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1日，房山區第一醫院長溝分院，大小“血頭”組織二百余名來自北京、河北的賣血者，手持獻血登記表，來完成長溝鎮一些村委會的“獻血指標”。本版攝影/本報記者 吳江
賣血者領到的獻血登記表上工作單位已被填好。
● “血頭”組織學生、民工、外地村民進京賣血；每人至少得300元，“血頭”獲利千元
● 多個村委會稱遭遇“獻血指標”；政府相關部門稱“獻血指標實為需求”，并非強制
去年年底，北京等10余個大城市出現“血荒”，相關部門稱天氣寒冷造成街頭無償獻血人數減少。本報記者歷時兩個月暗訪調查，一個由“血頭”操盤的販賣血液網絡浮出水面。利用北京一些村委會為完成“獻血指標”出錢買血、“家庭互助獻血”難尋親友，“血頭”組織大學生、民工、兼職工作者、甚至是河北村民賣血，從中牟取暴利。而這些諸多賣血者中，不少曾是無償獻血者。
3月31日凌晨3點，河北定州息冢村村口。
村民甄建國(化名)上了早已等候在此的大巴車，他要趕早去一趟北京。車接車送，一趟能賺300塊錢。息冢村和相鄰的流駝莊，百余名村民都報了名，大部分是婦女，還有幾個四五十歲的男子。
這趟買賣不費什么力氣，只要把胳膊一伸，鮮紅血液順著導管流入血袋里，錢就算到手了，“正規采血，絕對安全。”甄建國說。
在一張張登記表上，甄建國這些定州村民，工作單位都被填成“房山區長溝鎮某某村”，每位村民的酬勞也由相應村的村委會支付。
這些村委會按人頭支付的費用遠不止300元，更多的錢被村委會與數百個甄建國之間的中介——一個個“血頭”賺走。
司機知道，要乘車的人大部分是在校大學生和長期做兼職的人，里面還有那么一兩個馬上就要斷糧的人，他們一個共同賺錢的辦法——賣血換錢。
3月31日早6點，一輛北京牌照的金杯車駛過大鐘寺地鐵口，司機熟練地將車停在地道橋的上橋處等待。半小時后，這輛金杯載著10余人前往百里之外的房山長溝鎮。
司機并不介意將要坐車的人是誰，家在哪里。但他知道，要乘車的人中大部分是在校大學生和長期做兼職的人，里面還有那么一兩個馬上就要斷糧的人。這些人有各自的圈子，除了打零工賺錢外，還有一個共同賺錢的辦法——賣血換錢。
10分鐘后，小張鉆進了金杯車。帶他來的是一個20多歲的東北男子，一同前來的還有另外3名獻血者，均在20歲左右。
小張在一家網站工作，平時上夜班。他和女朋友都在北京打工，兩人每月加起來的工資約有五六千元。他們想盡快在北京結婚、買房，但手里沒有積蓄。之前一天，他打通朋友的電話，希望獻血換錢。對方報價，400毫升血350元的價格。
一年前，小張是名小“血頭”，介紹一個人賣血可以從中抽成一兩百元。“這回還讓我帶人，多少人都行，估計現在的血活很好干。”小張說，現在只想有時間就自己干，“只當去血液中心獻血，還有錢賺，但是介紹別人覺得有點缺(德)”。
幾分鐘后，又有6人上車，其中有一名20多歲的女子。
這名女子向同車人要了一支煙，坐在副駕駛上點著。她自稱還在上大學，自己每月一千多的生活費，不愿和家里多要，之前偶爾會無償獻血。這是第一次賣血換錢，介紹人告訴她，是正規的采血車抽血，保證沒有危險。
6點40分，正當金杯車準備發車時，又有11個人隨一名身背挎包的男孩走到車前。“坐不下了，你打電話讓他們(血頭)再包一輛車吧。”司機喊了一聲，金杯車開動。
一路上，車里人侃侃而談。
定州血客
最近一年來，定州當地經常有人被拉到北京賣血，400毫升給300元到350元。每次北京有人要血，“血頭”都會挨家挨戶找人。
將近一個半小時的車程，金杯車開進房山區第一醫院長溝分院。
半途中，一名20多歲的男子，上車將這些賣血者的身份證收走，說是要填寫獻血表，“現在管得嚴，只報身份證號不行了。”
此時的長溝分院大院中，已經有一百多人站著等候，其中就有甄建國和他的老鄉們。
兩輛河北牌照的大巴車停在院內，大巴車上的人來自定州市息冢鄉息冢村和流駝莊，還有幾十人自稱來自河北固安。
其中幾名婦女說，最近一年來，定州當地經常有人被拉到北京賣血，400毫升給300元到350元，當地的組織者就是幾個村里人。每次北京缺血，他們都會挨家挨戶找人，有人負責派車接送。
對甄建國來說，賣血換錢并不是第一次。
十年前，他就曾自己坐車跑到北京，獻了400毫升血，換了100塊錢。
如今，他的鄰居就是一名“血頭”，不但錢有著落，還有車接送，價錢也漲了200元。
甄建國不在乎把血獻給誰，“給錢就行”。除了賣血賺錢，他也樂于幫忙聯系其他賣血者，幫村里的“血頭”找人，提成是每個人10塊錢。
這群賣血者中，帶隊的是一名叫做吳林弟(音)的村里女子，也隨車趕到北京。
她自稱從事組織人賣血一年多了，今年年初，她就曾組織過兩車人來北京賣血，“記不住去的是哪兒了”。
吳林弟說，在當地像自己這樣的小“血頭”很多，他們只負責在附近村里找人，并不負責聯系買家，這由上游的大“血頭”去辦。他們從每個成功賣血者中抽成幾十元，“旁邊村前兩天剛走了兩車”。
3月31日上午，金杯車帶著數十名北京賣血者趕往房山長溝鎮。
“血頭”收賣血者的身份證，填完登記表后，將身份證發回。
河北牌照大巴旁邊，來自河北定州、固安的賣血者共有百余人。
臨時村民
甄建國等連夜從定州趕來的“賣血者”領到的登記表上，工作單位一欄都被填成“房山區長溝鎮某某村”，戶籍所在地則是“外埠戶籍在北京居住6個月以上。”
上午9點30分，兩輛印有北京市紅十字會血液中心的獻血車，駛進長溝分院大院。
隨即，大院內各個“血頭”和領隊，開始給每名賣血者分發登記表。
這是一張北京紅十字會無償獻血登記表，早已被人填寫完畢，包括獻血者本人的兩個簽名。
其中包括是否一周內患過感冒，是否有傳染病等35項身體健康信息征詢項均被打了叉號。
甄建國等連夜從定州趕來的賣血者領到的登記表上，工作單位一欄都被填成“房山區長溝鎮某某村”，戶籍所在地則是“外埠戶籍在北京居住6個月以上。”獻血次數和最后一次獻血也都填寫工整。
小張等人領到的登記表，除了長溝鎮所轄村名、自己簽名等不同外，其余大致與甄建國等人的一樣，獻血數量統一為400毫升。
此時的長溝分院大院內，十幾名身穿西裝的男子站在幾輛轎車旁，自稱來自長溝鎮所轄村的村委會，登記表上寫有他們各自的村名。
領到表后，這些賣血者走上了長溝分院的樓。
三樓的樓道里，手持表格的工作人員用3張桌子將樓道隔斷，來自定州、固安和大鐘寺地鐵口的200余人在桌子外排隊。桌子內，一名女工作人員喊著：“南正(長溝鎮一村莊)的排在這邊”。
樓道另一側，一名警察和兩名保安坐在獻血室旁的樓梯口。
各村委會人員、“血頭”不時在樓道走動，維持著現場秩序，也計算著各自村的計劃人數是否到齊。
“我們村還差倆，你再給我兩個。”一名村委會人員邊吸煙，邊向拿著表格的工作人員要人。工作人員索性將表格放在桌子上，按照表格清點人數。
在這張沒有表頭的表格上，詳細記錄著長溝鎮20余個村的名稱、全村人數，以及需要上站獻血和最終需要獻血的人數，最終獻血人數約為全村人數的1%。在第一張表格上，獻血名單上的合計人數為200人。
此時，一名男子喘著粗氣跑上三樓，徑直擠進人群，插到了隊伍前面。他沒有趕上大鐘寺地鐵口的專車，轉了2趟公交，才剛從朝陽區趕到了長溝分院。
這名男子說以前都是在街頭無償獻血，最近一次剛準備上車時，被在附近溜達的一名“血頭”拽住，“你傻呀，要獻血我給你介紹，安全還能賺錢”。一天前，他被通知到這里等車。
他瞥了一眼領到的獻血登記表，說一句“編得太離譜了，我哪里獻過9次血”。
桌子內側的3個房間里，分別被用作初檢、驗血和抽血的房間。
工作人員分別檢驗身份證、檢測血壓、驗血和抽血。
當工作人員詢問一名戴眼鏡男子眼鏡度數時，男子說：“一個300度，一個600度。”工作人員認為不符合獻血要求，該男子隨即改口稱“度數降了，500多度”，隨后順利通過。
獻血指標
“對未完成下達獻血指標的村，少獻血1人，罰款500元。獻血指標完成情況作為年終對干部的考核內容及五好黨支部的評選條件。
下午1點鐘左右，“獻血”結束。
來自大鐘寺地鐵口的“血頭”，將錢發放到領隊手中，再由領隊發到賣血者手中。
350元、400元、500元、有人自稱甚至拿到了800元，這些人抽出相同的400毫升血后，得到的酬勞并不一樣。
當過小“血頭”的小張透露，之所以酬勞有差別，是因為大大小小的“血頭”存在，“血頭”通過一層一層的下線拉人賣血，賣血者上面的介紹人越多，拿到手里的錢就越少。
來自大鐘寺地鐵口的一名小“血頭”稱，每400毫升血，跟村委會的報價不會低于1000元。
現場兩名長溝鎮所轄村的村委會人員證實，這些酬勞全部為村委會支出，但“雇一個人只有六七百。”
他們坦言，所在鄉鎮每兩年便會組織一次獻血，每次都會發放文件，規定獻血人數的指標，“這是分下來的任務，不完成行嗎？”
今年年初，鎮政府開會，每個村發了一份文件，規定了上站指標和獻血指標。村里在大喇叭上喊了幾天，但是沒有一個報名者，為了完成任務，村里只能求助于“血頭”，出錢雇外地人完成獻血。至于村委會如何與“血頭”聯系，這些村委會人員不愿透露。
對此，相關村的村民大多直言并不愿獻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即便村里另出一部分獻血補助，但仍不愿獻血，因為這個收入并不是什么大數目。還有的一些村，村民稱就沒聽說村里組織獻血一事。
“如果老百姓真獻了血，回頭說這不舒服那不舒服，找到村委會也是麻煩，原先就有過這事。”一名村委會人員稱，所在村原本有兩個報名者，想到花點錢雇人獻血省了不少麻煩，干脆報名者也沒有安排獻血。
“首都之窗”網站鏈接的房山信息網上，署名佛子莊鄉政府的一份《關于2010年度公民無償獻血工作的安排意見》中，規定“今年我鄉(佛子莊鄉)無償獻血任務指標130人，各村指標數按2010年6月30日派出所戶籍總人口數的0.8%下達獻血指標(各村、各單位任務指標附后)，各村、各單位必須保證完成任務，當日完不成任務的限期隨異地獻血，確保今年任務按質按量完成。”并附有獻血指標分配表。
該《意見》同時規定：對完成獻血任務的村由鄉政府給予適當獎勵；對未完成下達獻血指標的村，少獻血1人，罰款500元。獻血指標完成情況作為年終對干部的考核內容及五好黨支部的評選條件。
此外，該網站還有其他鄉政府公布“獻血指標”或“血液需求人數”。
一輛血液中心的采血車駛入長溝分院，為賣血者采血。
賣血者擠滿長溝分院樓道，等待采血，現場有保安維持秩序。
指標變遷
2009年11月1日，《北京市獻血管理辦法》開始實施，《北京市公民獻血用血管理辦法》同時廢止，意味著責任單位的行政獻血指標制度同時取消。
1998年《獻血法》實施后，我國由義務獻血制度改為無償獻血。
但為保證血液正常供應，北京市于1998年7月通過《北京市動員組織公民獻血條例》，在規定本市提倡自愿獻血的同時，仍然實行計劃獻血制度。
2000年實施的《北京市公民獻血用血管理辦法》中，規定每年各“責任單位”均要與市和區縣政府簽訂“獻血目標管理責任書”，如未完成獻血任務，責任單位將被責令“限期改正”，到期如果仍未完成獻血指標，責任單位須依據《北京市血液調劑費用籌集辦法》，交納獻血補償金。
2006年3月，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廢止了《北京市動員組織公民獻血條例》，計劃獻血指標制度在北京將正式退出歷史舞臺。
當時，血液管理部門負責人接受采訪時稱，“行政獻血”強制性色彩明顯，導致一些無法完成指標的單位靠支付補貼方式來鼓勵獻血，有些地方甚至出現了花錢雇人獻血的情況，“血頭”也應運而生。這些做法最終導致的結果是采到的血源質量得不到保障。
2009年11月1日，《北京市獻血管理辦法》開始實施，《北京市公民獻血用血管理辦法》同時廢止，意味著責任單位的行政獻血指標制度同時取消。
北京的獻血指標經過上述變遷，按照規定目前不應該存在。為何房山長溝鎮的一些村還苦于“獻血指標”，找“血頭”雇人獻血？
對此，房山區衛生局及房山獻血辦兩名負責人均稱，房山區域內根本不存在“獻血指標”一說，上述部門也未有發出帶有指標的獻血通知或通過政府發布命令。而對于有關鄉政府文件提到的“獻血指標”，房山區衛生局負責人稱，只是一個根據人口數量預計的獻血需求，但并非強制，也無懲罰。
據多名“血頭”稱，村委會有“獻血指標”，花錢雇人獻血并非只有房山區，在北京別的區也有，除村委會外還有其他單位。從去年北京“血荒”后，“這些生意占到血頭業務的一半以上”。
昨日，北京血液中心負責人表示，北京市行政獻血指標的相關政策確實已經廢止，他們是鼓勵市內單位團體獻血，但完全遵循自愿原則。至于記者調查的上述村委會雇人賣血完成“指標”說法，他們之前并未聽說過。
北京市血液中心主任劉江稱，他們將針對此事約談區縣獻血系統相關負責人，進行內部調查。同時，在加強對無償獻血事業宣傳的同時，針對上述問題采取相應舉措。
“血頭”操盤“指標血”流程
村委會接到本村的“獻血指標”，一般是按戶籍總人口數的0.8%左右計算。有的鄉鎮還規定獻血工作的獎懲措施。
有的村委會通過大喇叭在村里宣傳，很少有本村村民報名獻血，即使有個別村民報名，村委會也怕麻煩不安排。
為了完成本村的獻血任務，村委會只能求助于“血頭”，出錢雇外地人完成獻血指標。
得知血液需求信息后，“血頭”通過網絡，從北京、河北等地尋找賣血者。
大小“血頭”將賣血者帶到鄉鎮長溝分院，讓這些賣血者冒充在相應村莊居住、工作的外地常住人口獻血。
完成“獻血指標”后，村委會將酬勞給聯系的“血頭”，一般是400毫升千元左右。
經大小“血頭”層層提成，最終每位“獻出”400毫升血的賣血者，得到300元左右的血酬。
大小“血頭”共編地下血網
記者調查得知，“血頭”除了借助一些村的“指標獻血”操盤外，醫院、血站的“家庭互助獻血”，都成為“血頭”們牟利空間。大大小小的“血頭”下游，由成百上千，甚至萬計的大學生、民工、兼職工作者等，編成一張地下血網。
400毫升“血頭”要價1500
張偉（化名）是一名小“血頭”，他所在的賣血組織，一半以上的收入出自村委會“指標獻血”。他稱，北京血液緊張時，醫院、血站，甚至是北京市血液中心，都有“血頭”活動。其中，對于“家庭互助獻血”，“血頭”要價最高，400毫升的血一般成交價在1200至1500元。
家庭互助獻血，是指在血液供應緊張時，病人親屬須得先行獻血，再持獻血證到所在醫院，為病人等量換血。
可如果病人沒有足夠多的親友或家人遠在外地，一旦病人手術用血量大，便可能獻不出等量血，而且獻血家屬也存在驗血不達標的風險。
“血頭”們就抓住了這個牟利空間，“趁人之危狠宰。”
張偉稱，在北京一些醫院的血液科，都會有“血頭”靜等前去找血的病人家屬。特別是供血緊張，一些手術被迫推遲。不忍親人遭受病痛折磨的病人家屬，只能選擇家庭互助獻血，讓家人盡快手術。
“不買就做不了手術。”張偉說，有一次大“血頭”向他要10個人，進醫院獻血，每400毫升血價格1500元。他坦言，“家庭互助獻血”需要有親屬關系證明，但他們一般都能順利過關，“人家肯定是著急做手術，醫院和血站也理解。”
4月2日，北京市血液中心，一名光頭男子長時間坐在二樓的長凳上。見到有前來獻血的人面露難色，光頭男子便上前搭訕，為求血的病人家屬講解當下的獻血政策，以及獻血流程。光頭男子自稱有朋友可以幫忙找血，每400毫升血收費1500元，并主動留下電話。
記者調查發現，此前一月間，這名光頭男子就多次出現在血液中心，遵循工作人員作息時間“上下班”。
圈子套圈子 “血頭”數量多
經過幾個月拉人賣血經歷，張偉了解到，他所在的賣血網絡大概有一兩個大“血頭”，一般只負責聯系“生意”。他們有七八個固定的下線，每個下線下面差不多都會有四五個負責拉人賣血的，張偉等人則是最底層的“小血頭”。
他說，那些被拉去賣血的人，大多是想掙錢的大學生和長期做兼職的人。其中有省吃儉用從早到晚干活的人；有掙點錢就窩在宿舍里吃睡，或者整天泡在網吧直到身無分文。還有懷揣文藝夢想，北影廠門前的群眾演員。
他們沒有固定收入，都成為“血頭”漁利最穩定的血源。
“每個人都有圈子，圈子又套著圈子”。在張偉的筆記本上，詳細記錄著幾百個人的手機號碼、性別、年齡，當前的身份，甚至還有身高、體重比例的“身體指數”。需要什么人干什么活，只需要看著筆記本打電話找人。他還加入了十余個兼職QQ群，在網絡中能接觸到的就有接近千人。
張偉說，一些人被拉去賣血后，下一次就帶其他人賣血坐等抽成，這就成了小“血頭”，所以小“血頭”的數量難以計算。
按照規定，兩次獻血間隔期不少于六個月。但大“血頭”通過層層網絡，掌握著大量像張偉這樣的小“血頭”，輪番找不同的賣血者，保障血源供應。
“只要你想干（獻血），哪天都有活。你能找多少人，我就要多少”。長溝鎮獻血時，記者聽到一名小“血頭”對一名賣血者說。
多名賣血者和小“血頭”稱，他們中的不少人之前都是無償獻血者，在街頭獻血時被“血頭”拉攏。雖然獻血和賣血的終端都為血站，但無疑影響了無償獻血的發展，“因為血頭的存在，很多人對無償獻血產生反感和懷疑。”
“血頭”搶地盤引沖突
不同“血頭”和賣血組織，因搶地盤也發生沖突。
張偉稱，有一次，他和近20名賣血者到一個村委會大院，張偉的上線血頭和另一撥人為爭搶獻血名額大打出手。
還有一次，一個女孩帶著兩個人到一家醫院，為缺血的病人家屬獻血。事后準備離開時，被常在該醫院的大“血頭”威脅，“把錢拿出來”，女孩只好交錢走人。
“來了陌生人，血頭一眼就能看出來是干什么的，包括便衣。”也曾做過小“血頭”的李良（化名）說，他們組織賣血的地方也時常有便衣暗訪，但“血頭”們很警覺，“什么也不做，便衣也沒什么辦法。”
直到現在，張偉和李良也弄不清楚，“大血頭是怎么和獻血單位建立的聯系，從哪里得到如此準確的獻血信息。”
但他們清楚，“血頭”賺取的是暴利血酬。
張偉說，上級血頭給他一般拉一個人是四五百的樣子，他就給賣血者三四百元，從中漁利一兩百元，趕上用血緊張，“有時一天可能要分到幾個地方獻血，跟我們都是一次要幾十人”。
大“血頭”賺得更多，比如到村里賣血，雖然價格比“家庭互助獻血”低點兒，但一般都需要拉幾十人或上百人，除去給賣血者的三四百元，小“血頭”只能賺五十元到一百元，其他的錢都是大“血頭”的，“絕對是暴利”。
如今，張偉和李良都退出了賣血組織，他們說雖然賺了一些錢，還是覺得不安心，“這是別人從身體里抽血掙的錢，人家拿命換錢，我花著不安心。”張偉說。
雖然不干這行了，仍有人不時給張偉發短信，問有沒有血活兒。
官方表態
每一次“血荒”出現，都會觸動人們的神經。目前北京血液供給如何，記者昨日探訪了北京市血液中心。
北京“血荒”往往出現在冬季
“非常好，可以敞開供應”北京市血液中心宣傳科科長蘇健說，隨著天氣轉暖，采血狀況明顯好轉。目前，已放開向醫院供血。
血液儲存，原則上不超過10天，街頭流動獻血方式有多個不確定因素。季節、天氣、公共衛生事件、重大活動，甚至是人口老齡化問題，都會成為無償獻血工作的掣肘。供血不足往往出現在寒冷的冬季。
目前，北京市日常約有30多個流動采血點，每天可在街頭采血約2000袋，一個采血點均采50至100袋血。按照目前的血源比例，92%的血液來自街頭的無償獻血，約5%來自團體單位獻血，其余為預約獻血。
據統計，去年北京的供血量為142噸，遠高于上海、廣州。隨著新醫改和全民醫保范圍的擴大，用血的增速會繼續擴大。據北京市血液中心主任劉江預測，北京5年后的年用血量將超過200噸，配套獻血點需要達到70個左右。
牟利多發“團體和互助”獻血
劉江介紹，去年一年，團體單位獻血不超4萬人次，其中遠郊區縣的團體單位獻血數不超1萬，這里面還包括多種單位團體，鄉村的人就更少了。另外，家庭互助獻血總數約有2000人次。他分析，這些可以利用血液非法牟利的人群即使存在，“也是個別現象”。
去年的供血緊張時，北京啟動家庭互助獻血。
“政策的初衷很好。”劉江說，但在實施過程中，不排除出現有人利用血液牟利。而家庭互助的范圍為親屬、朋友、同事，這給工作人員造成很大的判斷難度。
雖然目前血液供應緊張已緩解，但劉江認為家庭互助獻血不應僅僅是救急，更應是一項長效機制，推動病人家屬參與無償獻血，增加獻血人群。
“應擴大團體單位獻血比例”
劉江認為，血液系統需要解決的兩個最大難題是，如何保證持續增長的血液需求總量，同時保證血液一年四季均衡供應。
他稱，應對冬季血荒，應該建立另一個機制擴大團體單位獻血比例，針對性投放在冬季。
“獻血法出臺后，文明單位評選取消了有關獻血的指標，我認為這樣不好。”劉江認為，在增加街頭流動獻血點和宣傳無償獻血知識的同時，應將無償獻血重新納入到團體單位文明單位測評體系。
而如果獻血納入評獎體系，會不會促使變相行政指標血的再度合法化。劉江稱，測評體系不以團體獻血數量為標準，而是以無償獻血宣傳產生的“知曉度”等為標準，并不會改變獻血的自愿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