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想買通那么多的裁判，不可能”
據鄭銘剛介紹，“三模三電”競賽擁有相對完善的賽制。
競賽試題一般為三道，由一位專業教授命題，“命題人擁有良好信譽，而且因為只有一個人命題，所以一旦有漏題的情況，是誰漏題的，指向性非常明顯。我們至今的賽事實際也證明，在命題環節沒有問題出現。”
由于現場裝搭由裁判打分，有一定的主觀因素。那么，是否存在賄賂裁判舞弊的可能？
鄭銘剛說：“每項比賽有三到四個賽場，每個賽場有四到六名裁判員和計時員。每場競賽的賽場和賽場裁判都是隨機決定的，甚至上下午會隨機輪換，一個人想在這一環節買通那么多的裁判獲得好成績，幾乎是不可能的。”
網帖還提到浙江考生家長反映，部分“三模三電”訓練隊有“既做教練，又做裁判，兼做器材銷售”的現象。
賽場裁判員由電子學方面的專家、教授和科協人員等擔任，計時員從在校大學生中選拔，場外專家團則由教授和專業工程師組成。“評審人員經過審核，確認和參賽學校沒有關聯性，才允許上崗。”鄭銘剛說。
考題現場發布，選手現場制作或操作，競賽得分根據作品功能實現效果、電子原理應用、用時長短等依據評判，賽制中還有一套公開的客觀指標。考分現場發布，如有異議，可現場提出申訴。提出申訴后，場外專家團即可進行仲裁，直到最后選手簽名認可成績。
在模型比賽中，有現場制作項目，也有拿著做好的模型現場操作。“在后者比賽中，的確存在拿著別人做好的模型來參加比賽的情況，在下面學校和賽區的選拔上，也可能出現有違公平的情況。我們曾經查處了幾起舞弊事件。”鄭銘剛坦承，“但決賽場上，舞弊行為幾乎不可能得逞。在賽制中，我們也增加了對選手理論知識的考察，如果不懂，就無法通過答辯，更不可能得到前六名的成績。”
網帖指稱模型需要高價購買，是“富家游戲”：“一個航海模型大致價值1.3萬元，原材料大概是六七千元。”
對此，鄭銘剛分析說，模型也分高價值型和低價值型。“低價值型模型十幾塊錢就可以做，高價值模型可能需要幾千塊錢，甚至上萬塊。但每一種型號模型的價位是固定的，并非花錢越多，做的模型就越好。” 網帖揭露認為，“三模三電”比賽中設置了幾十個不同等級、規格或發動機排量分類，項目過多，導致“幾乎所有參賽者都能獲獎”。“某些學校發現這是一條高考加分的捷徑，大規模組織學生參加獲取加分，‘三模三電”加分已完全超出了鼓勵體育鍛煉的意義，成為給人鉆高考空子和滋生腐敗的溫床。”
對此，陳方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浙江省于今年1月出臺政策，縮小“三模三電”加分分值和范圍。與此對應，全國青少年電子制作錦標賽也縮減了比賽項目，從今年起，簡易機器人制作等項目將取消高中組比賽，團體獎項也將取消高考加分資格，可以加分的人數從去年的50多人縮減到十幾人。
同時，陳方介紹，江蘇省至少在5年前就已經取消了該項比賽的高考加分權利。
“全國都應該取消全國青少年無線電通信錦標賽獲獎后的高考加分權利。”陳方說，“目前，全國青少年無線電通信錦標賽開展面比較窄，只在浙江、江蘇、北京、天津、上海及廣東等經濟較為發達的省份和直轄市開展，資源分配方面存在不公平，很多較為艱苦的學校根本不具備條件。而且，從比賽規則的嚴謹性及評判標準等方面講，都與高考有一定的差距。”
陳方也坦承，自取消高考加分以后，江蘇省大部分學校雖然都向學生提供對講機、收訊機等公用設備，但是，高中學生參加各種無線電通信比賽的積極性大為降低。
“今年沒有一個人報名高中組項目的比賽。”陳方說，“一般都是成績好的同學參加比賽。取消加分后，高中生就不愿意花備戰高考的時間來參加比賽了。”
“在有高考加分的省份，‘三模三電’是比較熱，但我并不認同以高考加分來推動這項運動。”鄭銘剛說。
鄭銘剛認為，與傳統體育項目考驗運動員體能體力水平不同，“三模三電”這類運動注重的是選手的動手能力、創新能力和科技知識儲備。“在一些國家，高中就開展通用技術課程，以培養科技創新人才。在我國，三模三電’也是一項非常有利于素質教育的活動。”
網帖還質疑“三模三電”項目加分的意義：“大學需要那么多玩‘三模三電’的‘模電人才’嗎？這些‘模電人才’又有多少人進入了與它有關的專業？有幾個在大學里繼續參加‘三模三電’比賽？”
鄭銘剛舉例說：“比如，有一名通過‘三模三電’加分進入浙江大學的學生，他在大學期間創辦了電子制作俱樂部，在這個領域有很好的發展。”
他并不希望用高考加分來促進“三模三電”的發展：“這項運動富有趣味性、專業性、創造性，對于孩子的全面發展很有幫助。用加分來鼓勵，難免導致一些功利性的參與。當然，在現在的高考指揮棒下，如果不用高考加分來鼓勵和刺激，可能鮮有學校會重視，也鮮有學生會參加。高考加分鼓勵‘三模三電’運動，實屬無奈。我更希望看到這項運動能夠普及性發展，而不是現在的情形。”
陳方認為，無線電通信是一項對青少年智力開發極有幫助的比賽，為激勵學生參加這項傳統益智的比賽，教育部門應該考慮把它作為考核評估學校業績的一個方面，以敦促學校的方式來激勵學生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