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晚報9月24日報道看到本報9月18日“上海車主遭遇運管部門‘釣魚式執法’”的報道后，一位武漢籍車主感覺自己的遭遇與那位上海車主“驚人相似”，遂于21日致電本報熱線投訴。

　　這位名叫黃恩安的漢口解放南路一水果店店主稱，8月11日，一“街坊”稱鄂州的親戚突發“胃出血”，急需租面包車去鄂州將人接到武漢治療，他“出于善意”答應了下來，約定報酬為一條煙。

　　黃恩安將面包車(鄂AK7Q**)開到鄂州市城區，剛一熄火，就被一群執法人員包圍。這群自稱公共交通客運管理處(簡稱“客管處”)的工作人員依據“乘客”的證詞，認定黃恩安為“非法運營”，要罰款1萬。次日，黃恩安交納了6000元罰款，才領回自己的車。而黃恩安遭遇“埋伏”的地方，離客管處辦公地僅約200米。

　　22日，本報記者就此事赴鄂州進行調查。鄂州市客管處負責人表示，絕不存在請人“釣魚”、“做籠子”的情況。該負責人還表示，整個執法過程都有錄像、筆錄等證據，但只向法庭出示。

　　接“求助”：“街坊”求司機去鄂州接病人

　　黃恩安是黃陂六指人，今年3月在江岸區解放南路開了一家水果店，并于4月花1萬多元購進一輛東風面包車。8月11日早上6時許，黃恩安從沙湖果批運了一批水果回店，被一名50歲左右男子攔住。黃恩安說，那人自稱姓汪，“他說是附近街坊，但我從來沒有見過他”。

　　“汪師傅”問面包車愿不愿出租?黃恩安拒絕，“他就向我求情”。汪說，自己有一個親戚住在鄂州鄉下，突發胃出血，“要送到同濟協和才能動手術”。可是，一時間在鄂州又找不到車，于是家人就打電話給汪，要他從武漢雇一輛車去鄂州。病人只能躺不能坐，一定得要面包車。

　　“他提出可以給我300元”。黃師傅覺得對方說得合情合理，于是就答應了。“當時我說事成后你給我買條煙就行，不用給錢”，早晨7時許，黃恩安載著汪師傅出發前往鄂州。

　　遇“埋伏”：車剛熄火執法人員就圍了上來

　　9時16分，黃恩安載著該男子來到鄂州市鄂城區文星大道一路口，“他說病人就在里面，讓我停車”。結果黃恩安剛一熄火，就沖上來七八名身穿制服的執法人員，他們將車圍住，堵車門、拔鑰匙、攝像取證、開具法律文書，“一氣呵成”。

　　這時，黃恩安才知道這些人是鄂州市公共交通客運管理處的執法人員。黃說，當時“汪師傅”十分配合執法人員，對著攝像機說：“我花了300元雇他送我來鄂州的”。“汪師傅”隨后被放走，黃恩安表示自己至今再也未見過他。而執法人員由此認定黃恩安“未取得道路運輸經營許可擅自從事出租汽車客運經營”，屬于“非法運營”，要扣車罰款。

　　被罰款：罰款1萬“講價”到6千

　　黃恩安說，當時執法人員要求他在一份《中止車輛運行決定書》上簽字，他先是拒絕，“但是他們說如果我不簽，就不用再找他們了，那意思就是我的車要不回來了”。黃恩安無奈之下簽了字。隨后，黃恩安跟隨執法人員回到了文星大道61號一房間內，“他們說是客管處執法隊的辦公室，但沒掛牌，離我被抓的路口不足200米”。

　　在辦公室里，執法人員稱要罰款1萬元。經討價還價，最后黃恩安交納了6000元“城市客運車輛違規罰沒收入”及80元停車費后，終于拿回了面包車。

　　質疑：巧合還是串通?

　　黃恩安認為，從“汪師傅”向他求助，到自己最后被抓，整個過程中有不少“巧合”無法解釋，黃恩安他由此認定自己遭遇了“釣魚式執法”——，“肯定是他們做籠子，不然天下哪有那么巧的事?”。

　　“巧合”一：

　　黃恩安說，最初“汪師傅”求助時說自己沒有手機，結果車剛出鄂州城區外的收費站，“他就拿出手機打電話，嗯恩了兩聲就掛了”。不到一刻鐘，黃恩安就在城區內被執法人員抓住，“那個電話肯定是約好的暗號，通風報信”。

　　“巧合”二：

　　黃恩安的車開到文星大道一路口，“汪師傅”讓他在一路口停車。“我車剛一熄火，執法隊員就圍了上來”，黃恩安說，該路口距離客管處執法隊辦公室僅200米，“這不是埋伏是什么?”

　　“巧合”三：

　　黃恩安說，車被扣之后，乘客“汪師傅”就被執法人員拉過去問話、攝像。“他指認了之后就被放走，而我就被定了性”。，黃恩安認為，自己明明是想做好事，不是專營客運，如此取證是否太過輕率?

　　鄂州市客管處回應：

　　雷鋒是很少的證據齊全

　　絕無“釣魚”可能

　　“來我們這里的記者，你們不是第一個”

　　22前日上午，記者陪同黃恩安前往鄂州市公共交通客運管理處，該處副主任 回應了質疑。

　　胡主任首先否認了執法人員雇人“釣魚”、“做籠子”一說，稱執法人員并不認識車上乘客，而且當天查獲黃恩安時執法過程程序嚴格，有包括錄像、筆錄在內的一系列證據，“但只能到法庭上才會出示”。

　　鄂A牌車進城就被“盯”

　　據胡主任介紹，該處自去年7月份起，該處就根據上級文件精神，嚴打黑車。在鄂州市區，從事非法營運的多是來自葛店的私家車，“都是鄂A開頭的武漢牌照”。因此，只要有這種車進入城區，執法人員就會追蹤調查。當天查處黃恩安之前，執法人員一路跟蹤，“他當時在路上行駛，無法攔住，所以一停車執法人員就圍了上去”，不存在執法人員與乘客事先串通一說。

　　“這個世界上雷鋒很少”

　　而在取證環節上，胡主任承認主要是依靠乘客的證人證詞。

　　胡表示，只要司機和乘客談話內容涉及“議價 ”，內容包括汽油費、好處費等，該私家車可立即被視為“黑車”，處罰依據為“非法營運”。“而且按當時的情況，兩個人相互不認識，也不是親戚關系，我們執法人員就會懷疑，認為是受利益驅動”，胡主任說，“在這個現實的社會上，雷鋒是很少的”。

　　胡主任稱，該處打擊非法營運并沒有錯，但面臨取證難的問題，“我們主要是依靠乘客的證言”。加上執法環境不好，因此像黃恩安這樣的投訴在該處經常發生，“來我們這里的記者，你們不是第一個，我想也不會是最后一個”。他表示，有的車主確實非法運營了，被查處時態度很好，“回過頭就去投訴我們”。

　　胡主任說，執法人員在查處黃恩安時會出示一系列法律文書，“按上面的規定，如果他對處罰有異議的話，可以向上級部門反映，也可以向人民政府提出申訴，但他沒有提出(異議)，簽了字，就表示默認了事實”。他說，“這種事情是普遍存在的情況，但最后結果表明我們沒有冤枉人，也沒人提起行政訴訟”。

　　舉報有獎從未兌現

　　同時，胡主任也承認打擊黑車也有舉報有獎的制度，“每查處一輛獎勵1000元。，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兌現過一例”。他補充說，因為有的乘客怕麻煩，所以都是事后舉報，目前該處查處的黑車都是靠執法人員蹲守、追蹤和檢查給查出來的，基本上沒有現時現場舉報的。

　　新聞背景：上海“釣魚式執法”引爭議
　　
　　今年9月8日，上海一位白領張軍(化名)因好心捎了一位自稱胃痛的路人，結果遭遇“倒鉤”——運管部門釣魚執法，張軍被扣車罰款一萬，車主還遭遇“扭手臂卡脖子”。張稱，自己打電話到閔行區交通執法大隊投訴，對方問他為什么要讓不認識的人坐車，張說那個人說自己胃疼的厲害，對方繼續質問：“他胃疼關你什么事?”

　　據媒體報道，被批評的上海閔行區交通行政執法大隊曾聲稱，曾在執法過程中全有各一錄音，內容包括在車外面問司機去哪兒，談好價錢之后就上車。但隨后該隊大隊長又表示，證據是“證人證言”。當事人張軍稱，該大隊拍攝的執法視頻中，自己曾被執法人員“扭手臂卡脖子”的鏡頭應都被拍進去了。但該隊大隊長表示，這段視頻證據要上法庭才會提交。該隊長還表示，判定是否黑車的依據之一是外地牌照，特別是張軍的“皖Q”牌。

　　鄂州類似執法曾出現過

　　記者上網搜索，發現鄂州客管處遭被查獲車主質疑“做籠子”的報道還有2次——。

　　2004年8月26日，有黃石、大冶的司機向當地媒體反映類似情況。對于司機們的質疑，鄂州市運管處征稽科科長、法制辦主任余子林說，公安部門有時也會派出“臥底”打入犯罪團伙內部破案，運管部門查處“黑車”也類似公安“臥底”，“目的是打擊違法，采取一些手段也有必要。”

　　2005年12月7日，大冶車主曹師傅遭遇類似情況，曾被媒體報道。

　　對此，曹師傅氣憤地說：“他開車剛過澤林站時，乘客曾打了一個電話稱‘我到鄂州了’，之后便掛掉電話。運管處的人在查處車子時，那名乘客卻離開現場不知去向。”而該處一郭姓副處長介紹稱，他們掌握到了充足的證據，證實曹某的車子未辦理道路運輸經營許可證，且對當事人和乘客均做了筆錄，如果曹某持有異議可申請復議。記者提出查看筆錄并要求與乘客聯系，郭副處長表示需要去上一級單位采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