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 黎光壽 發自石家莊

　　就在三鹿事件行將兩周年之際，2010年8月，河北省質量技術監督局稽查分局在行唐縣查獲18袋三聚氰胺奶粉，這一下子又勾起了人們對那起造成了中國奶業危機的巨大風波的回憶。

　　 如今，曾輝煌一時的河北三鹿已被北京三元取代，但遺留在現實世界中的恨和愛依然存在。近日《每日經濟新聞》在河北實地調查之后發現，事件中的奶站和奶販、還有被欠款的奶農等眾多角色之間，仍然糾結于一些昔日的恩怨中。

　　河北三元再重組 方向難明

　　 全年銷售收入5.37億元，全年利潤-1.38億元，年末資產總額9.56億元，年末負債總額2.14億元，長期負債43.3萬元——這是河北三元食品有限公司在2009年底交出的成績單，并已成為檔案存入相關部門的記錄之中。

　　 2010年8月31日，《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來到了石家莊市和平路539號，原河北三鹿集團總部所在地，也是今天的河北三元食品有限公司大門前。大門東邊的一個商務快捷酒店已經裝修完畢，正準備開業。據透露，該棟樓原來是三鹿集團的辦公樓，而在三元接手以后，正將其用于出租。

　　 自2010年8月底以來，河北三元食品有限公司再次進入了重組。記者曾相繼聯系了公司多個部門，對方均回應稱“我們正在重組，究竟今后負責什么也不知道。”但一名曾經負責媒體聯系的人士表示，公司的生產線還在正常運行，“從2009年3月4日恢復生產以來，河北三元的產量和銷量穩步回升。”

　　 北京三元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年報顯示，河北三元2009年在全面接收原三鹿集團員工后，先是保穩定保生產，并加強了奶源基地建設。2009年下半年，河北三元依靠石家莊市政府提供的支持，投資1350萬元，在市內開設了一個品牌店和300個終端售奶亭，守候奶亭的員工全部來自三元第一次機構調整富余出來的員工。2009年8月，三元第一次從三鹿的架構下實行瘦身，從機關科室分流了292人。

　　 不過，2009年河北三元的銷售額距離總經理高青山在公司大小場合里所說的10億元銷售目標還有些差距，與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以前三鹿上百億的銷售額更不具有可比性。“現在牛奶市場疲軟，三元目前還處于以銷定產的階段，原三鹿集團的產能沒有全部發揮出來。”前述公司人士表示，“現在最重要的是有事情干，只有這樣才能讓大家看到希望。”

　　 “公司現在要實行事業部制。”該人士告訴記者，河北三元法定代表人、總經理高青山已因工作原因調回北京三元集團總部，而河北三元要改變原先的分公司架構，成立幾個事業部，歸三元的相關事業部直接管理，目前部門還沒有確定，職責也還沒有確定，也不知道未來將朝什么方向發展。

　　 不過，記者就上述說法向河北三元辦公室核實時，辦公室表示“記者了解到的情況都比他們了解到的更多”；而河北三元黨委書記張振嶺也以“忙”為由，婉拒了記者的采訪要求。

　　田文華與耿金平 生死兩重天

　　 《每日經濟新聞》從知情人士處了解到，原三鹿集團董事長田文華被判刑后，在石家莊女子監獄服刑，并有一個獨立的監室。不過，當記者撥打石家莊女子監獄的電話詢問如何探望犯人時，剛剛報出自己的身份和目的，立即被打斷，接電話的人說“不知道，你再找找別的渠道吧”。

　　 正定縣南樓鄉東宿村，是三鹿案件事件中被判死刑的金河奶源基地負責人耿金平生長之地。在三聚氰胺事件將滿兩周年之際，2010年9月5日傍晚，記者從正定縣城乘坐最晚的一班車來到東宿村。

　　 東宿村非常偏僻，從正定縣城乘坐公交車前往東宿村，公路兩旁都是莊稼地，路上幾乎沒有行人。

　　 據耿金平的大哥耿金旺（化名）告訴記者，耿家一共有4個兄弟，耿金平是老三，因同案被判刑的耿金珠是老四。據耿金旺透露，耿金平開奶牛場的時候，錢大都是借來的，“我還給他擔保了10萬。”“我從沒聽我弟弟說起過三聚氰胺，只知道他管那東西叫麥芽乳精，我也不知道那東西對人有害。”

　　 安毓芳（化名）是耿金珠的妻子，有兩個孩子，大兒子正在正定讀高中，9歲的二女兒則在村里讀小學三年級。安毓芳說，三聚氰胺事件發生后，大兒子在學校總有人朝他指指點點，受不了的時候孩子就會跑回家來了，她還寬慰孩子說爸爸的事情與孩子無關，讓孩子無論如何要回到學校去上學。“我現在唯一的希望就是他（耿金珠）快一點回來，我們這個家里需要他，現在地里的活都是大哥和鄰居他們幫忙，如果他回來了就會好很多。”

　　奶農奶販之爭 休戰是何年？

　　 在石家莊某食品批發市場，陳俊法和翟素芬剛剛開了一家小門面。據陳俊法說，開店兩個月以來，生意一直很清淡，房租水電費一直都在不斷地往里陪。

　　 陳俊法和翟素芬夫婦原在行唐縣經營一個奶站，專門給三鹿收奶送奶，一般是根據三鹿的奶源需求，將從奶販手中和奶農手中收來的牛奶運送到行唐三鹿、太行三鹿和邢臺三鹿等工廠。在三鹿遭遇三聚氰胺事件停產的時候，三鹿所拖欠奶農的800萬元奶款中，他們一家就占了460萬元以上。

　　 在三鹿事件發生后，他們一直在找三鹿索要奶款，但一直沒有得到說法。直到2009年底，當地政府才和他們達成協議，補償他們奶款的70%。翟素芬告訴記者，事件后他們痛定思痛，決定離開行唐到外地發展。在接到政府轉來的三鹿奶款后，他們相繼變賣了奶站、送奶車和在行唐縣城的房子，將其所欠奶販和奶農的錢全部結清。“我們再也不想回到那個地方了，到這邊來能過一天算一天吧。”

　　 不過他們的行為給翟素芬的弟弟翟振方帶來了不小的壓力。翟振方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他從2002年開始為三鹿收奶，到現在還有70多萬元的奶款沒有收回，這也連帶造成100多戶奶農受害。“我到現在也沒有錢給奶農，過年的時候他們就到我家里來討債，一來就來好多人，我們都沒有辦法。”翟振方告訴記者，一到過年的時候他就只有外出躲債，等沒有人到家催債了再回來。

　　 可翟振方的躲債又苦了妻子的姐姐韓翠琴。韓翠琴曾給翟振方送過牛奶，再由翟振方送到三鹿。因為翟沒有奶款給她，她一共欠了村民的10萬余元奶款。開始時她還能用“沒有得到奶款”來應付村民，但時間長了也難以得到奶農的諒解，丈夫由此被起訴到法院，法院調解她應當支付奶農的奶款。韓翠琴告訴記者，她丈夫為此也只得躲出家門，還曾一度跑到內蒙古的煤窯打工；而自己在村里也挨了3次打，打人的正是被拖欠奶款的奶農。無奈之下，韓翠琴用自己的積蓄還了大約6萬元左右的奶款，但其他被拖欠奶款的奶農認為是三鹿結了奶款，紛紛上門討債，“搞得我現在大腦實在都不夠用了，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錯在了哪里。”

　　 張淑芹（化名）是被韓翠琴拖欠奶款的奶農之一，拖欠總數達到2萬多元。記者在行唐縣執陽村一處低矮破敗的磚房里找到她家時，發現僅有的4間磚房里全家人住了兩間，奶牛住了另外兩間。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張淑芹抑制不住心里的委屈哭了起來。她告訴記者，因為拿不回錢，家里80歲的老母親生病了也不敢送去醫院；大兒子在南京讀大學，打電話回家要錢，因拿不出錢母子倆在電話的兩邊大哭。“最重要的是，我們原來買奶牛的錢是找親戚朋友借的，到現在都還沒有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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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兩周年 “毒”奶粉又現

　　三鹿事件臨近兩周年之際，2010年8月上旬，河北省質量技術監督局稽查分局接到舉報稱，行唐縣城寨鄉上滋洋村的一個奶牛場存有未銷毀的三聚氰胺奶粉。該局立即行動，在該奶牛場查獲18袋尚未銷毀的三聚氰胺奶粉。而該奶牛場的創辦人王吉秋表示，該奶牛場曾經是2008年銷毀三聚氰胺奶粉的場地，本次查獲的三聚氰胺奶粉，是當時銷毀時遺漏的。

　　 該事件的知情者對記者表示，三鹿破產以后，作為主要生產嬰幼兒配方奶粉的行唐三鹿負責人曾試圖用三聚氰胺奶粉支付給奶站，以抵償拖欠奶站老板的奶款，結果遭到拒絕。而后行唐三鹿在處理三聚氰胺奶粉時，曾經有部分奶粉下落不明。

　　 負責查辦上滋洋村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的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負責人告訴記者，他們趕往奶牛場后，查看了所有角落，并在原銷毀三聚氰胺奶粉的場地掘地查看，最后查獲了18袋奶粉。“我們查獲以后就把這個案件交由公安局去偵辦了。”這名負責人對記者表示。

　　 記者撥打行唐三鹿負責人王永保的手機，一個號碼提示無法接通，而另一個號碼接電話的人表示不是王永保。而被查獲有三聚氰胺奶粉的奶牛場創始人王吉秋對記者承認了查獲三聚氰胺奶粉的事件，并稱該處原來就是銷毀三聚氰胺奶粉的地點，出現的原因是原來銷毀的時候有疏漏，有的外包裝沒有被破壞，還沒有腐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