿的學歷修改后，一連串的名人也修改了自己在網上的簡歷，由此可見，上至社會名流，下到普通百姓，在一個學歷崇拜的社會，都不得不低下高貴的頭顱。而如果不對癥下藥，對學校的學歷頒發不加強監督，那極有可能會誕生“今日‘電大生’，明日‘西大生’”的黑色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