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0萬份　地下發行網絡成就驚人發行量

　　據了解，這些教輔報紙的發行量都比較驚人，以《英語周報》為例，其在多個場合宣稱自己的單期發行量達到1600萬份，是全球發行量最大的報紙。

　　在河南采訪期間，有知情人士向記者透露，部分教輔報紙之所以每學期單期發行量超過100萬份甚至1600多萬份。主要原因他們已經形成了一個非常完整的地下發行銷售網絡，這些地下教輔報紙出版商直接從總部向全國各地市甚至縣區派駐地下的銷售人員作為其銷售代理。這些銷售代理直接和其總部簽訂的銷售代理協議后，代表教輔報紙總部對所轄區域教師采取“地毯式”——幾乎一個教師不漏的公關方式，以及用60%甚至70%的折扣利潤誘導一線授課教師訂購其教輔報紙，相當一部分的一線授課教師經不住這些教輔報商的多番勸誘，在和報商簽訂訂購協議后，就將教輔類報紙的訂購壓力轉嫁到其直接或間接教學的學生身上。

　　“很多教輔報紙的發行量為什么那么大，最根本的原因是‘能猜題目’。”記者在采訪中輾轉找到一位《英語周報》的張姓發行商(下稱張先生)，他向《經濟參考報》記者一語道破其中的訣竅。

　　張先生告訴記者，像他們這樣的教輔報紙發行站，必須和區縣一級的各學科教研員搞好關系，到期中期末考試時，這些出題的教研員會較多參考他們提供的材料，“這樣老師出的題中會有一部分是我們報紙中出現過的，這就顯得我們報紙的猜題命中率較高。”

　　猜題命中率高直接拉動了報紙進入學校的發行量，“老師需要這樣的報紙提升班級平均成績，家長也舍得在這樣的報紙上下成本。”張先生向記者透露，“《英語周報》從我剛接手時的5000份的發行量慢慢發展到現在30萬份的發行量，這還只是幾個地級市的銷量。”

　　張先生告訴記者，很多時候發行商會讓區縣教研員或者是他們的親戚來做區縣代理商，“15塊一期的報紙，他們從我們這兒拿走的成本是5到6塊，然后以13至15塊一期的價格推給學生。”

　　《經濟參考報》記者以某家教輔報紙出版社編輯的身份將杞縣一所中學的宋姓英語教研組組長約出來“商談”如何把自家的英語報紙發行進學校，該宋姓老師非常警惕，在商談之始要求先看樣報，被記者搪塞。

　　記者表示想先在杞縣探探教輔報紙發行的路子、回扣的比例等等，宋老師表示沒有回扣一說，只有低價從發行商這兒進，然而高價推到學生那兒。

　　“我們報紙和《英語輔導報》差不多，10塊錢賣給你怎么樣？”記者問。

　　“不行，最多5塊2。”宋老師一口咬定，“我們這兒都這個價。”

　　記者表示已經了解到學生購進報紙要13元以上，他不該要那么多利潤時，宋老師讓記者自己去推銷，試一下能否推進學校。 記者 施智梁

 　　目前教輔報紙在我國一些地方大行其道，如果不訂老師介紹的教輔報紙，學生甚至都無法完成當天的作業，部分老師也常常向學生攤派教輔報紙。

　　但是，《經濟參考報》記者近日在河南調查時發現，大部分教輔報紙存在“一號多版”等非法出版問題，有的單期發行量甚至高達1600萬份。其海量發行的背后，則是一個令人觸目驚心的利益鏈條。

　　強迫征訂　考試題出自教輔報紙

　　6月24日下午，杞縣城關鎮一中門口熙熙攘攘，次日這所開封市的中學將作為附近幾所中學的中考共同考場，學生及家長紛紛在考前一天前來認考場。        

　　15歲的小鐘是附近大同中學的初三學生，戴著厚厚的不下于500度的眼鏡片，身邊小鐘的父親(下稱老鐘)不時在旁叮囑他明天要早出門，“今晚上我就得趕回鄭州了，明天陪不了他。”老鐘訕訕的笑容下有一絲愧疚之態。

　　小鐘告訴暗訪的記者，從初一到初三，他們每個學期都要訂至少5份教輔報紙，“一般主要的學科如語文、數學、英語、物理、化學都得訂一份。”

　　“我們班上有80個學生，基本上老師說好的報紙大家都會訂，最多兩三個不訂；那些老師沒說好的報紙，也有一半的同學會訂。”小鐘說。

　　問及什么是老師說“好”的報紙，小鐘遲疑了一下說，就是老師會在開學時重點推薦的，“有時老師還會說期中期末考試的題目就會從這些報紙里出，一般沒有不訂的，班長課后直接來一個個收錢了。”

　　“這些報紙買了有效果啊，考試成績硬碰硬就上去了。但俺有時看到娃每天都要寫作業寫到晚上11點也挺心疼，他們老師有時直接讓娃做報紙上的題目。一個晚上娃一張報紙換一張報紙，一版接一版地做。”老鐘比劃著一版報紙的大小，向記者介紹著。

　　“那豈不是不訂報紙連作業也沒得做？”面對記者的疑惑，小鐘表示，那些作業布置在報紙上的習題，不訂報紙的同學確實就做不了了，“不過老師說了，他們都是不要讀書的同學，讓他們去。”

　　對于農村家庭而言，這些額外多出的教輔報紙也是一筆不小的負擔。

　　小鐘給記者算了筆賬，“一份報紙平均一學期13元至15元，5份報紙就是70多塊。”老鐘在鄭州的一家工地打工，每月沒日沒夜地干能掙1500元。“給娃買的教輔材料和報紙占了平時開支老大的一塊，但為了娃讀好書，俺認咧。”老鐘說。

　　記者隨后走訪了附近的幾所學校，發現并不是所有學生都對這些教輔報紙的效果持肯定態度。附近一所中學的初一女生小余告訴記者，一些報紙的同步性比較差，根本和課本接不上軌，“就拿這些英語習題來說，一些單詞課本上就沒有教到。”小余指著一份英語教輔報紙上的習題說。記者注意到，這份報紙叫《中學生學習報》。

　　小余的同班同學小朱證明小余已經是班上英語最好的學生之一了，她告訴記者：“面對這種教輔報紙過難的情況，很多同學在做作業時被逼得只能抄答案。”小朱和小余的中學是寄宿制，她們告訴記者作業任務一年比一年重，“我們現在吃飯都跟殺人一樣，眼睛直瞪瞪地端著飯盆往前沖。三扒兩扒解決掉午飯，繼續回去做習題。”小朱說。

　　當記者詢問起這些報紙都是以什么形式進入課堂的，小余說一般都是老師推薦的，“但也有的就是老師開學時直接發給大家，然后讓班長來一個個收錢。我們事先都不知道。”

　　6月25日，《經濟參考報》記者來到河南省教育廳，教育廳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員在聽到記者前一天的采訪經歷后，明確表示以考試、作業為由將教輔報紙推銷給學生屬于強征訂、強攤派的行為。他告訴記者，這種情況農村比城市要嚴重些，“農村的孩子想跳出農門，這類教輔報紙更容易被推銷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