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中國人民大學民商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姚海放
中國質量萬里行
文/本刊記者 宿希強
人們一方面熱切期盼懲罰性賠償制度發揮抑制消費欺詐的作用，而另一方面也不愿看到該項制度被濫用反而損害正常的商業經營活動。尺度的把握，本應是法律給予明確規定的內容，但因為每個消費者的價值判斷不同，也因為消費行為千差萬別，從而使懲罰性損害賠償如何使用成為難題。
思考懲罰性損害賠償的理論與實踐意義，考慮該項內容的利弊得失，以及它與中國消費者保護事業發展的關系，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的命題。
對此，記者采訪了中國人民大學民商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姚海放。
中國質量萬里行：消費者一直對懲罰性損害賠償制度寄予厚望，但實際操作中存在諸多難題，譬如“華碩”案中的女主角黃靜就坐了10個月冤獄。應該如何看待、運用懲罰性賠償制度？理論和實踐中的差別主要在哪里？
姚海放：懲罰性賠償是與彌補性賠償相對的概念，通常指法律責任承擔者賠償的數額超過受害者實際遭受的損害的情形。損害賠償作為民事責任承擔的一種方式，在中國民事基本法律的《民法通則》中已有規定；同時，按照民事責任“恢復被侵害的民事權益”的主要目的，作為民事責任方式之一的損害賠償通常是彌補性的，即該種法律責任承擔的主要目的是為恢復受到損害的民事權益，因此賠償范圍通常與違法行為造成損害是一致的。
懲罰性損害賠償并非是我國秉承的大陸法系民法傳統的產物，其主要是在美國適用，并通過美國的強大實力對英國及其他國家產生影響；但該項制度即使在美國也未成為損害賠償的主要形式，而在其他國家中更是被謹慎地適用。究其原因，主要是：
第一，懲罰性賠償的性質與大陸民法傳統體系的彌補性賠償思維不相吻合，屬于理論上的例外或“異類”；而從另一層面考慮，大陸法系民法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人身財產關系，既然是平等主體，自然不存在懲罰的權力，則懲罰性賠償也就無從談起。
第二，懲罰性賠償使受損害方獲得比其損害更多的收益，似有不當取得利益之嫌；而從賠償責任承擔者的角度而言，賠償受損者其損失是正當的，而要求其承擔超過損失的財產賠償責任，通常法律難以證成這種規則的合理性。
不過，懲罰性賠償制度在中國確有另一番廣闊的用武之地。從立法角度觀察，中國最早在1994年實施的《消法》第49條規定了懲罰性損害賠償制度；該項制度經過王海等一批打假者的運用，并經過法院、消費者協會、媒體等部門或行業闡釋宣傳，達到了家喻戶曉的程度。
此后在1999年的《合同法》第113條第二款中繼續確認《消法》第49條規定的懲罰性賠償制度。
針對商品房買賣領域中的欺詐問題，最高人民法院于2003年頒布《關于審理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其中第8、9條也規定了懲罰性賠償制度；針對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而應急出臺的《食品安全法》第96條第二款甚至規定了“支付價款十倍的賠償金”的懲罰性賠償制度；時值《侵權責任法》出臺，第47條建立了全面的產品責任懲罰性賠償制度。
從立法的發展演進中，能夠明顯地看出懲罰性賠償制度在中國的廣泛市場。從1992年我國確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之后，盡管在經濟領域取得諸多成就，但從產品質量和消費者保護的角度而言仍不盡如人意。
究其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市場經濟體制下塑造的利益相對獨立的經營者，為某些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短視行為而以次充好、假冒偽劣。此種損害消費者利益的欺詐行為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期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急劇增長，以致在《消法》制定中必須對經營者欺詐行為進行嚴厲制裁，懲罰性賠償規則應運而生。
這項規則誕生后，盡管存在理論爭議，但在該制度擁護者眼中，其是凈化商業市場、維護消費者權益，進而保障公共利益的一項重要法律武器。盡管經過十數年的實踐，對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功效評價仍未取得一致意見，但在《侵權責任法》制定過程中發生轟動全國的“三鹿奶粉事件”促成了《食品安全法》中懲罰性賠償條款的通過，也使得《侵權責任法》立法者較為順利的接受了該項制度。
中國質量萬里行：從質量法制的角度看，懲罰性損害賠償制度如何解決一些關鍵問題？譬如對消費者是否“敲詐”的認定，賠償額度的認定等。
姚海放：中國在相關立法方面確立的懲罰性損害賠償制度，按照法治原則的要求，就需要在司法實踐中做到有法必依、保障法律的統一性。懲罰性賠償制度的關鍵問題，目前來看已不是立法上是否成立的問題，而是如何在司法和實踐中保障制度統一的問題，從而發揮該項制度的應有作用。
從這個角度出發，我認為對懲罰性賠償制度適用的法律解釋，是保障法律統一適用的重要方法。
需要通過法律解釋確立的第一項規則，是如何協調《消法》第49條與《食品安全法》、《侵權責任法》相關制度之間的關系。我認為，通常可從三個方面區分上述法條的具體適用。
第一，通常認為，《消法》第49條與《合同法》第113條第二款的適用，是以經營者與消費者之間存在合同關系為前提的，因此消費者遭受欺詐而要求的懲罰性損害賠償乃屬合同責任的一項內容；而《侵權責任法》第47條的懲罰性損害賠償的請求權基礎通常為侵權；同時，《食品安全法》第96條第二款所規定的“十倍賠償”則兼具合同和侵權責任的可能性，這就需要依據當事人的選擇來確定規則的適用。
第二，《侵權責任法》是對產品責任中“明知產品存在缺陷”情形規定的懲罰，區別于《消法》中單純強調“經營者欺詐行為”的特點。換言之，《消法》中經營者欺詐行為可能是針對產品存在缺陷情形下的欺詐，也可能是在產品不存在缺陷情形下對交易條件等方面的欺詐，更可能是在服務領域中的欺詐，由此，《消法》在懲罰性賠償的適用范圍上明顯寬泛。同時，《侵權責任法》第47條強調缺陷產品“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嚴重損害”的后果，而《消法》第49條對損害要件并未加以規定，也使得《消法》在適用中相對較為容易。
第三，按照特別法優于一般法的規則，當食品安全、商品房領域發生損害的情形下，優先適用相關領域特別法的規定；如果相關特別法的條件無法滿足，然后再考察消費者法或者侵權法上的相關制度。
需要通過法律解釋的第二項制度，是對《消法》第49條規則的要件性解釋，其具體內容包括：
第一，消費者概念的澄清。盡管在《消法》第2條以“生活消費需要”為條件限定了消費者的范圍，但在實踐中對消費者概念仍存在諸多爭議，例如：“何謂生活消費需要”，即除卻基本的衣食住行需求外，改善性需求、享受性需求甚至奢侈性需求是否屬于該法調整的生活消費范圍？再如，針對“疑假買假”、“知假買假”行為是否能認可其行為的“為生活消費需要”的屬性？針對前者問題，應當承認多層次消費需求在現實中的存在，并且順應人民改善生活需求的愿望，對多層次消費需求進行一體的《消法》保護是有必要和有積極意義的。針對后者“疑假買假”、“知假買假”的消費者身份認定，關鍵問題是如何界定第49條中欺詐的問題。
第二，欺詐的認定。這是在實踐中最為棘手的問題。實踐中存在兩種不同的認識觀點：第一種觀點秉承民法對欺詐行為構成要件的嚴格分析，認為構成欺詐的條件包括：
欺詐方有欺詐故意，并基于此故意實施了欺詐行為；欺詐行為使相對方陷入錯誤認識，并基于錯誤認識做出錯誤意思表示。第二種觀點從保護消費者的角度出發，認為嚴格限定欺詐的構成要件，一方面就限制了懲罰性賠償的適用范圍，進而影響到該項制度的實際效果，另一方面也對欺詐方提出更高的證明責任要求，對保護消費者不利。
因此，對《消法》第49條中的欺詐認定應當與民事欺詐作出區分，只要經營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與實際情況不符，都可認定經營者有欺詐行為，進而使用懲罰性賠償規則。
這兩種觀點的區分，在經營者自身都不清楚其提供商品與其表述內容不一致的情形下，對欺詐認定的結果是截然不同的。
我認為，盡管后一種解釋對保護消費者更為有利，但同時也會造成法律適用方面的不合理與不同意；為維護法律威嚴，還是應當按照前一種解釋，即認定欺詐需要滿足民事欺詐構成要件的觀點，對欺詐行為進行嚴格認定，這樣才能真正發揮懲罰性賠償制的功能。
相較而言，《侵權責任法》第47條采用“明知產品存在缺陷仍然生產、銷售”，在事實認定方面顯然更為明確。
第三，關于賠償額度的問題。目前法律規定中采取了兩種不同的模式，即直接倍數方法和酌情認定方法。《消法》、《食品安全法》中直接規定“增加一倍”、“十倍”，而《商品房買賣合同司法解釋》和《侵權責任法》分別規定“不超過一倍”、“相應的”懲罰性賠償。這兩種立法模式的區別在于前者是剛性適用倍數規則，而后者則賦予裁判者斟酌的權力，彈性確定懲罰的程度。
懲罰性賠償數額問題在實踐中也存在很大差異，根據我了解的情況，類似的案情經由人民法院最終認定的結果并不相同，其中很大程度上就因為懲罰性賠償數額的確定性適用不同。
譬如在消費者向汽車銷售商購買新車的案例中，類似的兩位消費者都在購買新車進行使用維修的過程中意外發現，在其購買該車輛之前，該車已經存在維修記錄。
經查，兩輛車都有在運輸過程中被刮擦的類似情形，經修理恢復原狀后，銷售商在未告知買車人的情況下將車賣出，消費者依據《消法》規定請求懲罰性賠償制度的適用。
其中的一個案件法院判決汽車經銷商退一賠一，即嚴格按照《消法》規定進行了懲罰性賠償；而另一個案件的判決綜合考慮經營者欺詐的故意、對消費者造成損失的程度等因素，最終判決退還車款、利息，并給予較少數額的賠償款。
類似案情的不同處理結果，關鍵在于，對嚴格使用雙倍賠償還是針對不同情形酌情使用懲罰性賠償的認識不同。
我認為，如果絕對按照倍數進行賠償，可能會造成不公平的結果，如房屋開發商的細小違約，消費者要求賠付兩倍房款，這不僅使得消費者獲得巨額的不當利益，而且也會使經營者難堪重負。
而從另一個角度講，《食品安全法》第96條規定消費者“除要求賠償損失外，還可以向生產者或者銷售者要求支付價款十倍的賠償金。”
此條規定看似對經營者非常嚴厲，但事實是消費者購買食品的價格相對較低，則即使十倍的賠償金數額也會較少。
面對消費維權程序、證據等方面的限制，消費者往往會放棄該項懲罰性賠償的請求權，則通過十倍賠償來實現的相關目的也就有可能落空。
事實上，懲罰性賠償針對經營者的懲罰，應該從兩個層面去看待：
第一個層面是經營者在具體交易中對某個消費者造成的損害，其承擔超過損失部分的賠償責任即可認為是對經營者的懲罰；第二個層面是，經營者從事不法行為所獲得的收益，應當通過法律責任承擔的方式被全部追回，不允許經營者通過不法行為獲取利益，這是對經營者而言的總體意義上的懲罰。
原則上，因為每個具體消費者都請求經營者進行賠償，經營者無法從違法經營活動中獲益，這就達到了懲罰的目的。但實踐中限于各方面原因，并不是每個消費者都必然向經營者提出損害賠償請求，所以盡管經營者賠付部分消費者損失，但仍然可能從違法行為中獲取利益，這就規避了懲罰性賠償制度的目的，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經營者鋌而走險博取不法利益。
因此較好的方案，應當是裁判者根據經營者欺詐的情節、消費者的具體情形等因素，在一個法定區間內進行懲罰性賠償的使用。
這樣，既能避免司法的過度隨意性，造成法制不統一或巨大差異，也能按照實踐需要靈活裁判，最終在平衡經營者和消費者利益的基礎上確定懲罰性賠償的數額，使懲罰性賠償更能貼切適合千差萬別的消費生活實踐。
中國質量萬里行：為使懲罰性賠償制度有一個良好的運行環境，其配套制度應相應跟上，對此應如何保障？
姚海放：的確，需要通過法律解釋明確懲罰性賠償的配套制度。這些配套制度的重要目的之一，是避免利用懲罰性條款進行牟利性索賠，即避免惡意訴訟帶來對正常商業活動的沖擊。
在某種意義上，懲罰性賠償的程序性保障對此目標的達成具有較好的作用。
其中，重要的制度保障包括：
第一，懲罰性賠償應當由裁判機關明確作出。由于民事關系雙方當事人的地位平等，很難說得上一方對另一方的懲罰。而在訴訟或者仲裁中由裁判機關發揮裁判權力作用，確定懲罰性賠償，一方面符合權力運作的基本條件，另一方面也會避免當事人之間的糾紛。你提到的華碩與黃靜的案件中，消費者自己向經營者提出天價索賠，沒經過一定的糾紛解決途徑，直接與商家談判，不免有敲詐之嫌。
事實上，包括美國對煙草、汽車等經營者的天價懲罰性賠償案件，都是由法官依照法律程序確定的。這樣才能平衡消費者與經營者之間關系，避免利用懲罰性賠償濫訴。
第二，在《侵權責任法》中對因產品責任導致侵權的情形適用生產者過錯責任，但在賠償范圍方面限于彌補性賠償。這是為保護消費者而進行的特殊制度設計，主要目的是方便消費者舉證。但在懲罰性賠償中，法律明確限定“明知產品存在缺陷”等條件，則需消費者承擔相應的證明責任，如此能夠平衡消費者與經營者的權義關系，使懲罰性賠償制度達到制度設計的初衷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