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衛鎖形容自己當年的西部乳業萬里行是“抱著棺材走路”，用他自己的話說，有人買他的人頭。因為他站到了“另一個利益群體的對立面上”，打破了潛規則。漠視、流言、恐嚇、家庭矛盾……讓他身心俱疲。很多人都不理解他，活動過程中，有的企業婉言回絕，說負責人不在，搪塞了事；有的則直接閉門謝客；有的雖表面熱情，卻惟恐記者拉贊助或搞新聞曝光；政府官員也熱情、冷漠不一，有的甚至直言不諱地問：你們到底想干啥？

　　“乳業很不和諧，其實我就想讓更多的消費者了解、診斷、治療中國乳業的頑疾。”蔣衛鎖這樣解釋自己的動機。

　　蔣衛鎖說，他能頂住壓力沒有退縮，是因為有更多的人在支持他，那就是業界的有識之士和廣大的奶農。那時每到一處，熱情好客的奶農都把他們團團圍住，反映問題，透露乳業內部的一些暗箱操作行為，甚至把一些摻雜使假的照片制作成光盤偷偷送給他們……

　　真正令他尷尬的是資金上的壓力�；顒又�初，蔣衛鎖把苦心經營多年的“水碧園”酒家以15萬元的價格賣掉，作為西部乳業萬里行的啟動資金。但即便如此，在活動即將結束時還是經費告急，缺口5000元左右。現在看來，也許5000元算不了什么，但當時從新疆返回，3000公里的路途要走3天。路費再加上10多人的食宿，讓蔣衛鎖很是尷尬。最后他們只好省吃儉用，住最便宜的招待所，吃最便宜的飯菜，每個人都想方設法湊錢……而最讓蔣衛鎖后怕的是，當他們返回途中經過哈密時，依維柯車子的兩個前輪發生異常，司機下車一看，兩個前輪箍像火球一樣通紅，差點就發生車毀人亡的慘��！

　　“打假維權成本太高，這是最困難的地方。”蔣衛鎖感嘆，他呼吁人人打假，但這只是一個理想狀態，現實中這是不可能的；反過來個體的力量畢竟有限，僅靠少數人也不行，需要更多的人參與進來，這是一對矛盾。最理想的狀態就是無假可打。“但只要有假冒偽劣，我就會一直打下去，我今生和乳業綁到一起了。”

　　首先是農民，然后是商人，最后是打假維權者。蔣衛鎖對自己生活中的角色這樣定位排序。“我和王海不一樣，他打假能賺到錢，我沒賺過一分錢。”蔣衛鎖說，最令他感到欣慰的是，三聚氰胺事件爆發之后，尊重他的人多了。

　　蔣衛鎖隨身帶著兩包以他名字為品牌的羊奶粉。他現在經營著十來家蔣衛鎖乳品連鎖店，奶源來自于他手里的十幾個奶牛小區，十幾個奶站，由專人監控質量，加工環節交給他信任的企業。他認為，“主要也還是資金不足”，目前能努力做的就是以個人品牌為賭注，把“蔣衛鎖”牌乳品連鎖專賣店開展起來，以實際行動振興中國乳業。（實習記者 宿希強）

　　黃靜：懲罰性賠償離光明還有多遠

　　2009年3月5日，距離消費者權益保護日進入倒計時之際，華碩案的女主角黃靜再次站在了眾多媒體面前。

　　此前，黃靜的代理人周成宇向各家媒體發布消息稱，3月5日上午10時，黃靜到檢察院領取完國家賠償金后，將在距離檢察院100米左右的北京龍都賓館一層召開記者溝通會，屆時黃靜本人會將這筆賠償金全部捐獻給中華思源工程扶貧基金會。5日早上9點，周成宇向媒體群發短信，稱“因受到不明力量干擾，出現諸多巧合事件形成戲劇性變化”，地點更改為北緯四十度大酒店。

　　然而就是這樣一場普普通通的溝通會，卻遭遇了一系列非同尋常的“變故”。在溝通會現場，該酒店工作人員不止一次出面阻止見面會召開。當媒體記者就座后，現場突然斷電，整個溝通會陷入一定程度的混亂之中，而記者發現整個酒店只有該會議室沒有供電。對此，酒店方表示：“我們是開門做生意的，你們的話題太敏感了”，不管是什么活動都不能辦下去，損失由酒店賠償。

　　其實，在見面會前夕，一系列“怪事”便接二連三地發生了——原定酒店地點的無故變更；原定受捐贈的基金會不接受捐贈；原定幫助周成宇檢測涉案電腦的一家IT專業媒體臨時提出，因為壓力過大，不能提供現場檢測；原定于3月5日領取國家賠償金，因法官身體不適，領取賠償金的安排延后。

　　太多的意外事件集中出現在召開記者溝通會的這幾天，而這么多偶然集合在一起，似乎也構成了一種必然：在巨大的經濟、地位、實力差距面前，普通消費者維權勢必還要在黑暗中前行。

　　黃靜與跨國公司華碩的糾葛源于一臺普通的筆記本電腦。然而，讓黃靜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就是這樣一個再普通不過的行為，卻埋下了她10個月牢獄之災和漫長維權之路的禍端。

　　一個維護自己權益的普通消費者，甚至在自己的維權官司還沒有開始的時候，就因為另一場官司身陷囹圄。10個月的牢獄之災對黃靜這個弱女子來說，經受的精神和肉體上的打擊都是難以估計的。

　　從華碩案中我們不難發現，消費者同大公司、大企業發生糾紛后，吃虧的往往是消費者一方。在利益關系的驅使下，公司與個別媒體勾結、公司與政府勾結的現象已是屢見不鮮，普通消費者作為弱勢群體，其維權之路的艱辛可想而知。

　　2007年11月7日，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檢察院以證據不足為由，對黃靜做出不起訴決定。2008年6月16日，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檢察院對黃靜發出審查刑事賠償申請書，賠償請求進入確認程序。在這件事上，法律終于給了黃靜一個公道的答復。

　　然而，黃靜與華碩之間原被告角色互換后的新官司，才剛剛拉開帷幕。在這場官司里，官司的一方依然是一個弱女子，官司的另一方依舊是跨國大公司。

　　其實，回顧過去一些類似的維權案件我們可以看到，普通消費者維權難是一個十分普遍的現象，除了一些誠信至上的商家能夠主動承擔消費者的損失外，那些和商家協調未果、最終以法律途徑解決的案子，往往都會以消費者的失敗而告終。這也就是為什么個別消費者勝訴的案子總能在社會上引起極大轟動，并被冠以“里程碑意義”的原因了。

　　“黃靜維權案”的最終走向暫時無法判斷，當人們都把關注的焦點集中在“500萬美元的賠款要求是否漫天要價”，我們是否更應該關注如何建立起一條普通消費者維權的康莊大道呢？這條大道應該是公平的、法制的、充滿誠信的，能讓普通消費者和跨國公司站在一個平等的天平上協商解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