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危急時刻你會想到誰？

　　120，在北京，還有999。

　　當城市越來越大道路越來越堵，當人口越來越多健康意識越來越強，一個統一、迅捷、專業、高效的急救體系，自然成為城市建設中的重要一環。

　　然而接連出現的狀況讓一名干了十多年的急救醫生意識到，這個城市的急救體系自身有恙。

　　一家獨大時代

　　上世紀90年代中期，120每年的調度受理電話只有4萬多次。

　　而到了2006年，在有999分庭抗禮的情況下，120的調度受理電話已接近20萬次。

　　“作為一名急救醫生，同時為人父母，看到這樣的事情真的很難過。”談及朝陽區19歲男孩宋騰之死，坐在記者對面的譚帥（化名）表情凝重。

　　他說這雖然是一個有其特殊性的個案，但這樣的事遲早會發生，因為北京的急救體系存在諸多深層矛盾。

　　上世紀90年代中期，譚帥大學畢業后進入市急救中心，成了一名急救醫生。他說之所以做出這樣的選擇，是想好好看看這個社會，“和那些待在醫院的同學相比，我這些年看的人和事肯定比他們多”。

　　他的這份熱情至今未減，每次出診還是很興奮，“我老婆說我出診的時候和不出診的時候相比，回家話都多一些”。

　　據譚帥回憶，那時市急救中心只有百十號急救人員、七八十輛救護車，不到現在的五分之一，而且當時還沒有999。

　　不過他說那時北京沒現在這么大，人沒這么多，路也沒這么堵，“那時主城區也就到三環，從和平門出發跑一趟通州、門頭溝都很快。夜里有兩輛車在外頭轉悠，全北京都夠了”。

　　上世紀90年代中期，120每年的調度受理電話只有4萬多次。而到了2006年，在有999分庭抗禮的情況下，120的調度受理電話已接近20萬次。

　　市急救中心成立于1988年，前身為成立于1955年的市急救站。1988年，全市統一的急救熱線電話亦變更為120。而從1979年開始，各區縣相繼建立急救站，與市急救站聯網協作。

　　據譚帥介紹，直到他參加工作那會兒，市急救中心及其直屬的幾個急救站仍然承擔著絕大部分來自120調度系統的出車任務，只有很少一部分任務會派給各區縣的急救站。在120之外，各區縣急救站也有自己的熱線電話，但業務量不大。

　　這意味著全市絕大部分出車任務都由市急救中心完成，無須與其他部門協調，調度指揮相對迅捷，監管亦更加直接。

　　市區兩級博弈

　　到2008年，全市掛120牌子的急救站約200個，其中只有約20家直屬市急救中心，其余均隸屬各區縣。

　　隨著急救業務的快速增長，市急救中心不得不將更多任務分給各區縣急救站。與此同時，各區縣急救力量逐步壯大，問題開始變得復雜。

　　到2004年，市急救中心及其直屬急救站出車次數與各區縣急救站已基本持平。5年后的今天，前者出車次數已降至120調度受理電話的三分之一，后者出車次數則升至三分之二。

　　另一組數字對比更加明顯，到2008年，全市掛120牌子的急救站約200個，其中只有約20家直屬市急救中心，其余均隸屬各區縣。

　　這意味著120系統的大部分出車任務，市急救中心接警后須與各區縣急救力量協作完成。

　　因為10個遠郊區縣地域廣闊，市急救中心很難掌握細致情況，120實行“二級調度”。作為城八區中惟一的例外，朝陽區也實行“二級調度”，其他7個城區則實行“直接調度”。

　　因為多了一個中間環節，“二級調度”反應速度不如“直接調度”，在信息的準確傳達方面亦不如后者。

　　譚帥說真正麻煩的是監管環節，市急救中心直屬急救站人員車輛如果出現問題，調查取證及處理都相對簡單。可如果問題出在各區縣急救人員身上，調查處理就復雜了。

　　譚帥舉例說，朝陽區的患者如果遇到問題需要投訴，肯定先找市急救中心。如果問題出在朝陽方面，市急救中心只能要求朝陽方面給予答復并轉告患者；如果患者對這一答復不滿，市急救中心只能讓患者直接與朝陽方面交涉，而無權直接調查處理。

　　市急救中心主任張永利2007年在接待市人大代表調研時坦言，他們對非直屬急救站沒有任何制約能力，經常出現人員車輛不到位，不愿意接受指令或者根本不派車的情況。

　　試點垂直管理

　　市急救中心購置了數十輛奔馳救護車……市衛生局想把這批車分給各區縣急救站，但未獲有關部門同意。幾千萬的車，一年多了就擱那兒日曬雨淋。

　　專家認為，要從根本上化解市、區兩級急救部門權責不清的問題，必須革新機制，實現垂直管理。

　　據市急救中心一名不愿具名的人士透露，市衛生局有意在4個中心城區先行試點垂直管理，目前正在運作此事。

　　不過譚帥認為，實現垂直管理難度不小，因為牽涉到行政、人員、編制、財政等諸多問題，首先需要協調市政府相關委辦局意見，而這一點并不容易。

　　譚帥舉例說，為了備戰2008年奧運會，市急救中心購置了數十輛奔馳救護車。奧運會結束后，市衛生局想把這批車分給各區縣急救站，但未獲有關部門同意，“幾千萬的車，一年多了就擱那兒日曬雨淋”。

　　實現垂直管理還須協調與各區縣的關系，這同樣不容易，“這一部分資源掌握在自己手里，辦事更方便，區里當然不愿放手。”譚帥一語道破其中奧妙。

　　不過各區縣情況也不完全一致，朝陽區有意把120做大做強，而在東城，去年奧運會期間該區有八九個急救站，到了今年卻因財政撥款問題全部關閉。譚帥稱，7月22日發生在協和醫院門口的女孩被撞多時不見救護車蹤影一事，與此不無關系。

　　迅速崛起的999

　　救護車每跑一公里要貼幾塊錢，只有院內接診有利可圖。現在120靠財政撥款只貼不掙的“院前”，999卻可以通過“院內”賺錢。

　　2001年，“內亂”未平的120迎來了一個強勁對手，這便是999——北京市紅十字會緊急救援中心。

　　8年來，雙方的交鋒每每成為媒體關注焦點，兩家是否合并的討論，幾乎每年北京兩會都要來一遍。

　　999為自己找的存在理由是它迅速壯大的事實：創辦當年，999半年呼叫量即達1萬次，第二年6萬次，第三年8萬次。目前999在全市共有62個急救站，約為120的三分之一；救護車102輛，約是120的四分之一。

　　999據此認為，北京急救市場遠未飽和，雙方處于一個共贏的競爭狀態，發展空間還很大。120急救人員一直存在較大缺口的問題，也反證了999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但120方面認為，一個城市存在兩套急救系統容易引起混亂。

　　2005年，時任市急救中心主任的趙永春表示，“急救資源的分散造成重大意外災害事故救援現場指揮不統一、救治信息殘缺，以致上報給政府部門的救治信息出現遲緩、失真。”在急救網絡建設方面，則出現有的區域重復建設、有的區域一片空白的無序狀況。

　　趙永春還舉例說，有時一個病人同時呼叫兩個急救電話，兩個系統同時出車，造成資源浪費。

　　對于一個城市需不需要兩套急救系統，市民態度也有分歧。有人認為競爭在客觀上可促進雙方提高服務質量；但也有觀點認為，由此引發的混亂和資源浪費確實存在，“這個行業畢竟特殊，公安、消防、交警都是一個統一的號碼，為什么急救要搞兩個？”

　　專家稱像北京這樣擁有兩套急救系統的，在全世界也很罕見。

　　2004年6月，衛生部和信息產業部曾聯合發文，將120確定為“院前急救惟一特服呼叫號碼”，通知稱未經衛生行政部門批準，醫療機構不得設置其他形式的急救電話。這引起999上級主管部門中國紅十字會強烈反對，后不了了之。

　　市衛生局副局長、新聞發言人鄧小虹曾多次表示，將與北京市紅十字會協商整合120和999資源，但999的出現有其歷史原因，二者分屬不同系統，整合工作難度大，短時間內恐難實現。

　　作為一名120一線急救醫生，譚帥常常會與999“短兵相接”。讓他感受最深的是，999實行公司化運作，機制體制比120靈活得多，“我們的經費來自財政撥款，買設備、上項目，必須提前一年做預算，他們領導一拍板，這事兒就辦了”。

　　而在另一方面，雙方競爭又存在“不公平”因素。2005年，根據市衛生局要求，市急救中心停止院內接診，專事院前急救，999則一直院前、院內一起做。

　　譚帥介紹說，院前急救都是貼錢的，救護車每跑一公里要貼幾塊錢，只有院內接診有利可圖。現在120靠財政撥款只貼不掙的“院前”，999卻可以通過“院內”賺錢。

　　譚帥認為，兩大急救系統必須整合，也完全能夠整合，奧運會期間雙方曾建立聯系機制協同作戰，效果相當不錯，“為什么平時就做不了？這就是一個部門利益的問題，可是跟老百姓的利益相比，部門利益算得了什么？”

　　行業生存困境

　　只要患者有需要，不管是什么毛病，120都必須出車，久而久之急救人員難免產生情緒。學這么多年醫，整天就干一搬運工的活兒，難免有人覺得大材小用。

　　譚帥回憶說，他剛參加工作那會兒，工作內容和現在頗不相同，那時很大比例的患者需要進行現場救治，而現在，這一比例已大幅降至20%左右。急救人員出車去現場，大部分做的是相對簡單的轉運工作。

　　他說這和人們健康意識的增強有很大關系。在過去，人們一旦生病是先扛著，實在不行了才會去醫院；而現在，稍有一點頭疼腦熱都會很重視，有些患者完全可以自行去醫院就診的，也會求助120。

　　按規定，只要患者有需要，不管是什么毛病，120都必須出車，久而久之急救人員難免產生情緒，“學這么多年醫，整天就干一搬運工的活兒，難免有人覺得大材小用。”譚帥說，這樣的因素在宋騰死亡事件中可能也是存在的。

　　譚帥表示，這也反映出我國在急救制度方面的立法空白，“患者什么情況下可以打120，急救人員什么情況下必須出車，什么情況下可以不出車，都沒有法律依據。你明明可以自己去醫院，非得120跑一趟，成本多高啊”。

　　譚帥說困擾急救醫生的問題不僅于此，這個行業的生存困境，已經成了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

　　他去報考全科醫生的職稱，人家說你這樣的不能報全科，“那你告訴我能報什么？那人查半天，別的更報不了。”他說作為急救醫生什么都得懂一點，因此什么都不精，這讓他們在職業發展上十分尷尬。

　　而在待遇方面，在市衛生局所有下屬單位中，市急救中心排在倒數幾位，多種因素讓很多醫生不愿踏入這個行業，“人才荒”由來已久。

　　雖然也有過跳槽的想法，但譚帥強調他是熱愛這個行業的。他說，這是一個年輕的行業，無論從社會需求還是醫學發展的角度看，都是一個有發展空間的行業，需要有熱情，“還得有一點理想”。

　　出于職業習慣，譚帥對各種與急救有關的新聞報道十分關注。7月28日，東五環發生嚴重車禍造成7死1傷，當時應急車道被擠占導致急救人員無法達到現場，這一情節引發強烈關注。這樣的悲劇同樣讓譚帥心情沉重。他說，急救并不完全是120、999的事兒，市民素質亟待提高。

　　他說看問題不能光看表面，比如宋騰之死，如果最后就是處理那么一兩個責任人，深層問題得不到解決，“這事兒就沒太大意義”。
 
　　超重男孩宋騰的最后9小時

　　從父母向120求助到他被送進2.3公里之外的醫院，19歲男孩宋騰足足等了4小時。

　　醫院經5小時搶救后宣布，宋騰死于重癥肺炎引起的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

　　如果不是胖得走不動路，如果不是一場毫無征兆的發燒，如果不是遲遲等不來救護車，如果不是“沒有合適的擔架”，如果急救人員不是干等……宋騰是否能夠不死？

　　對于這個倏忽而逝的生命，這些假設已無意義。

　　但他生命中的最后9小時，有諸多細節值得深究。

　　09:43 求助120

　　宋栓柱怎么也沒想到，一場看似普通的發燒會要了兒子宋騰的命。

　　更讓他想不到的是，120關鍵時刻“那么不靠譜”。

　　宋栓柱家住朝陽區定福莊北街某樓6層。據他回憶，宋騰是從8月13日凌晨開始發燒的，當時體溫在38℃以上，“夜里兩三點，孩子他媽給他吃了一次退燒藥，不管用”。

　　天亮后，宋騰體溫有所上升。上午9點多，母親又給他吃了一次退燒藥。“就是發燒，沒其他癥狀。”宋栓柱說。

　　手機通話記錄顯示，宋栓柱第一次撥打120急救電話的準確時間為上午9點43分。他告訴接線員，兒子高燒一宿，需要送醫院。

　　他特別提醒接線員，宋騰體重在150公斤以上，自己走不了路，家人也抬不動他，“來人要得力，擔架要結實”。

　　接線員告訴宋栓柱，因為患者為發熱癥狀，會派一輛“發熱車”過去，但“發熱車”沒有配備擔架工，家屬得自己找人幫忙抬人，宋栓柱說沒問題，擔架結實就成。

　　打完這個電話，宋栓柱隨即致電王先生等多名親友請求援助，并下樓花錢請了5名保安待命。

　　十多分鐘后，朝陽區急救中心紅廟急救站一名女醫生致電宋栓柱詢問地址，宋栓柱再次強調了一下兒子的體重及擔架問題，不料對方告訴他，車上擔架無法承載宋騰，讓他請求120另外派車。

　　鄭志（化名）是一名有著十多年一線急救經驗的醫生，他認為上述急救人員多處處置失當。“作為急救人員，人還沒到現場怎么能說運不了？”

　　11:30 第一輛救護車到達

　　宋栓柱的朋友王先生接到電話趕到宋家已是11點過后，這時救護車還沒到，“我上樓看了看，那時小孩神志清醒，還知道叫人，就說難受”。

　　王先生下樓抽了兩根煙，又等了一會兒，第一輛救護車才到，他估計當時應該是11點半左右，“隨車來的醫生和護士是兩名女同志”。

　　據媒體此前報道，對于第一輛車為何將近兩小時才趕到的問題，朝陽區急救中心副主任呼冬鳴事發次日與宋栓柱交涉時表示，該車從紅廟出發后，途中得知宋騰超重，便告知宋栓柱車上擔架無法運送，讓他請求120另外派車。

　　呼冬鳴表示，朝陽區急救中心向市急救中心匯報后，市120調度指揮中心調度員表示讓急救車先不要去，第一輛車中途返回。但市120調度指揮中心隨后改變主意，要求該車還是先去現場。呼冬鳴說，10點20分，朝陽急救中心第二次將該車派出。

　　但宋騰家屬稱從紅廟到定福莊大約只有20分鐘車程，即便從第二次被派出至到達，第一輛車也走了1個多小時，這該如何解釋？呼冬鳴對此未做回應。

　　宋栓柱認為，市120調度指揮中心在此過程中亦指揮失當。

　　熟知120調度指揮系統的鄭志解釋說，在不包括朝陽區的7個主城區，120實行“直接調度”：市120調度指揮中心接警后，依據就近原則直接將指令發到各救護車。10個遠郊區縣實行“二級調度”：市120調度指揮中心先將指令發到各區縣急救中心，再由他們調度所屬救護車。

　　因為歷史原因，作為城八區惟一的例外，朝陽區亦實行“二級調度”。這意味著朝陽區各急救站救護車的直接調度者是朝陽區急救中心，而不是市急救中心。

　　市急救中心急救科羅主任向宋騰家屬表示，市急救中心與朝陽區急救中心分別為獨立的法人單位，他們對后者僅有調度和分配任務的權力，沒有行政、人事和財政權，無法對后者完成急救任務的情況進行有效監督。

　　另據市急救中心一位不愿具名的知情人士透露，所有救護車均裝有GPS衛星定位系統，該系統每隔30秒向市120調度指揮中心自動發送一次信號，據此可判斷每輛車的位置和動向。按要求，救護車得到指令后須在兩分鐘內出發。根據他們掌握的情況，第一輛車并未在要求的時間內出發，遲滯時間不短。

　　該知情人士表示，市120調度指揮中心在給朝陽區急救中心傳達信息時，明確交代過患者的體重，后者接警后如何調度、救護車為何延遲出發不得而知。

　　12:00 患者昏迷

　　宋栓柱回憶說，第一輛車的醫生上樓看了一眼宋騰后十分肯定地告訴他，車上攜帶的鏟式擔架承受不了宋騰的體重，沒有辦法搬運，這讓他很惱火：“再三跟他們強調擔架要結實，等這么久，怎么還這樣？”

　　關于鏟式擔架的承重能力，朝陽區急救中心與市急救中心同樣有著不同說法。

　　據報道，朝陽區急救中心副主任呼冬鳴向宋騰家屬表示，鏟式擔架承重能力為150公斤，此前發生過運送100多公斤的患者導致擔架卡扣脫鉤的事件，強行運送可能帶來更大危險。

　　市急救中心急救科羅主任則表示，按照相關質量標準，國產鏟式擔架可承重160公斤，進口鏟式擔架可承重170公斤，運送宋騰沒問題。

　　而在鄭志看來，即便鏟式擔架確實承載不了宋騰的體重，以此為借口不搬運患者也是不對的。根據他的經驗，急救人員常常需要從實際情況出發隨機應變，比如被褥等等，都可用作搬運工具。

　　等待過程中，宋騰燒得越來越厲害，“我問醫生能不能先給宋騰打一針退燒針，她說不行，現在打退燒針會影響他到醫院的化驗結果”。這樣的答復讓宋栓柱不解。

　　宋栓柱表示，從抵達到最后將宋騰送進醫院的兩個多小時里，第一輛車的醫生除了拿兩個冰袋給宋騰降溫，再沒采取其他搶救措施。

　　鄭志認為，這是急救人員的又一失當，除了轉運患者，急救人員更重要的職責是根據現場情況進行有效救治，“你不僅僅是搬運工！”

　　宋栓柱的朋友王先生中午時分再次上樓時發現，已經高燒12小時的宋騰愈加虛弱，“不說話了，看樣子有點昏迷”。

　　那天中午很熱，宋栓柱真成了熱鍋上的螞蟻。他不停地給市急救中心、朝陽區急救中心和紅廟急救站打電話，對方一直說正在調配車輛和擔架，“打得我手機都沒電了”。

　　他還得時刻關注孩子情況，“他媽急得跟我直嚷嚷，說孩子都燒到四十多度了，擔架在哪兒呢！”

　　13:41 送達醫院

　　第二輛救護車是12點過后到的，宋栓柱說這輛車既沒帶來更結實的擔架，醫生也沒有上樓，“不知道來干嗎的”。

　　下午1點，第三輛救護車趕到，司機帶來了一副脊柱板，這是一種承重250公斤的板式擔架，眾人才合力耗時20多分鐘將宋騰抬到樓下。

　　宋栓柱說，這時兒子昏迷程度更甚，大聲呼喊也只能做簡單應答，體溫則升至四十多度。

　　下午1點41分，第一輛救護車將宋騰運抵民航總醫院。此時離宋栓柱第一次發出求救信號已經過去4小時。

　　從宋家所在小區往南300米，至朝陽路右轉往西，直行即可到達民航總醫院。步行25分鐘，打車10分鐘，救護車應該走得更快些，可4小時的等待讓宋騰沒有機會跨越這段只有2.3公里的路途。

　　據報道，朝陽區急救中心副主任呼冬鳴承認，4小時確實耗時過長，“從市急救中心取脊柱板耽誤了時間”。

　　呼冬鳴解釋說，脊柱板主要用于運送外傷骨折患者，由于使用不多，朝陽急救中心沒有該器械。當天他們向市急救中心求助，后者要求他們派車去取，司機從潘家園出發前往和平門取來脊柱板，然后送到定福莊。

　　市急救中心急救科羅主任對此表示，讓朝陽區急救中心來人取脊柱板存在失誤，至少浪費了15分鐘，直接派人將脊柱板送往事發地會更快一些。

　　18:40 宋騰死亡

　　宋栓柱說，到達醫院后，醫生給宋騰輸了液，并開始做各項檢查。

　　在那份字跡難辨的病歷中，醫生這樣描述宋騰到達醫院時的情況：患者高熱伴神志欠清……體溫43℃……肺部感染（重癥）……

　　下午2點40分，ARDS（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一詞出現在病情記錄中，宋栓柱的直觀印象是，兒子開始呼吸困難。急診室醫生立即求助呼吸科。

　　3點，醫生寫下“患者目前病情危重”等數語。

　　4點，病歷稱患者“可能存在多器官官能衰竭”、“呼吸急促”。

　　6點05分，病例稱宋騰“面部青紫”、“心率下降”，醫生“處議氣管插管，并行胸外按壓”等搶救措施，但“患者仍不能恢復自主心跳”，隨后“瞳孔散大”、“心電圖示一直線”，經家屬同意放棄搶救，宣布臨床死亡。

　　宋栓柱根據手機通話記錄推定，這個時間在6點40分左右，離他第一次發出求救信號大約9小時。

　　當晚及次日，宋栓柱先后趕到市急救中心和朝陽區急救中心進行交涉，“他們承認120有責任，救護車到得太晚，急救醫生到達現場后未采取有效措施”。宋栓柱稱對方表示將啟動醫療責任險進行賠付。

　　第7日 關于宋騰

　　事發后第7日，宋栓柱首次見到記者時笑笑說，“我沒事”。

　　坐定，談起13日情況，他神情時有恍惚，多處重要細節記憶不準確，需求助親友或文字材料。有關兒子的點點滴滴，則讓他眼圈慢慢發紅。

　　宋騰生于1990年5月4日，因生產時頭部受傷智力受損，除了在一所特殊教育學校待過兩三年之外沒有正式上過學。

　　宋栓柱說兒子從小偏胖，能吃，因為整天待在家里沒事干，除了看電視就是吃，所以越吃越胖。他最愛廚藝節目，電視上看到什么好吃的就會讓父親買。

　　宋騰十一二歲的時候全家搬進樓房，住在6樓，原本因肥胖行動不便的他此后很少下樓，體重更是迅速增加，一米七五的個頭，體重在150公斤以上。

　　從兩三年前開始，宋騰慢慢走不了路了，行動須由家人協助。他的床、大便時用的坐架，都是找人用條鋼特制的。

　　宋栓柱說兒子雖胖，但并不常常生病，他只記得幾年前有一次兒子生病需要去醫院，當時沒叫120，找了幾個人一起抬下去的。

　　宋騰身份證上的照片是幾年前拍的，臉型周正，偏胖，宋栓柱說這和兒子后來的樣子差別很大，和他小時候的樣子差別更大。

　　他說兒子小時候漂亮極了，嘴巴又甜，是那種誰見了都想伸手摸一把的小孩。

　　“不說了，說多了難受。”宋栓柱起身，與記者握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