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董倩:
歡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聞1+1》。
今天我們的節目關注兩件發生在校園里面的新聞,但是這兩則新聞所引發的關注和討論,卻遠遠超過了校園的范圍。
首先來看第一件,在廣東佛山有一所高中,要求學校里面所有的女生不能留長發,一律剪短。如果你要留長發,對不起,就不能留校,如果留校就必然不能留長發。一件這么簡單的小事情,怎么就會變成一個兩難的選擇呢?我們先來看看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
解說:這30名女生是佛山市禪城實驗高級中學的高三音樂班學生,昨天下午上課時間,她們被校方擋在了門外,原因是她們的頭發不符合學校的規定。學校要求她們不剪成短發,就不許進學校,甚至通知保安,如果有人進來,就報警。
學生: 他說我們剪了(頭發)校風就回來了,以我們剪頭發作為校風的標準嗎?
學生: 可是頭發的長短,不可以用來衡量學校校風的標準,一個學生的素質,難道剪了頭發,就是校風的好嗎?
(短片字幕)
一個多小時之后,學校德育處張主任走出校門,讓記者進入學校的會議室接受采訪,并允許所有同學跟著進入學校來到會議室……
學生: 你們千萬不要聽那些校長、那些主任亂講,我們所講的全都是真實的,我們沒有辦法才找你們。
佛山市禪城實驗高級中學德育處 張主任: 開學第一周,我們已經進行了儀表檢查,她們在座的都是已經登記了不合格的。
記者: 什么不合格呢?
張主任: 頭發長,因為我們學校有規定,上個星期五發了一份致家長的一封信,家長已經同意,那學校也必須要執行自己的觀點。
記者: 然后你們就不讓她們進學校?
張主任: 沒有啊,今天下午我們讓她們做出一個選擇。
記者: 他們說,保安說,如果她們進了學校就要報警。
張主任: 今天上午校長來跟她們談的時候,叫她們選出三個選擇,一,按學校規定(把頭發剪短)。二,停學。三,轉學,退學還是轉學?
學生: 轉學。
學生:退學。
張主任:你看她們這些同學,剛才給我寫的所有的答案是什么,不剪發,不退學,那么就是停學,她們自己選擇停學。
記者: 那如果停學的話怎么辦?
張主任:如果是停學的話,我們還有一份相應手續過去。
記者:但是你們不能這樣子,一下子就把她們趕出去?
張主任:沒有,她們自己整頓,今天上午就整頓了。
學生:你是趕我們出去的。
張主任:沒有,只是整頓。
記者:你們是整頓,她們站在學校門口就是整頓?
張主任:就是整頓,他們這方面沒有去整。
記者:去哪里整?
張主任:頭發長要去剪啊。
記者:去外面把頭發剪掉,不剪掉就不能進學校。
張主任:不上課的。
學生:沒有辦法溝通,多次威脅我們,用退學、檔案,怎么說都是按他的說,全部按他的做。
主持人:好,謝謝張老師。
剛才張老師也說了一個,學校可能有更好的方法,因為學生不接受,說明這個學校的方法不是很妥當。
白巖松:這點是當然需要反思的,我覺得今后這個學校繼續可以去實行這樣一個規定,帶有個性化的規定,但是每次都跟家長包括新生有一個更好的溝通。
主持人:商量著辦。還是回到這個問題,怎么去跟學生溝通,因為這回佛山的高中采取了一種很極端的方式,你不聽我的就別進校。
白巖松:不能在學生一直念到高三的時候,才給大家三種選擇。而是當他選擇這所學校的時候,就有一個明確的類似這樣的契約,我們這個學校有這樣的規定,你接不接受,如果接受的話,歡迎你報考我的學校。甚至來報考我的學校的時候,就天然地等于你接受了我的這個規定。所以我覺得全社會都應該建立這種契約精神,而不是在中途的時候,開始沒有一個民主協商的過程,而后單方面地去改變這樣一個契約。
主持人:你怎么看這些小姑娘,最后把社會的力量,把記者請進來加入到這個事件里邊來?
白巖松:現在的學生們維權的意識比我們強得太多了,比我們那時候強得太多了。所以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我覺得剛才我們連線的嘉賓說得非常好,不妨學校把這樣的一種行為也看作是自己教育當中思考的一部分。我們怎么告訴孩子更好地維護自己的權利,而且是在一個非常好的這種途徑當中,不讓他們心靈受傷害,不讓他們的課業受到傷害,我覺得學校也沒必要用強硬的方式,這只是自己的孩子。
主持人:剛才我們關注的是發生在廣東佛山高中的一件事情。接下來我們再關注的這條新聞是發生在南京,老師拖了一會兒堂,學生居然就撥打了110報警,這件事情聽起來很滑稽是吧,到底怎么回事,我們來看一下。
《南京晨報》記者 朱宏俊:班主任老師無故延遲放學時間,他只是有急事,用手機打了個電話,班主任老師就把他手機給沒收了,他就借用了同學的手機撥打了110報警。
解說:女生手機被老師沒收,竟撥110報警,這兩天《南京晨報》的一篇報道,被媒體廣泛轉載。9月21號下午4時,南京市下關區職業教育中心下午兩節課后,酒店管理專業16歲的小劉準備放學,然而班主任薛老師突然表示有事交代,小劉放學后有急事要辦,就忍不住拿出手機撥打電話,沒想到薛老師奪過手機,表示要上交教務處,并要對她進行處理,小劉當即撥打了110報警。
朱宏俊:她報警的時候,特意提到了一個字“搶”,然后民警就到達了學校,女生跟班主任薛老師爭吵不休,民警遇到這樣的情況也比較意外,因為第一次接到這樣的報警,就覺得沒法調解,要學校來自己處理。
解說:據媒體報道,薛老師當時氣憤地對民警說,真沒遇到過這樣不講理的學生,下課之后在班里交代事情是分內工作,怎么就成了耽誤學生的放學時間。而且學校有紀律,課堂上嚴禁學生使用手機,而小劉就不這么認為。
朱宏俊:這個女生就比較生氣,認為,一,班主任是無故拖延她的放學時間,有不對,學校規定兩節課以后必須放學的。第二,她認為是在利用自己的課余時間在打手機,班主任是無權沒收她的手機。
解說:今天下午,南京市下關區職業教育中心有關部門拒絕了我們的采訪,關于此事該校辦公室寧主任對南京當地媒體說,他對該女生的行為也感到不可思議,認為女生很偏激,班主任利用課后時間處理班務問題是本職工作。然而小劉的家長對這點并不認同,并在媒體見報第二天給記者打了電話。
朱宏俊:很憤慨,他認為他女兒是沒錯的,他認為學校在有些方面對他的女兒不公平。第一方面錯誤是不應該沒收她的手機。第二個錯誤是他女兒在課堂上打手機不是上課時間打的。
解說:據悉,后來學校把手機歸還給了小劉,并對她進行了批評教育,事情至此不了了之。而對于這個事情,該校學生的看法也不一樣。
《江南時報》記者秦懷珠:同學反映不一,有的同學認為這個手機是我個人的財產,雖然老師沒有下課,但是已經到了下課時間了。有的同學認為那個學生不應該在老師沒下課之前打手機。
記者:學校有沒有規定老師可以沒收學生的手機?
南京市下關區職業教育中心學生:只要是老師上課,都有權利沒收手機,這是正常的。
記者:她報警這個行為,你覺得是合理的嗎?
南京市下關區職業教育中心學生:我覺得是正常的,跟我們不相關,我們不管他們的事。
主持人:北京話有一句話叫護犢子,家長,如果你是這個學生的家長,你會怎么做?
白巖松:我認為我自己的孩子做的是不對的,為什么?作為一個家長來說,我相信學校是出于更好的教育的目的,而且它有一定的合理性。個班主任、一個學校,我認為有權利,而且也有義務,對學生進行一種綜合的管理。我們換一個角度去想,如果班主任老師是在課上去講一些管理方面的事情,那學生會不會也打110電話說,他占用我們的學習時間在講另外一些事情。前一陣子教育部難怪會規定,班主任有權管理學生。我覺得我們現在有一些對自己的權利,包括對自己很多的自由有點過于放大的意思,因此清官難斷家務事,警察來了之后,這個還是屬于學校內的家務事,晃蕩一圈,只能走了,我估計他也搖搖頭。我們孩子還在成長過程中,我們也不好說他錯。但是從家長的角度來說,也沒必要那么憤慨地去給報社打電話,認為孩子都沒錯。我認為任何一個班主任在一個課堂結束了之后,而且十分鐘、十幾分鐘是有權利去進行班務的管理或進行相關的一些事情的提示,而在這個時候學校有明確的規定,學生不能打電話,但是這個女學生在打電話,老師過來要她的手機、沒收手機,學生之所以用了一個“搶”,如果她給了老師,老師會搶嗎,假如說存在搶的話。所以在這個過程中,我覺得我們過去太強調很多的權利,然后自由等等很多東西,但是要知道在小學、中學、高中很多階段的時候,我們要還給學校和老師更多的權利。
主持人:剛才我們關注第一條新聞的時候,廣東佛山的學生請來了記者,那么南京的學生居然就請來了警察,對這件事我們再連線張老師,看她的評價是什么。張老師。
張熙:您好。
主持人:您怎么看南京的這個學生她打110,把警察請來了這種做法?
張熙:我是明顯地感覺到,她的公民素質比較低下,或者她基本的公民教育沒有受到培養。
主持人:這話怎么講?
張熙:我們的110不是隨便打的,這應該是我們公民教育的第一課,應該是人身、財產受到不法侵害、受到自然災害、受到刑事案件以及急、難、險、重等重大事情的時候可以撥打110,而其它事情不能撥打110。那么在這樣的一個最最簡單的常識性的問題都沒有解決的話,那我認為她沒有受到公民的基本素養的一種培養。
主持人:我們知道從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要守規則、守秩序,比如我們上課的時候,連手放在什么地方都有一個非常明確的規定。那為什么孩子漸漸在成長過程中,反而有些規定、有些規則,就連最基本的素養都不具備,這什么原因?
張熙:這個形式,背手或者是靜坐這樣一種形式是在中國引進了班級社會制以后出現的,那么我們追求的是一種集體行為,集體達到一個目標的行為,那么在這個過程中很可能就犧牲掉了多樣化、個性化的一些特征,在這個過程中,每個人的自我意識在覺醒的時候就自然要對這些提出一些挑戰。
主持人:好,謝謝張老師。巖松你看今天我們說的這兩條新聞,都是學生在用各種手段保護自己的利益,保護是保護了,但是怎么從社會的角度來看?
白巖松:我旗幟鮮明地說一個有可能得罪人的但是個人觀點,其實我非常地在憂慮過程中,特別希望能擁有一種非常適當的師道尊嚴。為什么要這么說呢?如果過去的一段體罰學生等等很多行為,現在都處在全社會從法律到媒體到家長到整個網絡時代的全面的監控,我相信學校會在守法等等這種規則下越來越好。那么可是從另一個方面來說,我們是不是無限制地放縱學生的權利,最后使這種適當的師道尊嚴完全消失,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讓人擔心的事情。咱們先不說中學,說到大學去,大學里現在居然變成了有很多好的老師是被學生打分打得很低,為什么?好的老師管得嚴,所以學生年終的時候評分評得他很低,弄得現在很多不一定很好的老師學會了拍學生的馬屁,然后學生會給他打很高的分數,最后是校園里的十佳教師。如果長此以往的話,誰是吃虧者,我覺得還是孩子,還是家長。從這個角度來說,適當的師道尊嚴必須回到我們的教育系統當中來。
主持人:要再放十年前、二十年前的事這樣的事不會出現,現在學生會保護自己了,這是進步還是某種程度上是退步?
白巖松:但是我擔心的是,我們很多事情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我覺得在目前一個全面監控的情況下,過去的那樣一個極端可能會出現一些太過嚴厲、太過學生的權利全面消失,但是現在又有可能在過于強調自由和權利的情況下的時候,使學校茫然不知所措,老師茫然不知所措。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我們嘴上都在呼吁學校可以自由辦學,他的自由何來。
主持人:一直以來,人們都覺得師生關系是最明確的一種關系,現在有點不明確了。
解說:這是我們在該校網站上找到的一段,關于學生發型的規定。女生發型標準為短發、劉海垂下不過眼眉,后不過肩,不可散亂不整理。根據我們得到的最新消息,30名女生今天上午再度被叫到德育處進行教育,暫時恢復正常上課。但校方仍然要求她們必須剪發,將于國慶假期前復查。
主持人:巖松,你認同這幾個女孩子對于堅持留長發的這種要求嗎?
特約評論員 白巖松:就是好多事情,好像我們會單方面地去說哪一方面的錯,但這件事情的時候,整個今天一天我都感覺非常復雜,因為從雙方面去看的話,似乎都有改進和去改變的這種空間。我們先來說學校,其實從學校角度來說,也是這件事情發生之后,評論給予了很多批評,包括認為學校好像做的可改進的空間更大。那我們來看一個教育部頒發的《中學生日常行為規范》,你看對類似這樣的行為教育部的規范是什么。“穿戴整潔、樸素大方、不染發,不燙發,不化妝,不佩戴首飾”。請注意這兩句話,“男生不留長發”,那這句話給我們的想象空間是不是女生是可以留長發的,要不為什么單有這句話。而女生不能做什么呢?是不能穿高跟鞋。好了,那從這一個因素來看的時候,就是說這所實驗高中它制定的規范是嚴格于教育部頒發的中學生規范的。
主持人:沒錯。
白巖松:這是第一個是不是它有需要改進的空間。第二個需要改進的想法是,為什么要用停課這種行為,有沒有更好的一種方式。在這三種選擇了,還有沒有第四種選擇。在這個過程當中,我覺得女同學留起長發了是一個過程,為什么已經到這樣一種結果的時候,才有了一個強行要求她剪發的結果。如果要有第四種過程,這個協議是大家很早就商量著定下來的,然后在她頭發長起來的過程中,就用其它的方式,更柔和的方式,使不至于出現這樣一種僵化的結果。所以我覺得學校還是有改進的空間。
主持人: 這事到現在,雙方都有點下不來臺的意思,如果說學校要是充分尊重學生的意見,這時候學生說,我留長頭發我又沒礙著學習,這學校應當怎么做,雙方好下臺。
白巖松:對,但是就在說完學校應該改進,而且好像更大的比例我們應該把這個棍子似乎打在學校身上。但是換一個角度去想,我倒想這個問題,我們是不是在學校里頭對學生的權利和自由已經談得太多了,是不是有的時候會到了有點矯枉過正的地步。
主持人:為什么要這么說?
白巖松:為什么要這么說呢,比如說當這些女同學提出她要留長發的理由的時候,突然覺得看到了某些不合理性,她說她們是音樂班的,據她們的師姐講,留長發更容易給將來的面試的考官留下好印象。可是查遍了這樣的規范,沒有所謂的留長發印象分的感覺,而且學生們也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外在的形象當成自己重要的法寶。這是第一個,我覺得沒必要。
第二個很重要的一點,這項規定是學校很早就制定的,用學生的話來說,即使是從去年3月份制定的,那學生是心知肚明的,你是接受了雙方這樣一種協議,學校明確有這樣的規定,你接受了它,后來你單方面地去改變了它,那你為什么當初不在你不接受的時候去進行一種協商談判。我覺得這是第二點要考慮的。
第三點要考慮,從個人角度來說,高中畢竟不是義務教育階段,而且它是一個實驗高中,應該允許我們的學校有一些帶有個性化的這種管理的方式。換個角度去想,高三音樂班的學生是不是就沒有體育課呢?那么留長發方便嗎?這是一個。還有一個,他們很多學生是住校的,那么從整理的角度來說,短發更容易整理。所以我個人的主張,當然這可能挨棍子,可是從我個人主張來說,我們一味地單談權利的時候,有些放到一些小學、中學包括高中里頭不一定恰當,我倒覺得短發更好,但是長發也不必用強制的方式去解決。
主持人:在這件事上,學校和學生雙方都覺得自己有道理。接下來我們就聽聽一位教育學者方面,他是怎么看的。我們來連線北京教育科學研究院基礎教育研究所的副所長張熙老師,張老師您好。
北京教育科學研究院基礎教育研究所副所長、博士研究員 張熙:您好。
主持人:首先我想聽聽您的意見,就是學校有沒有這樣的權利,就是可以硬性規定我的學校學生應當留什么樣的頭發?
張熙:如果簡單地說,我個人認為,學校可以根據自己的辦學風格和追求的目標,對學生的著裝和儀表進行一些硬性的規定。那么應當說教育部剛才主持人呈現的這個標準,應該是作為一個基本標準。那么我們都知道,每個學校應該是獨特的,每個學校的辦學風格是不一樣的,那么你應該根據這個目標對自己的學生進行一些設置,但前提條件是,全體師生都一致認同這樣的學校文化。
主持人:張老師您覺得學校廣東佛山這所高中這么處理問題,有沒有不妥當的地方?
張熙:我想還是應該有改進,我很同意剛才巖松那樣說,從我的角度來看至少有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是從學校的管理工作而言,它可以做得更精細,或者更細致。從兩個方面可以看出來,學生一直在說,我們是被退學,我們不退學,但是學校一直在說的是轉學問題,或者停學問題。那么也就是說,學校和學生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那么學校應該對學生進行一定的解釋。從另外一個細節來看,學校雖然跟家長有了協議,但是它并沒有呈現出跟學生有協議,或者征求過學生意見的一些證明,那么也就是說,它單單是跟家長有約定,而沒有跟學生約定。在這個過程中,應該是學生為一個教育的主體,應該征求他的意見是最主要的,所以我覺得在這方面,管理工作應該做得更為精細一些。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我也認為教育工作還真值得改進,因為學生并沒有學會用正當的一種方式來表述自己的權益,他只是說我要尋求幫助,我尋求了社會力量,那么他也沒有一種正確的途徑,來為自己的權益做一種保護。歸根結底來講,雖然是社會、家庭和學校都有責任,但是我覺得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來講,我愿意今后在教育方面做更多的改進工作。