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畫:謝正軍

　　作假已成國之痛 78.8%的人認為全社會應該零容忍

　　作假為何成為普遍現象？公眾首選“以財富論成敗的價值觀過于盛行”

　　9月7日，中國青年報刊發報道《民調顯示99.5%的人曾遇作假不該引國人戒懼嗎》，引發廣泛關注和討論。有人表示，“全民遇假”的背后是“全民愛假”甚至“全民造假”。上周，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再次針對“作假”話題，通過民意中國網和新浪網對2485人進行的調查顯示，78.8%的被調查者認為作假已成中國之痛，全社會應該對作假“零容忍”。

　　72.9%的人承認曾參與作假

　　北京市某高校碩士研究生李大偉(化名)最近在準備一篇論文，查找資料時他發現不少數據都對不上，“有關能源消耗的數據幾乎一本書一個樣，也不知道該信哪個。”

　　李大偉說，如今在學生中，花點錢找論文代理公司“幫忙”已經是“公開的秘密”，“還有一些老師為了評職稱竟然也去找代理公司，真不可思議。”

　　本次調查顯示，72.9%的人承認自己參與過作假，其中35.6%的人“曾有意參與”，36.3%的人“曾無意參與”。

　　“對于作假行為，不能單一地看，這是整個社會鏈條出了問題。”中國消費者協會律師團團長邱寶昌，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說，很多人覺得成功就是有錢有權，于是為了追求財富地位不擇手段，不惜投機甚至違法。他舉例，不少女孩子認為背名牌包就是身份的象征，可她們的收入又達不到買真貨的水平，在愛慕虛榮的心理支配下，就去買假包。

　　作假為何成為普遍現象？調查中，60.2%的人認為是由于“以財富論成敗的價值觀過于盛行”；60.1%的人表示是“作假的巨大利益充滿誘惑”；56.0%的人認為是因為“作假者受到的懲罰過輕”；49.8%的人判斷是“公眾人物作假帶來大眾跟風”。還有44.6%的人表示，正是因為人們普遍愛虛榮，才導致種種“假”現象層出不窮。

　　“在當今社會，成功壓倒一切的價值觀下，人們普遍缺少約束和敬畏之心。”復旦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于海指出，中國傳統上是一個熟人社會，如果作假，口碑不好，就會失去支持，在特定的社群中混不下去。現在進入一個開放、流動的社會，作假帶來的風險越來越具有隱匿性，人們就會缺乏畏忌，面臨利益誘惑時，難以堅持誠信。

　　65.8%的人容忍作假是“擔心舉報沒用”

　　從事銷售工作的范先生經常出差，他發現國內城市都有一些相同的“傷疤”：比如到處都是辦假證、賣假發票的小廣告。火車站附近，經常有人兜售假發票。范先生收到過類似的廣告郵件，還曾向有關部門轉發過，但沒回音。

　　公眾對作假持什么態度？調查中，62.4%的人表示“無可奈何”，51.6%的人“深惡痛絕”，32.6%的人“習以為常”，15.7%的人會“主動打假”，4.3%的人表示“無所謂”。

　　“我們社會對作假的道德壓力和輿論壓力都太小小了！”作為外聘專家，于海參加過一些高校的研究生論文評審。有一次，他按照評審程序否決了一個研究生的論文。事后，卻被一位朋友找上門來要他改分放行。“在歐美學術機構里，沒有人敢提出這樣的請求，更沒有人會答應，因為提出者和接受者都會因此名譽掃地，在同行中成為被恥笑的對象。而在國內這樣做，卻好像沒什么。如果你不答應，還會有不好交代和在同行中不大好混的感覺。”

　　于海把這段經歷連同一個地方官員利用假介紹信公費旅游的例子，寫進一篇文章里，發表時編輯刪掉了官員的案例，說只要自我批評就行了，“媒體行使正當的監督權，尚且這樣避重就輕、不痛不癢，普通人又能做什么？我們的社會怎么能提高警覺？”

　　9月7日的調查顯示，當遭遇作假時61.7%的人選擇“忍了”。本次調查在一定程度上也顯示了原因所在：65.8%的人“擔心舉報沒用”；56.7%的人表示“對作假處罰太輕，不值得”；49.8%的人“擔心打擊報復”；47.9%的人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36.6%的人認為“不影響自己的利益，不關心”。

　　民意確認作假最嚴重的后果就是擾亂價值觀

　　“對于作假，人們總是期待嚴刑峻法重拳出擊，但是法律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邱寶昌指出，比如詐騙是刑事責任，輕微的欺騙是民事責任，沒有造成后果就沒辦法懲罰，所以還是要從道德上進行約束。現在的問題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認為作假是可恥的。“像一個有名的青年作家抄襲的案子，法院已經明確判了，還是有很多粉絲，說抄襲也喜歡他、崇拜他。到底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惡丑，是非完全混亂了。”

　　作假會造成哪些嚴重后果？調查顯示，排在第一位的是“影響公眾價值觀，導致觀念混亂”(78.8%)；其次是“損害法律和制度的權威”(67.1%)；“習慣成自然，作假越來越猖獗”排第三(63.9%)；接下來是“影響政府威信”(58.8%)。

　　“被作假傷害最大的是青少年，像唐駿一樣的‘青年導師’都倒下了，他們還能相信誰？”于海認為，目前打假應該從“零容忍”做起。但單靠個人道德自律是不夠的，需要迅速建立起衡量人們行為信用的制度，“這不僅涉及個人信用的制度管理，還包括公共信用的制度建設。”

　　“公共機構恪守本分、忠于職守、履行職責，也就為社會提供了最大的信用，為社會誠信作了最好的示范和引導。”于海認為，在信任體系的建構上，集體行動、社會心理和社會環境對于個人觀念和行為的影響，比我們想象的要大得多。只有在制度信用上用力，在社會公信上用力，才是最有效的。 (記者 王聰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