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8月，海南省屯昌縣楓木鎮農民許權東在當地信用社門前的催款公告上驚訝地發現，父親許用欽在2002年過世，卻在2005年欠下了一筆5000元的貸款。一時間，“死人被貸款”的消息攪熱了平靜的鄉村。

　　半月談記者調查后發現，除此之外，在楓木鎮還有更多的活人“被貸款”，數額多的達4萬元，少的也有5000元。當地農民反映，楓木鎮每個村都有農民“被貸款”，粗略估計不下百人。究竟是誰在盜用農民的隱私和信用？農村金融機構還有多少漏洞？

　　小鎮農民“被貸款”

　　個人隱私疑被盜用

　　2009年9月，楓木鎮農民林詩藝突然收到楓木信用社的貸款催收通知書，稱其在1994年辦理過4萬元的貸款，貸款用途是“建房”，至今本息累計已達11萬多元。林詩藝家庭年收入不到萬元，這份通知書猶如晴天霹靂。“我只在信用社存錢，從來沒有貸款過，1994年也沒有建房。”林詩藝委屈地說。

　　與林詩藝情況類似的還有楓木鎮嶺仔村村民蔡開永夫婦。因為被冒名貸款，蔡開永夫婦已進入農信社的貸款黑名單，其子女上大學都無法在農信社申請助學貸款。蔡開永說，2009年他兩個子女考上海南省醫學院，但在農信社填貸款申請表時，卻被告知夫妻二人曾在2004年辦過1.3元的貸款，至今仍有拖欠貸款的記錄。

　　“我確定無疑，在哪一家銀行都從來沒有辦過貸款。”蔡開永和妻子思來想去，認為唯一可能的原因是他們曾將戶口本交給當時在楓木信用社工作的王群。蔡開永說，當年王群曾游說可以在信用社辦理不需利息的貸款，他輕信后便將戶口本交給王群，半個月后被告知“辦不了了”。拿回戶口本后，他也沒再將此事放在心上。

　　得知自家有“欠貸”的記錄后，蔡開永找到王群，王群的答復是：不是你貸的款你不用管，也不用怕催款，自然有人幫你還的。蔡開永隨即將自己“被貸款”的情況反映給楓木信用社。“雖然現在信用社沒有再催款，但我們還是心有余悸。”蔡開永說，楓木鎮幾乎每個村都有農民無緣無故地“被貸款”，此事在當地已經掀起了波瀾，許多受影響的農民懷疑自己的個人隱私被他人盜用，并且強烈要求農信社給他們一個合理的解釋。

　　“無頭債”讓農民深陷信用危機

　　為了還自己一個清白，林詩藝到楓木鎮派出所報案，但辦案民警告知“時間太久無法立案”。他便通過朋友找當地檢察院的人了解情況，得到的答復則是：“你不要再找他們了，他們也不會找你的。”林詩藝說，這話的意思是“貸款的事我不用管了”，“但我的名字還在信用社的賬單上，等我們老死了，說不定這筆賬還會轉嫁到小孩頭上”。

　　林詩藝說，在農村，鄉里鄉親最看重的是信用，一個人沒了信用就會被親戚朋友瞧不起，所以，“被貸款”事件已經對他的名聲造成了很壞的影響。

　　蔡開永難過地說，因為有“呆賬”，不能辦貸款，孩子們的學費便沒了著落。幸好可以從屯昌縣教育局申請“高等學校生源地信用助學貸款”，才解了燃眉之急。為了解決“被貸款”，他曾去過縣法院反映情況，但沒人受理，無助的夫婦倆只能在家里等消息。

　　“我父親過世了還能辦貸款，這簡直是天方夜譚！明顯就是有人造假，套取國有資產，騙取儲戶錢財。”許權東說，“我希望政府能盡快把貪污的人、騙錢的人抓起來，還我們一個公道。”

　　農村金融安全究竟有多少漏洞

　　針對多位農民“被貸款”一事，屯昌縣農信社主任張春華說，此事還在梳理階段。農信社正在配合縣紀委、公安專案組進行調查，要等司法部門得出結論后才能向媒體公布。然而，截至記者發稿時，“被貸款”的農民仍然在當地農信社貸款的“黑名單”上，他們的信用仍然遭受質疑，事件的幕后黑手仍然是個懸念。

　　張春華說，在省農信聯社成立之前，信用社的內部管理確實存在很多問題。他自2009年底上任后，便安排小額信貸部的人員逐村逐戶催收不良貸款，一旦發現哪筆賬有可能是“被貸款”，便要求農民寫說明，并蓋章確認，縣農信社再派人清查。

　　對此，海南省農村信用社聯合社新聞發言人陳奎明坦承，省農信聯社2007年8月掛牌成立以前，由于產權不清晰，管理不規范，個別地方信用社確實不同程度地存在冒名、借名、假名貸款。他舉例說，省農信聯社曾根據一名“被貸款”農民的舉報，查出一名公職人員利用幾十個農民身份證貸款30多萬元的案件。

　　陳奎明同時表示，省農信聯社自成立以來，不斷加大改革和內部治理力度，對內部人員實行責任追究制度，先后有21名市縣農信社高管受處罰，其中撤職6名、降職8名、離崗清收6名，還有1名被判刑；另有200多名其他相關貸款責任人先后離崗清收，40人被解除勞動合同，11人被移交司法機關。他說：“省農信聯社決不讓農民為農信社內部違規行為‘背黑鍋’。”

　　中國人民銀行海口中心支行金融研究處處長吳鶴立分析認為，冒名放貸是違法行為，給農村金融安全造成直接的金融風險。在全國很多地方，只要有農村小額信貸就存在冒名放貸的違法行徑。農村金融機構盡管有很多明確規定來規范放貸行為，但仍然有不少漏洞，這和農村金融網點地處邊遠，交通不便，監督成本高、難度大有關。

　　吳鶴立說，海南省農信聯社成立之前，經常發生市縣農信社主任卷款幾千萬元逃跑的事情。目前，省農信聯社不斷加強內控制度的完善，制定了一系列管理制度，對縣級農信社實行多頭領導相互制約、高管權力相互制衡、大額貸款審批人員交納風險金等管理辦法，使犯罪成本大大增加，有效地遏制了農村金融犯罪案件的增長勢頭。

　　“但海南省農信聯社亟須針對基層管理漏洞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加大軟硬件設施的投入，強化內控機制的建立和完善，最大程度地保障農民的隱私權，維護農民的信用。”吳鶴立說。(記者 趙葉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