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黑暗中的新聞發布會，帶給了我們太多關于黑暗的思考，伴隨這場普通消費者與跨國大公司之間本就不平衡的博弈，關于“勢”與“理”的思考也一次又一次沖擊著人們的神經，也許我們身邊的某個人就是下一個遭遇此類問題的消費者。那么，當我們處在黃靜這個位置的時候，我們是否會更加期待能有一個健全的機制，去真正地保護普通消費者的利益呢？但愿明天，普通消費者的維權之路會更加平坦。（本刊記者 李穎）

　　熊武：公益訴訟急需體制和資金支持

　　隨著大眾生活水平的提高，出門打車成了更多消費者出行的一種選擇。但是當消費者面對“空駛費”時，似乎只能是默然應允和無可奈何。

　　2005年，一位年輕的律師將出租車收取空駛費的“行規”推上了風口浪尖，他便是第一位站出來對司空見慣的空駛費說“不”的人——熊武。

　　據了解，北京市出租車空駛費標準是1988年制定的，當時北京市政管委、市物價局、市財政局聯合下發了《關于調整北京市出租汽車收費標準的通知》，規定出租車超出20公里要加收50%的空駛費。而在1998年，北京市物價局又將空駛費起收的里程縮短到15公里。

　　面對這份有“深厚”歷史背景的“紅頭文件”，打這場空駛費的官司顯然是在質疑北京市相關部門的文件不合法、不合理。但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熊武依然站在消費者的立場打起了這場“必敗無疑”的公益官司，向“空駛費”發起了質疑，從而引發了廣大消費者對出租車行業的收費、服務、管理等方面問題的深度思考。

　　4年前，作為被告的北京金巢出租汽車公司在開庭當日并沒有請律師，只有業務經理和車隊隊長出庭。該出租車公司業務經理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曾說：“原告完全找錯了對象，我們是按照市政府的有關規定收取空駛費的，我們沒有任何過錯，如果非要告，他應該告市發改委。他招手了，上我們的車了，就是認可了我們和他之間的營業合同，就認可了空駛費。”

　　熊武要求出租車公司返還5元空駛費的事件，是一次偶然，也是一場必然。針對這一說法，熊武解釋說：“因為這種收費本身就不合理，偶然被我發現，原本它就必然會被百姓所揭穿、指責。官司最終是敗訴的，但經媒體的大量報道和公眾的討論，相關主管部門也認識到了這一問題的不合理性，達到了預期的目的。”作為一名法律從業人員，熊武覺得自己有義務對這種“行規”說不，至少失敗也是一種啟示，讓老百姓知道自己的車票錢是怎么產生的。

　　不僅僅是北京，全國大部分城市都對收取空駛費進行了強制性規定。2005年10月11日，熊武又以特快專遞的方式依法向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提出“建議書”。

　　面對一場受社會關注的公益維權，熊武最大的煩惱來自于出租車公司的不理解。“出租車公司對我意見很大，他們認為政策是物價局制定并發布的，我應該去告物價局，但依我國現行法律規定，抽象行政行為（物價局對出租車運行價格的規定屬于抽象行政行為）不屬于行政訴訟立案。這種不合理規定的源頭在我國出租車管理體制上，目前，出租車行業還屬于壟斷行業，出租車公司或多或少和政府部門有些關系，所以要從根本上破除出租車行業的尋租與壟斷的體制。”熊武說。

　　3月9日，記者致電北京某出租公司后得知，目前在北京，消費者乘坐出租車超出15公里后，依然會加收空駛費。

　　2008年12月21日，鐵道部下發《關于調整兒童票身高的通知》。這一政策的出臺體現了政府作為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執行者，在客觀事實的基礎上對現有的一些公共政策作出了適時調整，贏得了百姓的支持。但在出租車壟斷行業，政策上的砝碼卻嚴重地在向著出租車公司傾斜，讓眾多消費者別無選擇地為出租車空駛費買單。

　　目前在我國，消費者面對壟斷行業的消費訴訟糾紛普遍存在著起訴難、舉證難、鑒定難及訴訟成本大、代價高等困難，對公益訴訟，缺乏相應的制度和資金支持。

　　法治的進程，離不開每一個人的努力。每一位富有正義感和責任感的公民，都應該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為社會公益陳述和辯護，從而進一步推動我國的法制建設。熊武之所以敢于挑戰出租車業行規，因為他堅信路是人走出來的，理是人討出來的。（本刊記者 李穎）

　　戴元龍：壟斷企業公關無處不在

　　一年一度的“3·15”國際消費者權益日，經由多年的宣傳鼓動，消費者的權利意識日漸深入人心。這種權利意識的覺醒，當然與一批批民間維權斗士、先鋒的努力所推動的社會進步分不開。

　　戴元龍便是一位這樣的維權斗士。

　　2009年3月15日，在中央電視臺“3·15”晚會上，戴元龍成為消費維權“全國特別貢獻獎”三位候選人之一。

　　次日，戴元龍來到本刊會客室，對記者暢談起了維權話題。

　　一小步成就一大步

　　消費者的權益沒有免費的午餐，權利從來都是爭取得來，而這爭取的舉動，大都始于對不公的義憤而邁出的一小步。

　　戴元龍笑著打開了話匣子，“第一次維權也是不經意間的行為。”然而這不經意間的一小步，卻使得自己一發不可收拾，投身民間維權。隨之而來的是電信行業這幾年漫游費等資費普降，全國老百姓也都從中得到了實惠。

　　戴元龍坦言自己出身于農村，毫無背景。1990年7月，戴元龍從寧德財經學校財政專業畢業后，即任莆田公路段辦公室主任，1994年起斷續地任莆田公路稽征處稽查副科長9年，之后任某公路通行費征管站副站長5年，2008年又回到稽征處擔任稽查副科長。

　　2002年，戴元龍起訴電信公司，索要固話市內話費清單，一審勝訴。此為同類案件國內首例勝訴。然而壟斷行業的影響力，遠遠超出了他的預計。

　　“從話費清單，到來電顯示費用，再到漫游費，乃至月租費，電信行業的好多資費標準都是沒有合法依據的。”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