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家寶總理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把“控制醫藥費用”列為深化醫療體制改革的重點。那么，如何有效遏制藥價虛高呢？當務之急仍是繼續加大對醫療腐敗的打擊力度，堵塞監督體系漏洞，完善招標機制，從源頭上根治醫療腐敗現象。日前，重慶市萬州等區縣的10家醫院與多家醫藥企業出爐了“民間版”的醫改方案，他們認為這個方案能夠破解現行醫療體制的死結。
由百余家醫藥企業、醫院和保險公司聯合在全國首次推出的“民間版醫改”——“惠民中國醫療行動”，2006年3月1日在重慶市萬州三峽中心醫院正式啟動。該活動最大亮點是：藥廠聯合醫療機構、保險公司等社會力量，通過民間集中采購的方式，控制醫藥流通領域中間環節費用，遏制藥價虛高，減輕患者負擔。方案還包括，病人實行會員制，以團購方式看病，在國內首推“直補模式”，從看病費用中返還患者部分現金；醫院制定相應措施杜絕醫生開大處方、吃回扣。據稱“惠民中國醫療行動”獲得重慶市萬州等區縣10家醫院和100多家醫藥廠商的支持。行動發起人重慶市長龍集團董事長劉群稱，該方案旨在破解醫改“死結”。
重構“生態鏈” 根治“行業病”
沒有百姓的健康，就沒有社會的小康。為解決百姓“看病難、買藥貴”的問題，國家自1997年以來，已先后10次降低中央管理的200多個品種藥品的價格，降價總額累計約100億元。但百姓的切身體會卻是醫院藥品越來越貴。
河南省監察廳副廳長儲亞平告訴記者，現在的許多藥品，出廠價與零售價之間存在巨大的差距，不少藥品的最終售價要高出成本價10倍以上。儲亞平所說的藥品價格嚴重離譜并非空穴來風。有業內人士披露，一瓶綜合成本不超過2.5元的“鹽酸丁咯地爾”，市場零售價是68元。另外的某種藥品，成本價只有4元，在衛生系統招標中漲到25元，賣到病人手里卻漲到76元。
重慶市長龍集團董事長劉群將劍鋒指向官方版的藥品招標，稱有些地方的“藥品招標潰不成軍”。 山西醫科大學副校長吳博威等通過調查發現，藥價虛高主要是在藥品的招標、競標、推介等流通環節中產生的。現在，每年用于兩次政府藥品招標的“活動”經費高達1000萬元以上的藥廠并不是少數，而政府招標辦的官員和“專家”也不辜負廠家的慷慨，幾乎讓它們全部中標。醫院也因此有理由進行二次招標。廠家為使藥品最終進入醫院，必須打通醫院招標辦、醫院領導、藥房主任、藥房管理員、醫生等多個環節。這其中，“醫藥代表”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們通過多種形式的回扣、藥品發布會等進行不正當促銷。所有這些環節的花費都必然要計入藥品報價，并最終轉嫁到患者身上。巨大的差價利潤都消耗在藥品的招標、競標、推介等流通環節。
北京中醫藥大學教授方廷鈺也指出，招標過程中出現的諸多弊端，形成了一個“吃藥品肥水”的中間階層，藥價自然很難降下來。
由于國家不允許醫院直接從藥廠進藥，只能從醫藥公司購進，藥品從生產到醫院的中間環節太多導致了藥價居高不下，最終到患者手中已是成本的幾倍甚至幾十倍。
為此，劉群提出了醞釀兩年的“民間版醫改”模式：由他所在的藥業集團發起并參與，成立由藥廠、藥品流通企業、醫院、保險公司、醫療消費者組成的一個“惠民中國醫療行動”組織，以“直補模式”來控制原來藥品流通及使用環節中的不規范行為。
長龍嚴格測算廠家的成本，通過開放、限價的采購平臺，與藥品廠家建立合作供應關系，將廠家的利潤控制在10%以內，并為醫院留下20%的費用和利潤，另20%直接回補給患者。 據三峽中心醫院透露，患者只要花20元辦一張惠民卡，即可參加直補，在醫院專設的惠民定點柜臺報銷藥費（按藥品零售價6.8折的20%），而做CT、核磁共振檢查則可直接優惠20%，其他檢查優惠5%。
這一模式中指定要給患者20%的利益并以現金形式打入患者賬戶，既體現出劉群出于商人的精明，又反映出目前趨緊的醫患關系。高額不透明的醫藥費使許多患者對醫療機構產生了信任危機。曾曝出“天價醫療費”事件的哈爾濱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院的全國政協委員李文志，在全國政協醫衛界別的小組討論會上就坦言：“現在醫生明顯能感覺到患者的不信任。”
劉群表示，他對自己的模式取得成功很有信心，其原因是他可以通過降低看病費用支出集結一大批消費者，從而形成團體就診優勢與醫院談條件。而醫院也樂于擁有更多客戶并獲得與其他醫院的競爭優勢。至于藥廠，則可以大幅度降低推廣費用，且立即獲得聯盟內的醫院供藥機會，自然樂意參加該組織。保險公司進入該模式，也是看中未來聯盟內的大量患者，它主要提供醫療保險和意外傷害保險。
總之，參加行動的各利益群體在民間集體采購平臺上可望形成新的“生態鏈”系統。
化學名處方 挑戰潛規則
九三學社的最新調研發現，目前市場上的藥品按銷售利潤可大致分為三類：一類是微利或無利藥，約占總數的10%，這類藥本身的價格都很低；另一類是利潤適中（7%～12%）的藥品，約占50%～60%；第三類是價格嚴重離譜的藥品，平均利潤70%～80%，有的可達幾倍甚至十幾倍——這類藥雖然只占1/3，但在醫院的營銷量大，也是醫生樂于開的處方藥品。人們常說的藥價虛高，主要是指這類藥品。
劉群認為，藥品招標措施并不能解決藥品購銷、使用的潛規則，反而制造了新的潛規則，低價藥“中標就死”，醫生“不開對的，只開貴的”藥品，導致廉價藥品全面退出醫院。
對一般行業來講，吃回扣、拿紅包、收提成等腐敗現象應是一種高風險的行為，只有極少數人才敢鋌而走險。可是，在醫療衛生系統，醫療腐敗竟然在局部地區成了一種流行的潛規則。“現在抗生素的回扣行情不少于30%，低于這個價，人家就不理你，即進得了醫院也進不了科室。”一位藥企推銷員的抱怨似乎證實了這種潛規則的威力。
最近，四川省嚴厲打擊醫療衛生系統腐敗行為，查處一批涉案金額近千萬元的典型案件，128名醫療衛生系統醫務人員受查處，其中36名是衛生系統的領導干部和醫院院長、副院長。
在這些醫院系統領導和醫生眼里，原有的“潛規則”已變成了公然的“合理”行為，并由此建立了一整套固定的收受回扣作業流程：醫生開處方-藥房統計提供數據-醫藥代表將數據交公司核對-藥品經銷公司定期按數據計算回扣-醫藥代表給開處方的醫生發放回扣。
目前的藥品招標制度難以約束醫療腐敗的發生。上述案件的查處中，有一種名為“典沙”的藥品，每支出廠價為13元，招標中標價為每支33元，而“典沙”藥商給醫生的處方回扣費是每支8～10元，另給科主任1元/支，藥房統方費1元/支，扣除這些“回扣”支出，醫藥代表仍有每支8～10元的利潤。他們所獲得的巨大利潤，無疑都轉移給了患者承擔。
對這種潛規則，“民間版醫改”也有一定的應對措施：取消按藥品名開處方慣例，醫生開藥一律以化學名代替。醫生即使想給某公司多銷售點藥品以便提成，也苦于無法對號入座。
該模式的操作程序為：醫生使用化學名稱開出處方，如“皮炎平”只能開成地塞米松軟膏，藥方經過“惠民中國醫療行動”組織審查后從藥房取藥，而地塞米松軟膏這一化學藥名有多個藥廠提供的如“皮炎平”一類的產品名，電腦自動從中選擇一個合適的品牌，醫生不知道最終賣出的是什么品牌的藥，從而無法獲得回扣。
自3月1日起，重慶市萬州區三峽中心醫院、重慶市豐都縣人民醫院等10家醫院已經開始實施開處方只能寫治療用藥的化學名，藥房不指定品牌取藥制度。
政府職能回歸 堵塞監管漏洞
“民間版醫改”模式發起人、重市長龍集團公司董事長劉群在推出自己的醫改模式的同時，也毫不顧忌地抨擊了現行的醫改模式。
“國家醫療改革不成功的原因在哪里？因為方案的制定者并不了解醫療改革真正的癥結在哪里。”劉群表示，導致目前醫改難以取得較大進展的另一原因是，衛生部門把醫院當作自己的兒子，因此難以真正下決心來改變目前醫療體系中的一些問題。此說法與政府職能存在“缺位、越位、錯位”的觀點有異曲同工之處。政府有關部門只有從藥品招標中全身而退，才能真正實現加大監督打擊力度，填補監督漏洞的目的。
那么，在此次所謂的“民間版醫改”當中，當地政府到底扮演了怎樣的角色呢？當地媒體《三峽都市報》有報道稱，重慶市相關區縣的黨政領導和衛生系統官員參加了這個啟動儀式，重慶萬州區委副書記到會祝賀，并要求“惠民中國醫療行動”的組織者、舉辦者嚴格遵循國家醫療政策，精心組織，扎實工作，不斷探索，真正使老百姓得到實惠，在積極推進醫療衛生改革中取得好成績。由此不難看出，當地政府對此事既支持又不參與的基本態度。
正如參加今年兩會的一位政協委員所指出的，政府藥品招標采購本身愿望是很好的，目的是為了減少中間環節，但現在做著做著，一些事情就做歪了。參與招標的企業把更多的錢都用在了對招標辦、衛生部門、評審委員會等等的公關上。
政府部門身處事中很難發揮有效的監督作用。而對民間集中采購政府恰恰能夠發揮應有的作用。在此次重慶“民間版醫改”里政府就不應該出現“裁判”缺位的現象。比如，重慶長龍集團在對外宣傳時，一再聲稱該行動是一項社會公益醫療活動。但是參與采訪此次“民間醫改”的記者卻發現，長龍自己的商業費用和利潤大約占了10%。重慶長龍集團通過其設計的這一商業模式為其未來可能的快速擴張鋪平了道路。目前，參與該行動的10家醫院的年營業收入為10億元，按照“劉群模式”測算，長龍可從中獲得約1.3億元的收益。
作為一家企業，長龍在活動中獲得一定的收益本無可厚非，關鍵是政府有關部門一定要把好監督關，使此次活動在公開、公平、公正的氛圍里健康地推進，探索出一條有普遍適用價值的醫改新路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